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首涉禁区
文革以及文革前很长一段时期，文艺创作一碰到国民党人，总要打上政治的逆光：狰狞、卑琐、愚蠢、贪婪、奸诈……作种种脸谱化的刻画。文革后，思想解冻伊始，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30年后，记者要带着读者走进那段历史的现场，体味掀动历史的瞬间。
舅父邱行湘带来新题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期。文学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关注，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天的讯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伤痕》（1978年）等成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为题材的作品遍地开花。
与此同时，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也开始写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间还当了3年半生产队队长，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可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作品出现，让他觉得非常被动——跟在别人后头写，又不见得能超过，不是个办法。就在苦恼之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一个从未有人碰过的题材从天而降。
1978年5月，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任国民党16军副军长，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文革死在狱中）获平反，召开追悼会，黄济人的亲舅父邱行湘（曾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从南京来到重庆。在渝期间，邱行湘给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个念头也自然浮现出来：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
30年后，黄济人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话要讲，都希望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班上有大约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写作，但是只有我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写的知青生活，投入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创作中。”
背着一袋馒头采访战俘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舅父的介绍信出发了。他背一个军用挎包，装着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在郑州转车时，馒头已经发酵，“掰开都有藕丝了，但管不了这么多，照吃不误”。
黄济人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但是，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新旧社会，文人都是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很无聊；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当黄维知道黄剑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后，还向黄济人鞠躬致歉：是我们没有打好仗，让你们吃苦。又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虽然没有积极支持，但他们也没有拒绝黄济人，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只是心里面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写出符合他们本意的文章来。
半年写出25万字
带着丰富的采访资料，黄济人在暑假后回到师专，开始了写作。
写作环境很糟糕，在上下铺住了24人的大寝室里（据说是仓库改建），居然没有一张桌子。他只好用砖头和木箱，在两张床之间的窗台下搭起临时桌子。稿纸也没有，就用铅笔在白纸上打格子做稿纸。
这一次写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就溜，没机会也不听课，望着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后早上不出操，好几次被老师从寝室叫出来单独罚做；由于表现越来越糟糕，学生会干部的职务也被撤销；老师认为此人很狂妄，同学也有风凉话，说下笔就要写长篇，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在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是很充实的。”黄济人告诉记者，“同寝室的同学最后也被感动了，在全部写完后，装订稿件那天晚上，几位同学找蜡烛，烧红铁丝，帮我钻洞穿线，并对我说‘不管你这本书能不能够出版，你的精神都让我们折服’。”
赶在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黄济人完成了全部内容，约二十五万字，取名《功德林》。至于往哪里寄，他在写作期间已经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谈到当时的想法，黄济人这样说。
于是，黄济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夹在厚厚的稿子中，一同挂号寄出。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 收”，寄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 黄济人”。
如今回想起来，黄济人认为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公安部三位副部长共同接见
