正文
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原创首发)
杨佳事件具有相当的符号意义，估计杨将不久于人世（我本人认为他不当判死刑，因为警方过错在先）。杨佳事件无论对于他本人、他的母亲、也无论对于无故牺牲的警察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杨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开头与杨佳事件极其相似、但最终却以喜剧落幕的故事——威尔柯克诉莫克尔案。从两件事的对比中，我们应当汲取点什么以为法治国家建设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国公民威尔柯克驾车在大街上行驶，被莫克尔警员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依据1939年的全国登记法，当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员向一个公民索阅身份证时，他或者给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在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员出示。但是威尔柯克拒绝出示，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出示。于是警方将他检控。威尔柯克辩称，该法是战时法，1950年10月9日的枢密院令已经宣告紧急状态结束，该法效力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因此他没有义务出示身份证。主审的保安官（一译治安法官）认为法律有效，判威尔柯克败诉，但同时宣布无条件将威尔柯克释放。威不服上诉。由于该案涉及一项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事关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庭研讯。结果判决该法有效，威尔柯克罪名成立。但判决同时宣告由于事情太小，不予处罚（这其实是对警察的批评）。
大概由于健忘，二战胜利的喜悦使英国人忘了废止该法，该案主审法官不愿意承认“枢密院（行政机关）”有终止议会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面上承认该法的效力。该案宣判不久，全国登记法即被议会废止。该法被废止的当日，英国人自发地集会，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身份证付之一炬。英国除了战时是没有身份证的。前几年，因为其他欧盟国家都有身份证，他们觉得英国人没有身份证对他们的管理带来不便，这不公平，遂要求英国人制定身份证法，不知结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审法官高达（Lord Goddard CJ）的话：“警察不要以为有权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车辆查身份证，“如果为追寻失车或有理由怀疑某一位驾车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问情由地，譬如说，向一位把车子在店铺外面停得太久的女士，或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向谁都要身份证看就完全不合理了。这一项国会立法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通过的，并不为我们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过。”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该案判决，再加上几句首席法官高达的话：“在战争早已结束的今天，还要祭出本来为战时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只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杨佳吧！“我国常以警民之间感情融洽自豪。这一类行为只有使人民不满警察，使他们在应该协助警方的时候跟警方捣乱。”想想瓮安吧！）
回顾了威尔柯克案，再看看杨佳事件的录音整理稿，（将录音的两个版本都附录于下），我想，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杨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种可能：
警方压根不会随便检查自行车牌照，因为公民有几个人会带它？而且，自行车牌照在中国已经不是强制性规定，许多自行车买的时候就没有牌照。连电瓶车买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还要多交十块钱（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这种执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因此就压根没有此案。（我从10岁会骑车开始，从来没有带过牌照［软照］，若干年来我的车没有硬照。这次新买的有了。从来没有人查过。不知怎么就查杨佳。）
第二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无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
于是放行。
第三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据某某法某某条，我可以检查。”
杨：我没有带。
警察：于某某日之前在闸北区某派出所交验。
于是放行。
（日后杨按时去交验，于是OK;或者杨没有去，于是引发诉讼。）
第四种可能：人民网强国社区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佳：“这是我租的车。”
民警：“租的凭证呢？”
杨佳递上租车凭证，“请看。”
警察看过后一扬手，或者敬个礼：“OK！谢谢您的配合！”
于是什么事也没有，于是警民和谐。
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与行人的互动，不可能引发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杨佳的报复性暴力。
现在呢？双方火气都很大。说杨的态度不好，民警的态度就好么（看下面的录音）？自己看不清证件，怨当事人么？更为严重的是，当杨佳出示了租车文件后，警察必须放行，其后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是明显的滥用权力行为。这还不是一般的滥用权力行为，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6个小时？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杨佳母亲“协助调查”，被从北京带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称这是强制，是暴力（注：杨母至今未能现身），有的朋友反对。如果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众或者是学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对暴力是如此的认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会是多么的难以和谐！我送给喜欢暴力的朋友一句亚圣的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我学亚圣的话说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则非自暴也，一间耳！”（一间，半斤八两也！）
警方应当通过一这事件对制度与行为进行认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脱责，这才是正确的。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上海警方应当回避，检察院应当进入调查，原因很简单，因为警方是一方当事人。
我建议，对于事件的结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专项调查，以此为契机，改善我们的警察制度，提高警察行为的法治化水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希望杨佳案能起到几年前孙志刚案同样的效果。
