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中见真情

患难之中见真情
　　1967年头几个月，杨勇还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领章帽徽被扒掉了，每天穿一身旧的绿军装，但他的身板依旧挺得笔直。军装穿在他身上，再合身不过，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他依然是军人。
　　一天，杨勇到军人服务社买牙膏，后面跟着看守的士兵。那时，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看见杨勇买了一把鞋刷子。晨耕注意到杨勇没穿皮鞋，他一定是买刷布鞋的刷子，却买了一把刷皮鞋的刷子。售货员什么也不说，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
　　晨耕没管那么多，上去打招呼，司令员……
　杨勇马上说，什么司令员，我不是司令员……
　　杨勇同志……晨耕换了个叫法。
　　同志也不是了。杨勇望了一眼和自己一样被扒掉领章帽徽的晨耕，尽管他们过去很熟，常常玩笑来玩笑去，但这种非常时候，他不想连累别人。
　　晨耕是文工团最先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每天监督劳动，只不过没那么严，晚上还允许回家睡觉。他想，反正我已经是“死猪”了，再开水烫也是死猪。晨耕坚持说，杨勇同志，你买的刷子是刷皮鞋的，不能刷布鞋。
　　杨勇感激地点点头。
一年四季，杨勇总爱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杨勇穿皮鞋。一次，西欧一位国家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杨勇的皮鞋式样真漂亮，问他是什么地方生产的。
　　杨勇笑着，说是中国北京皮鞋厂。
　　其实，他的脚早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所以他的这双三接头的皮鞋，能穿35年，脚后跟钉了个掌，还在穿。布底布面的黑布鞋，更因年代太长破得不成样了。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
　　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
　　确实杨勇的鞋不错，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可穿的时间太长了，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杨勇让夫人林彬补一补，林彬拿出一双新鞋，让他换上，说你那双鞋，连打掌钱都不值。杨勇舍不得扔掉这双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然是上班不离脚。
有一段时间，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72楼，只要他出来，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在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烧锅炉的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
　　王木匠心想，我怕什么，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
　　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
王木匠心想，我一个木匠能打倒到哪里去，连说没关系。
那时，杨勇在政治部食堂吃饭，虽然有人监管，还是有好心的干部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
　　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又总不能不叫杨勇出来放风，专案组就把他转到山上的小楼里关起来，不让他和群众接触。后来转移过好多个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的后仓库也曾关过。以后，杨冀平到工程兵部任副部长，还专门去看过那堵高墙。
　　但是，仍不能隔断战士和杨勇之间的同志之情。
看管杨勇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
　　看管的官兵不得不换一批又换一批。
　　又频频转移。
　　最后把杨勇转到邯郸裴堡农场。
　　杨勇在三０一治腿出院后，曾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住过一段。那时，不少还没有解放的老同志都住在这里，没事大家就一起聊天。
　　杨勇很乐观，话也比过去多了，他说过这样一段过程。
　　那是说起文革中有些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大多是无中生有，议论靠住靠不住时，杨勇说，我当时换过好几个名字，搬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怕我和战士熟了。其中叫过老杨，连名字也没有，临时住院时专案组给起了个名字王长树。杨勇说，到连队也没别的事，部队拉练去了，我们留守的人在一起打球，找个吹哨的，战士说就叫老杨吹哨，我就当了裁判。为了躲球，被场边上的枪绊倒了，股骨胫骨折。
　　当天晚上送到师医院。医护人员报告送来一个解放军老同志，院长马上来查房。
　　邯郸地区是当年的冀鲁豫战场，杨勇在这一带活动很多，几乎家喻户晓。师医院的院长是抗战时期的卫生员，一眼就认出了杨勇。半夜院长又来了，说首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杨勇马上否认，我不是杨勇。
　　院长说，我是当年你手下的卫生员，给你护理过伤。
　　杨勇还是不承认。
　　在那种时候，不知院长是好人坏人。
　　院长说，首长，你右边脸上这一个坑，是子弹打的。
　　脸上的伤疤谁都能看见，杨勇没吭声。
　　院长又说，你身上还有三块伤疤，在山东交界的什么什么地方，是抗战后期炮弹炸的。接着，院长讲了杨勇负伤的地点，说他当时是卫生员，给杨勇包扎过伤口。院长说你有什么事尽管交给我办。
　　在文革那种时候，人际关系复杂，杨勇虽然相信了这位就是当年的卫生员，但还是不敢说更多的什么，就说，你要想帮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写几个字，你找我爱人林彬。这以后杨勇被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被派来护理杨勇的战士小姚又给林彬拍了电报，林彬很快带着女儿京京从宁夏赶来。费尽周折，把请求让杨勇到北京手术的信递到了周总理手里。在总理关心下，杨勇坐专机由石家庄转到三０一医院，成功地动了手术，保住了腿。
　　杨勇刚开始到农场的连队时，被打入另册。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种稻子挖水渠，都是很重的体力活。对于一个近60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而专案组却不让他吃战士伙食，只许他吃二等的犯人伙食。吃了几天，连队自作主张，让杨勇和官兵们一起吃，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他，多给他打一点好菜。但杨勇很自觉，和战士一样排队打饭。
　　大约是1970年4月，军区保卫部来人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 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老杨“待遇”照旧，但他的心情总算有了一些晴朗。白天看不大出来，到了夜里，隔壁的战士常常听见杨勇在梦中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战士们说，不管老杨是白帮黑帮，反正他能打仗，咱们国家咱们军队肯定还会用他。大家商量着暗地保护老杨。
　　很多年以后，杨勇仍记得战士帮他捞手表的事情。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进军西藏前，看见杨勇戴的表好，就要换。其实他的表也不错，很老的劳力士，就是旧点。杨勇好说话，换就换了。以后杨勇一直戴着这块表。在裴堡农场劳动时，有一天洗手，表不小心掉到水渠里去了。
他本来想就算了。
班长命令全班战士下去捞。年轻人手脚麻利，很快捞上来。
　　于是，这块表成了杨勇的宝贝。
　　忘年的友谊就这样越来越深。
　　杨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离开了连队，战士们都很想念他。
　　杨勇也很想念裴堡农场的纯朴可爱的战士们。
　　1973年2月， 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从沈阳给裴堡农场的卫生员小吴来信说……别来已经两年，我们在连队相处虽只一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近60岁的老兵和年轻战友在一起劳动，给我的教育很大。……你们很快就要复员回苏州老家，也好，在军队锻炼几年，回到社会上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的事。我现在很好，沈阳军区有很多老战友一起工作，形势很好。连队如何？老同志还多吗？……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如果我有机会进关到河北邯郸地区一定到一连拜访……