没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15天后，当公安部的回信到达内江师专时，黄济人正在隆昌一中实习。接到消息后，他立即坐火车赶回内江。接过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办公厅”，信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这段时间正是实习将结束，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不同意放人。黄济人又致信公安部，说明情况。几周后，黄济人收到了以《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名义寄来的信，说国际政治学院会给内江师专发商调函。果然过了不久，学校领导找到黄济人，说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黄济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他这才知道了《时代的报告》原来是该院新闻系的系刊。安顿好后没几天，黄济人得到通知，说公安部的几位领导要接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着胸口印着‘劳保用品’字样的衣服就去了。还是一位秘书提醒我，公安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中会见一个人是很少见的，说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会见厅，黄济人见到四位领导，分别是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部长席国光、副部长李广祥、13局局长姚伦。他们坐在一张覆盖了整面墙的大地图下面，请他在客人的位置就座。黄济人到今天也没忘记那张气势磅礴的地图，“几乎每一个县都做了标注”。
为了对抗《战犯自述》
会见进行下去，黄济人才逐渐明白了公安部对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来，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去了美国，1978年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待战俘，影响很大。
黄济人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并非如此。公安部得到这本书后，非常愤怒，认为段克文不分历史阶段，只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污蔑。他们于是把参与过战犯改造的负责人组成写作班子，准备就《战犯自述》进行逐条批驳。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济人的书稿寄到了公安部。“用凌部长的话说，天上掉下你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黄济人回忆凌云当时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四位领导拿出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给黄济人的修改意见。据黄济人回忆，“他们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准备需要的资料。”
另一件能说明公安部对这本书重视程度的事情是，为了让黄济人安心改稿，居然在北京垂杨柳给他分了一套新房，“这个举动让许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杜聿明封面题字被拒绝
1980年9月，黄济人的稿件开始在《时代的报告》上连载，总标题改成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是黄济人根据一本名叫《将军没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国书名联想而来。
至于在公安部改稿做了哪些改动，黄济人说，最初的基本架构并没有变，并没有人直接干涉他应该怎么改，主要是充实资料，修正不准确的日期和人名等。《时代的报告》主编、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黄某有时会向他建议，说某个褒义词用在国民党人身上不是很恰当，“但这其实算不上干涉。”
连载期间，不少报纸找上门来，请求授权转载，有几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书。黄济人想到是军事题材，最后把版权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前，黄济人请杜聿明为封面题字，杜聿明欣然答应。据黄济人讲，每期《时代的报告》出来后，他都会给曾经采访过的国民党战犯寄去样书，这些人见自己还能被称为“将军”，也感到很欣慰。
不过，杜聿明虽然题了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可不答应，认为隶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社，很难接受一位在淮海战役中释放毒气的战犯的题字。凌云建议黄济人将书稿收回，拿到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出。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振录坚持要出，于是从中协调。最终，1982年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杜聿明的字被放在扉页，封面用了一位书法家的题字。
手稿被现代文学档案馆收藏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后，引起轰动，黄济人源源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据他统计，先后收到的信件多达2000多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3年获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1984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获郭沫若文学奖，再版了七八次，总销量估计上百万册，最新版本去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直到今天，还不时有人把书寄给黄济人让他签名。上世纪90年代初，该书由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决战之后》的片名搬上银幕，现正由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拍摄50集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黄济人在1983年加入了作协（按惯例，加入作协需要出版两本书），也避免了回内江师专接受分配的命运。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被分到重庆文联任专业作家，1989年任重庆市作协主席至今。
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档案馆向他发来信函，希望收藏那叠厚厚的手稿。黄济人第一次表示了拒绝，他说自己看见那些黄纸张，就想到奋斗史，不想送出去。后来对方派人到重庆恳切请求，他才不好推辞，赠给了档案馆。就这样，黄济人和他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进入了历史。
责编吴振录：“批文”跑了半年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初版的责编吴振录先生如今已退休在家，在电话那头，虽然已隔二十多年，但老先生几乎是一被问到便侃侃聊起了往事。
