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辱华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伪造的历史？

[转贴]辱华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伪造的历史？

今年（2008年）3月10日的《北京青年报》在“文娱·读书”版刊登了一篇长文:《陈丹燕:被误读的不只是上海的历史》，作者是该报记者郑媛。据该文介绍，陈丹燕是“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的作者，近六年来又精心雕琢，推出了一部《外滩影像与传奇》。她以福尔摩斯探案的精神，查阅了大量上海殖民机构的档案，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访问，终于发现解放前的上海公园根本没有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一段伪造的历史。”伪造的原因是“当时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已经很强烈地感觉到民族的不平等，觉得受伤，所以才伪造了这样的一句话。”伪造的方法是将外侨社团制定的两条游园规则进行了拼接:一条是“非外侨者不能进入”，另一条是“狗与骑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入内”。

　　我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过上海的近现代地方史，但却对陈丹燕女士的上述结论有些怀疑。因为早在95年前，就有人在上海公园的门口目睹过这个辱华牌示。这个人就是近些年来十分走俏的周作人先生。1903年9月11日(旧历七月二十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这份日记的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1996年12月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关心这一历史公案的读者可以参阅。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说，十六浦在今上海黄浦区，这个公园就是至今仍然开放的黄浦公园。敌伪时期沦为大的周作人，青年时期曾一度涌动一腔爱国热血，所以他才会对公园四周那些冷血的窥视者深表哀叹。周作人在当年并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条记载，其真实性想必毋庸置疑。



　　据我所知，中国古代只有“私家园林”，没有“公家花园”。公园是近代的产物。1842年上海被定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外侨才将公共性园林形式移植过来。1868年8月8日，上海工部局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开辟的公园就明确规定“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此后陆续修建的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都不许华人随便入内。我不了解上海外滩公园是否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示，但上海黄浦公园的确悬挂过“犬与华人不准入”的七字金牌。在西方殖民者眼中，将华人视为犬类，甚至连犬都不如，这恐怕也是今天的上海人乃至全中国人都应该留存的历史记忆。



　　对于陈丹燕女士那种“敏感、精致、充满着女性的空灵想象和跳跃的文字”，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自然会表示欣赏；但我同时又感到，一个作家如果对本民族的历史有“误读”，恐怕也难免影响她处理历史题材的深度，难免影响她成为“老上海”真实历史的代言人。陈丹燕说:“大部分人只会控诉殖民，很少人会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性格发生了什么变化”。又说:“物质上的被掠夺其实是次要的，精神上的被掠夺，精神上沦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后果。”这些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深感到，近些年来，有一部分中国人对我们民族的屈辱史有些淡忘，而美化和淡化殖民行径的新论倒是屡屡出现。对这种情况，作家和读者恐怕都应该进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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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燕：被误读的不只是上海的历史



　　（北京青年报）



　　陈丹燕其人：一九五八年出生于北京。四岁移居上海。曾任《儿童时代》的编辑，目前为职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青少年文学的写作和翻译。八十年代后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在欧洲和美国的旅行故事《漫卷西风》、《咖啡苦不苦》以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



　　说起陈丹燕，网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小资”，也许是因为她的“上海三部曲”中，那些敏感、精致、充满着女性的空灵想象和跳跃的文字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当她花了六年时间精心雕琢的新作品“上海外滩”系列推出了第一部《外滩影像与传奇》，记者终于有机会约见到这位上海女作家时，心里暗暗存了一丝幻想，以为会有一个“穿着旗袍，涂着血红蔻丹，手里夹着一支烟的优雅女人，从门外飘然而至”。



　　北京初春的一个下午，阳光从老茶馆的窗户里投射进来，恰到好处的明亮，如同隔桌相对的女作家脸上的笑容。和永远打着上海烙印的文字不同，生活在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东方巴黎”之城的陈丹燕难得地保留了一种朴素：简单的白色高领毛衣，裤装，清汤挂面的短发，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脂粉气。



