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对骂

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对骂(图)

梁漱溟人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大儒，是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人，是毛泽东一辈子的诤友和辩友。1957年，为了试一试中国共产党的气量，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与毛泽东辩论，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口号声中才悻悻下台。晚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著名评价。第一句话说，影响20世纪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说法。第二句话说，毛泽东不只是一个毛泽东，有多个毛泽东。这是说毛泽东有多个侧面，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

关于毛泽东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两年前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尼姑思凡”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

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20世纪50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泽东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已经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泽东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另外有一位孟锦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熟知张玉凤，而孟锦云就是与张玉凤一起陪伴毛泽东走过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孟锦云是原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1964年陪毛泽东跳舞而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一问她的名字就开起了玩笑，说： “你跟孟夫子一个姓，而且你这个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好啊！你湖北，我湖南，我们一湖之隔，你可算得是我的半个小老乡吧。”从此毛泽东称她为半个小老乡，并一直叫她孟夫子。

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毛泽东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往往能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比如说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我举一个细节。毛泽东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泽东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 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朱老总听不下去了。

想调节一下，刚说没两句,毛泽东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 “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这一下让朱老总也不敢吭声了。当然，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其实是心存内疚的。据张耀祠回忆，1962年某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八万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等彭德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八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防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张耀祠认为，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反思。毛泽东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22年，即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