记者：怎么想起要出版这本书？
吴振录：我当年是在杂志《时代的报告》上看到了一部分连载，很有兴趣，这是国内第一部描写国民党战犯的作品，且文笔很不错。打听后知道，黄济人已经完成了这书的初稿，于是我就请他住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的编辑部来再进行改稿。
记者：改稿主要做哪些工作？你们怎么作息？
吴振录：作息不定，黄济人白天晚上都在写。我主要是和他仔细地研究了某些具体的写作角度，并陪同他补充采访了一些国民党将领，比如黄维、沈醉等，再充实扩写。
记者：你们合作中有大的争执吗？当年黄济人在写作上是否特别激进？
吴振录：我们合作很愉快，没什么争执。最初黄济人其实还有点保守，有些放不开，因为顾虑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军官的后代，我就鼓励他如实写就行了。
记者：改稿总共持续了多久？
吴振录：记不太清了，不过两三个月肯定有。
记者：出版遭遇了哪些阻力？
吴振录：当时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出版社内部。首先编辑部就有很多反对声音，他们从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堂堂解放军的出版社怎么可以歌颂国民党？而在社领导方面，更是担心出问题，准备枪毙掉这本书。但我力主出版，并得到黄济人的允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留给我们出，因为连载出来后，十几家出版社都在联系他。为此，我就带着书稿跑了公安部和统战部，请他们审查，最终在接受了一些修改意见后，公安部出了证明书，统战部出了同意信，该书才顺利出版，前后花了半年时间。
记者：修改的幅度大吗？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振录：大的没改，主要是一些具体细节，史实方面的。比如黄济人在原书中提到蒋介石的小名时，就援引了《金陵春梦》中“郑三发子”的说法，但因为《金》是小说，综合了很多野史以及道听途说，该说法有丑化蒋之嫌，统战部认为这不严谨，也不利于统战工作，要求删去，我们也认为这是对的。
记者：书出版后，我们都知道特别火，你记忆中是怎么个火法？有什么趣事吗？
吴振录：当年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进行了连载，该书在我们社畅销了10年。1982年出版时，正好赶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黄维对此就感慨：“你看，共产党多英明，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出！”——其实是歪打正着。
当年信件钩沉
●读者纷纷来信，不少以“黄济人老先生”相称。其中知识分子占多数，对该书的写法表示肯定。作家丁玲说，该书开辟了题材的新领域，在思想性上我会打高分，至于这样写合不合适，我没有发言权；评论家唐弢说，该书打破了题材的禁区，我研究中国文学这么多年，只有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才因为陌生产生了异样的兴奋。
●批评的声音主要是指其美化了国民党。较尖锐的是一封以“某某部队全体指战员”名义的来信：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儿子，在用笔继续和我们作战。
●也有担心者提醒他：如果历史退回1957年，你将是又一个反右运动的受害者。
●文强写信给黄济人：你的讲述我认为是为实合情的，“美化”之论，当然以虚心接受为妥，历史事实每每要到千百年后才能作出结论，何况对待战犯之流的人物……总的说来，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对待善意批评者总是不会有错的。
●脾气火暴的黄维来信说：早些时候听说有人对关于战犯改造的那篇文章提出一点奇谈怪论，想已成为过去。左倾流毒这是小小的一个表现，我想你不至因为听到狗吠或者被狗轻轻地咬了一下而感到烦恼。
●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写信给黄济人说，这本书对其父亲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杨勇的女儿杨菁菁则写信表示，败军之将的儿子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书，作为共产党的后代她感到很惭愧。
黄济人有在台历上记日记的习惯。1982年3月9日，他的记录是：今天听解放军文艺社吴振录说才知道，稿子经过最严格的审查手续，公安部三位副部长（凌云、李广祥、席国光）以及姚伦签字、统战部三位副部长签字方才生效，记录在出版社档案上。
回头看风波
■作家黄济人：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题材上突破了禁区，全部以国民党人为主角，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二是写了国民党人对这个民族的贡献。对后者，不是我故意玩这个主题，而是中共在文革之前的战犯改造中，体现出了一种水准，即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句话我们平时都在讲，标榜成一个法宝，但往往做不到。而恰恰是在极左思潮如此泛滥的情况下，中共在对国民党战犯改造这么一件事里，彻底地做到了。比如杜聿明写他的自传，没有写抗战的胜绩，主管人员就让他加进去，说昆仑关战役加淮海战役才叫杜聿明，所以杜聿明感慨地说“我是今天被俘虏了的”。国民党抗战这段历史，今天来看太正常了，但当时我用这种笔调讴歌他们对民族的贡献，有些人就很不服气。
■作家王蒙：当年，《将军决战岂止战场》用文学的方式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合唱。当文学具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人忘记。
■评论家张育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被文学界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一种信号。记得当年我大学刚毕业，在书店排了半小时的队才买到这本书，朋友们争相传看。今天来看，这本书虽然存在着文学技巧上的不足，放在上世纪80年代人文大背景下看，也显得不够深厚，但在当时，一名年轻人能够突破禁区，写进国民党战犯的灵魂深处，刻画出每位战犯的个性，是非常不容易的。■
文革以及文革前很长一段时期，文艺创作一碰到国民党人，总要打上政治的逆光：狰狞、卑琐、愚蠢、贪婪、奸诈……作种种脸谱化的刻画。文革后，思想解冻伊始，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30年后，记者要带着读者走进那段历史的现场，体味掀动历史的瞬间。
舅父邱行湘带来新题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期。文学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关注，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天的讯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伤痕》（1978年）等成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为题材的作品遍地开花。