　　对于这种人与文“不对版”引致的惊讶，陈丹燕笑称自己只能道一声抱歉。她说，十年前，从《上海的风花雪月》意外地成为畅销书起，她就不断遭遇到“误读”，甚至成为“老上海”“怀旧”“时尚”“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她也很想告诉别人，“你的幻想可能错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但她也知道，有时，误解是根深蒂固的，很难一下子清洗掉，就像人们对于上海、甚至是上海的历史一直存在的那种妖娆的想象。



　　外滩故事关乎上海文化认同



　　从《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陈丹燕写上海写了十年，也一度使得陈丹燕成为“老上海”“怀旧”“时尚”“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陈丹燕认为，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作品的误读。“他们不知道，小资在我的那个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很坏的名词。”



　　四岁时，随着父亲单位集体搬迁，从北京来到上海的陈丹燕，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一个完全可以不用讲上海话的大院里，周围很多人和她一样，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存在一个跟上海本土人的认同完全不一样的过程。“我哥哥是在北京长到上初中才去的上海，他对我说，你不许学上海话，学上海话我打死你。”



　　陈丹燕是在一个移民家庭的环境下逐渐认识上海的。这种认识从一开始就带着批判性。她说，小时候她对于上海人的一些价值观，比如特别讲究衣着的用料，穿好衣服时一定非常小心，大衣要撩起来，不能坐在屁股底下等，常常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么小气，后来才发现这种价值观其实有着很强的物质性在里面。”



　　她认为，在写作的时候，每个作家都会回归到自己最初植根于上海这块土地的时候。所以，她的写作，与其他的上海作家的角度其实并不一样。



　　“殷慧芬写过很多上海弄堂的故事，她写得非常好，但我没有住过弄堂，我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陈丹燕说，王安忆写《长恨歌》，也跟她小时候住过新式里弄有很大关系，“新式里弄窗子很小，一方天地看出去，是满天的鸽子在天上飞。而我住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造的那种集体宿舍似的楼房，我在阳台上看的东西，和王安忆在新式里弄里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气味，周围的人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生活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直到现在，陈丹燕也不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上海，对于上海，她的感情是“爱恨交织”的。她认为，上海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历史非常奇怪，和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历史不一样。它经历过的沧桑和反复，会让一个作家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很有写头。”但她坦言，她一直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有一些隔阂，“它的精神面貌和我书中写到的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投机性，暴发性，商业性，这三点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不能爱屋及乌。”



　　从30岁以后起，陈丹燕就把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上海的探索上，尤其是上海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写上海三部曲是为了“自身的困惑与需要”，而此次写作外滩的故事也一样。



　　陈丹燕认为，这个故事关乎上海的身份问题和文化认同，而且，同样是她自己的问题。“我是在这里长大，但它到底是不是我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动笔之前，陈丹燕找了很多有关上海的材料。其中，有关“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外滩公园的资料给了她极深的印象。她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于外滩公园是否真的挂出过这么一块牌子，历史学界已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虽然有真实的感情因素在，但这块牌子却是伪造的。陈丹燕说：“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这说法是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从被殖民的民族出来的说法，殖民的民族是怎么想的。”为此，她首先去了伦敦，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挖掘资料，然后是美国。



　　她查过正规的历史出版物，甚至小学的历史书，发现没有人或历史照片能够明确证明，外滩公园曾经竖立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这样一块牌子，但在《霍元甲》等一些影视作品里，这块牌子却又分明存在。她仔细查看了当时管理外滩公园的殖民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所有会议记录，试图弄清楚这个故事是如何流传出来的。



　　她甚至找到了曾经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牌子的制造者。“他是我一个很早就认识的人。他的师父曾在60年代造过这个牌子，当时是为了一个上海史的展览，而他是80年代造牌子的人。他告诉我，牌子其实是在一种玩笑的过程中造的，大家还在讨论，应该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写？如果是工部局造的牌子，应该是纯英文的还是中英文的，是英文在上面还是中文在上面？”