杨佳事件具有相当的符号意义，估计杨将不久于人世（我本人认为他不当判死刑，因为警方过错在先）。杨佳事件无论对于他本人、他的母亲、也无论对于无故牺牲的警察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杨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开头与杨佳事件极其相似、但最终却以喜剧落幕的故事——威尔柯克诉莫克尔案。从两件事的对比中，我们应当汲取点什么以为法治国家建设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国公民威尔柯克驾车在大街上行驶，被莫克尔警员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依据1939年的全国登记法，当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员向一个公民索阅身份证时，他或者给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在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员出示。但是威尔柯克拒绝出示，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出示。于是警方将他检控。威尔柯克辩称，该法是战时法，1950年10月9日的枢密院令已经宣告紧急状态结束，该法效力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因此他没有义务出示身份证。主审的保安官（一译治安法官）认为法律有效，判威尔柯克败诉，但同时宣布无条件将威尔柯克释放。威不服上诉。由于该案涉及一项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事关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庭研讯。结果判决该法有效，威尔柯克罪名成立。但判决同时宣告由于事情太小，不予处罚（这其实是对警察的批评）。
大概由于健忘，二战胜利的喜悦使英国人忘了废止该法，该案主审法官不愿意承认“枢密院（行政机关）”有终止议会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面上承认该法的效力。该案宣判不久，全国登记法即被议会废止。该法被废止的当日，英国人自发地集会，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身份证付之一炬。英国除了战时是没有身份证的。前几年，因为其他欧盟国家都有身份证，他们觉得英国人没有身份证对他们的管理带来不便，这不公平，遂要求英国人制定身份证法，不知结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审法官高达（Lord Goddard CJ）的话：“警察不要以为有权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车辆查身份证，“如果为追寻失车或有理由怀疑某一位驾车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问情由地，譬如说，向一位把车子在店铺外面停得太久的女士，或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向谁都要身份证看就完全不合理了。这一项国会立法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通过的，并不为我们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过。”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该案判决，再加上几句首席法官高达的话：“在战争早已结束的今天，还要祭出本来为战时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只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杨佳吧！“我国常以警民之间感情融洽自豪。这一类行为只有使人民不满警察，使他们在应该协助警方的时候跟警方捣乱。”想想瓮安吧！）
回顾了威尔柯克案，再看看杨佳事件的录音整理稿，（将录音的两个版本都附录于下），我想，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杨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种可能：
警方压根不会随便检查自行车牌照，因为公民有几个人会带它？而且，自行车牌照在中国已经不是强制性规定，许多自行车买的时候就没有牌照。连电瓶车买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还要多交十块钱（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这种执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因此就压根没有此案。（我从10岁会骑车开始，从来没有带过牌照［软照］，若干年来我的车没有硬照。这次新买的有了。从来没有人查过。不知怎么就查杨佳。）
第二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无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
于是放行。
第三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据某某法某某条，我可以检查。”
杨：我没有带。
警察：于某某日之前在闸北区某派出所交验。
于是放行。
（日后杨按时去交验，于是OK;或者杨没有去，于是引发诉讼。）
第四种可能：人民网强国社区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佳：“这是我租的车。”
民警：“租的凭证呢？”
杨佳递上租车凭证，“请看。”
警察看过后一扬手，或者敬个礼：“OK！谢谢您的配合！”
于是什么事也没有，于是警民和谐。
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与行人的互动，不可能引发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杨佳的报复性暴力。
现在呢？双方火气都很大。说杨的态度不好，民警的态度就好么（看下面的录音）？自己看不清证件，怨当事人么？更为严重的是，当杨佳出示了租车文件后，警察必须放行，其后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是明显的滥用权力行为。这还不是一般的滥用权力行为，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6个小时？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杨佳母亲“协助调查”，被从北京带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称这是强制，是暴力（注：杨母至今未能现身），有的朋友反对。如果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众或者是学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对暴力是如此的认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会是多么的难以和谐！我送给喜欢暴力的朋友一句亚圣的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我学亚圣的话说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则非自暴也，一间耳！”（一间，半斤八两也！）
警方应当通过一这事件对制度与行为进行认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脱责，这才是正确的。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上海警方应当回避，检察院应当进入调查，原因很简单，因为警方是一方当事人。
我建议，对于事件的结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专项调查，以此为契机，改善我们的警察制度，提高警察行为的法治化水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希望杨佳案能起到几年前孙志刚案同样的效果。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