与此同时，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也开始写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间还当了3年半生产队队长，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可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作品出现，让他觉得非常被动——跟在别人后头写，又不见得能超过，不是个办法。就在苦恼之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一个从未有人碰过的题材从天而降。
1978年5月，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任国民党16军副军长，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文革死在狱中）获平反，召开追悼会，黄济人的亲舅父邱行湘（曾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从南京来到重庆。在渝期间，邱行湘给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个念头也自然浮现出来：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
30年后，黄济人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话要讲，都希望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班上有大约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写作，但是只有我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写的知青生活，投入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创作中。”
背着一袋馒头采访战俘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舅父的介绍信出发了。他背一个军用挎包，装着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在郑州转车时，馒头已经发酵，“掰开都有藕丝了，但管不了这么多，照吃不误”。
黄济人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但是，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新旧社会，文人都是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很无聊；我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情上很难接受。
当黄维知道黄剑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后，还向黄济人鞠躬致歉：是我们没有打好仗，让你们吃苦。又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虽然没有积极支持，但他们也没有拒绝黄济人，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只是心里面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写出符合他们本意的文章来。
半年写出25万字
带着丰富的采访资料，黄济人在暑假后回到师专，开始了写作。
写作环境很糟糕，在上下铺住了24人的大寝室里（据说是仓库改建），居然没有一张桌子。他只好用砖头和木箱，在两张床之间的窗台下搭起临时桌子。稿纸也没有，就用铅笔在白纸上打格子做稿纸。
这一次写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就溜，没机会也不听课，望着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后早上不出操，好几次被老师从寝室叫出来单独罚做；由于表现越来越糟糕，学生会干部的职务也被撤销；老师认为此人很狂妄，同学也有风凉话，说下笔就要写长篇，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在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是很充实的。”黄济人告诉记者，“同寝室的同学最后也被感动了，在全部写完后，装订稿件那天晚上，几位同学找蜡烛，烧红铁丝，帮我钻洞穿线，并对我说‘不管你这本书能不能够出版，你的精神都让我们折服’。”
赶在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黄济人完成了全部内容，约二十五万字，取名《功德林》。至于往哪里寄，他在写作期间已经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谈到当时的想法，黄济人这样说。
于是，黄济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夹在厚厚的稿子中，一同挂号寄出。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 收”，寄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 黄济人”。
如今回想起来，黄济人认为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公安部三位副部长共同接见
没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15天后，当公安部的回信到达内江师专时，黄济人正在隆昌一中实习。接到消息后，他立即坐火车赶回内江。接过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办公厅”，信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这段时间正是实习将结束，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不同意放人。黄济人又致信公安部，说明情况。几周后，黄济人收到了以《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名义寄来的信，说国际政治学院会给内江师专发商调函。果然过了不久，学校领导找到黄济人，说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黄济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他这才知道了《时代的报告》原来是该院新闻系的系刊。安顿好后没几天，黄济人得到通知，说公安部的几位领导要接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着胸口印着‘劳保用品’字样的衣服就去了。还是一位秘书提醒我，公安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中会见一个人是很少见的，说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会见厅，黄济人见到四位领导，分别是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部长席国光、副部长李广祥、13局局长姚伦。他们坐在一张覆盖了整面墙的大地图下面，请他在客人的位置就座。黄济人到今天也没忘记那张气势磅礴的地图，“几乎每一个县都做了标注”。