　　从国内到国外，陈丹燕把一些相关人物一一找出来并进行采访，包括第一个提出反对“华人不得进入”这个条款的人，一位美籍华人传教士。



　　一系列像福尔摩斯探案似的访问，使得陈丹燕认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一段伪造的历史：“它其实来自公园的游园规则，最早一条是‘这个公园是外侨社团专有，非外侨者不能进入’。后来由于发生狗咬伤孩子事件，公园又加了一条规定，‘狗和骑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入内’，这些规则被人联系起来，概括成了‘华人与狗不准进入’。”不过，她认为，这段伪造的历史里有真实的感情因素在，因为当时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已经很强烈地感觉到民族的不平等，觉得受伤，所以才伪造了这样的一句话。和这件事一样，六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有关外滩的很多事情都让陈丹燕感觉吃惊，特别是外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后，仍然表现出来的那种“变本加厉的物质性”。“我总感觉，就像一个人经历沧桑后，会铅华尽洗，变得通达，但外滩没有，它的性格里的商业性和物质性不仅没有去除，而且老当益壮，加倍物质，原先只是洋行，现在却遍地都是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旗舰店。”陈丹燕感叹道，“如果把外滩当成一个人，可以原谅，因为他本性如此，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地方，会对它充满失望。”



　　她说，写完外滩后，很少去外滩，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谈完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后，却不要了那个人。”这个系列的写作消耗了陈丹燕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表示,自己“需要一段时间的停顿，进行清洗和积累”。不过她否认了从此将终止上海题材写作的说法，“如果以后找到比外滩更有趣的上海的东西，我想我还会再写。”


未来写作



　　得益于曾任《书城》主编、现为“三联”总编的陈保平先生提供的“方便之门”，陈丹燕的阅读一直颇为广泛。她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关“殖民”的话题开始触动了她。“很多人都喜欢说上海人崇洋媚外，我总觉得虽然媚外不是每个人都媚的，但崇洋却似乎都是崇的，我们的确很喜欢西方人的东西，我于是很想知道这种崇洋是从哪里来的。”



　　“殖民时代带给被殖民者的最大的影响是失去了爱心，有时候我想到上海，上海这么‘没有心肝’，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陈丹燕说，这本书对她的刺激很大，大部分人只会控诉殖民，很少人会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性格发生了什么变化。而这本书让她想到，物质上的被掠夺其实是次要的，而精神上的被掠夺，精神上沦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后果。她说，她在外滩上也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自信建立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认同自己的身份。



　　在写作“外滩系列”时，她曾经访问了一个在外滩开餐馆的澳大利亚女老板，这家餐馆很多中国人都不喜欢，因为它的气氛“非常殖民”。陈丹燕一开始也不喜欢，她对女老板说，这里的气氛让人想起二十年代以前的上海殖民地的气氛：中国人要以讲英语为荣，吃东西时要完全符合西方的礼仪，大家去那里不是为了吃好吃的东西，而是为了炫耀。身材高大、非常雄辩的女老板“俯视”着陈丹燕说，这是因为你们中国人心里，没有离开殖民时代，所以你们一想就会想到那里去了。



　　“当时我无话反驳，我想也许她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陈丹燕说，这个女老板在香港也开了一家同样的餐馆，所以她去香港时，还特意去那家餐馆吃了一顿饭，但奇怪的是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压力，“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在上海会有这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不是我一个人有。我想这跟很多上海人心里一回去就是回到殖民时代是有关系的。”



　　写“外滩系列”是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但写完后，陈丹燕却发现自己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所以，对“殖民”的关注也许会成为她未来写作的角度。此前，她已经去过香港、吉隆坡、马六甲，今年，她还准备去印度的克拉拉和斯里兰卡，想沿着东方航线的口岸城市走一遍，看看到底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甚至，她今年的行程还包括利物浦，她想从一个对立的角度，看看当年殖民者过来的通商口岸，是如何恢复老建筑和整个城市的商业活力的。



　　“迄今为止，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好，我很高兴书的版税，可以让我花钱买到自由。”说到目前的生活状态，陈丹燕一脸幸福。“我不是对物质生活要求很高的人。我不买车，也不买房，我把钱用在旅行上，这是一个自我清洗的过程。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在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