　　杨勇生前一直想再去一连看看。在他生命垂危时，他还在想念患难之中对他真诚相待的干部战士。

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
　　1967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强迫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加上家中的几个破箱子，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天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一位管理局长咬着耳朵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但他扒着门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他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杨勇的孩子接到家中，我养。老人好心地说，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旧房子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小屋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了蜂窝煤火，以前没生过，不会用。孩子们睡了，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林彬中的煤气不是很严重，瑞平起来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倒在家里，林彬慌慌张张赶快开窗户。
好在不算厉害。
　　到第二个冬天来临时，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赶回北京，林彬写了一封信，让杨小平去找杨勇过去的老部下，求他帮忙让北北当个小兵。
　　那时，杨冀平自己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一腔热血，到了那里人家却不收，说离边境太近，成分不好，不符合条件，杨冀平只好扒火车返回北京。总不能呆在家里，他又在学校报名去山西插队。户口都转了，母亲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反正到哪都一样，杨冀平决定就去宁夏。
这样林彬主要担心老三北北，如果把北北安排了，老二冀平和女儿京京她可以带到宁夏。北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他去宁夏农场干活，他还干不动。半大孩子留在乱糟糟的京城，更不放心。
　　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从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看到母亲那么为难，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冷冰冰地出来，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连抬手之劳都算不上。可是在那种时候，躲还躲不及呢。
　　林彬没办法，她不可能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宁夏。只好狠心把京京也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只带冀平一个人走。
　　以后，杨小平到石家庄时把这些都告诉了还在被关押的杨勇。
　　杨勇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转过身去，仰望着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
　　林彬希望杨勇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组织上通知她单位。
　　专案组的人说，杨勇的结论就是“三反分子”，还指望什么结论，你要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这时，他们发现一把生锈的半截刺刀，追问是从哪里搞来的凶器，并报告警察抓走了杨冀平。
　　凌晨4点多了，眼看要误车，林彬才从派出所带回冀平，一起上了火车。
　　家里留下三个小孩子，瑞平、北北和京京。三个孩子中，瑞平最大，那年也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北北是“账房先生”，管全家的账。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多，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的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好的肉，孩子们三两下就吃进肚子里去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活鸡买回来傻眼了，谁也不会杀。三个孩子中的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当屠宰师。他蹑手蹑脚上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地上不动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北北说，好像应该浇开水。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浇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好，死鸡活了，猛地往起一蹿，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满院子疯跑开了。
　　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
　　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都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没有，只有跳到井里才能拧开水闸。
　　这一段，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二哥冀平从图书馆弄回好多世界名著，北北给藏到顶棚上，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孩子毕竟是孩子，遭了那么大难，但玩心仍不退。正熬着一大锅白菜，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京京和瑞平争先恐后往墙头上爬。等回来一看，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那一年她才48岁。她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过去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时特意绕路告诉她，毛主席在“九大”讲了话，……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死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
　　可“九大”过去半年多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这时，杨小平从东北回来结婚。林彬和他商量，决定由他出面，提出要求看望爸爸。
　　专案组的人说无权答复。
　　林彬一夜没睡，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她赶写了一封信，请李先念转给周总理。过了一天，李先念的秘书来告诉林彬，信已转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估计很快会让你们见面。
　　林彬在焦急中盼了四天四夜，院子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说你们去吧，杨勇在石家庄。
　　为什么在石家庄？
　　专案组不说。
　　杨小平追问是不是总理有批示，专案组避而不答，只是让林彬快去看杨勇，说你要不去，我们没法交代。
　　林彬明白了，是总理过问了此事。
　　因为要去石家庄，林彬没坚持要去，孩子们劝她，她也想自己病得这个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精神负担，商量结果由杨小平带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杨勇爱吃凤尾鱼罐头，买不到，后来林彬的同事从远郊买到了，但却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把几盒罐头放进箱子里。
　　这次，林彬想起这几盒罐头，让杨小平带给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