为了对抗《战犯自述》
会见进行下去，黄济人才逐渐明白了公安部对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来，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去了美国，1978年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待战俘，影响很大。
黄济人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并非如此。公安部得到这本书后，非常愤怒，认为段克文不分历史阶段，只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污蔑。他们于是把参与过战犯改造的负责人组成写作班子，准备就《战犯自述》进行逐条批驳。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济人的书稿寄到了公安部。“用凌部长的话说，天上掉下你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黄济人回忆凌云当时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四位领导拿出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给黄济人的修改意见。据黄济人回忆，“他们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准备需要的资料。”
另一件能说明公安部对这本书重视程度的事情是，为了让黄济人安心改稿，居然在北京垂杨柳给他分了一套新房，“这个举动让许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杜聿明封面题字被拒绝
1980年9月，黄济人的稿件开始在《时代的报告》上连载，总标题改成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是黄济人根据一本名叫《将军没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国书名联想而来。
至于在公安部改稿做了哪些改动，黄济人说，最初的基本架构并没有变，并没有人直接干涉他应该怎么改，主要是充实资料，修正不准确的日期和人名等。《时代的报告》主编、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黄某有时会向他建议，说某个褒义词用在国民党人身上不是很恰当，“但这其实算不上干涉。”
连载期间，不少报纸找上门来，请求授权转载，有几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书。黄济人想到是军事题材，最后把版权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前，黄济人请杜聿明为封面题字，杜聿明欣然答应。据黄济人讲，每期《时代的报告》出来后，他都会给曾经采访过的国民党战犯寄去样书，这些人见自己还能被称为“将军”，也感到很欣慰。
不过，杜聿明虽然题了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可不答应，认为隶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社，很难接受一位在淮海战役中释放毒气的战犯的题字。凌云建议黄济人将书稿收回，拿到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出。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振录坚持要出，于是从中协调。最终，1982年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单行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杜聿明的字被放在扉页，封面用了一位书法家的题字。
手稿被现代文学档案馆收藏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后，引起轰动，黄济人源源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据他统计，先后收到的信件多达2000多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1983年获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1984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获郭沫若文学奖，再版了七八次，总销量估计上百万册，最新版本去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直到今天，还不时有人把书寄给黄济人让他签名。上世纪90年代初，该书由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决战之后》的片名搬上银幕，现正由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拍摄50集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黄济人在1983年加入了作协（按惯例，加入作协需要出版两本书），也避免了回内江师专接受分配的命运。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被分到重庆文联任专业作家，1989年任重庆市作协主席至今。
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档案馆向他发来信函，希望收藏那叠厚厚的手稿。黄济人第一次表示了拒绝，他说自己看见那些黄纸张，就想到奋斗史，不想送出去。后来对方派人到重庆恳切请求，他才不好推辞，赠给了档案馆。就这样，黄济人和他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进入了历史。
责编吴振录：“批文”跑了半年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初版的责编吴振录先生如今已退休在家，在电话那头，虽然已隔二十多年，但老先生几乎是一被问到便侃侃聊起了往事。
记者：怎么想起要出版这本书？
吴振录：我当年是在杂志《时代的报告》上看到了一部分连载，很有兴趣，这是国内第一部描写国民党战犯的作品，且文笔很不错。打听后知道，黄济人已经完成了这书的初稿，于是我就请他住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的编辑部来再进行改稿。
记者：改稿主要做哪些工作？你们怎么作息？
吴振录：作息不定，黄济人白天晚上都在写。我主要是和他仔细地研究了某些具体的写作角度，并陪同他补充采访了一些国民党将领，比如黄维、沈醉等，再充实扩写。
记者：你们合作中有大的争执吗？当年黄济人在写作上是否特别激进？
吴振录：我们合作很愉快，没什么争执。最初黄济人其实还有点保守，有些放不开，因为顾虑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军官的后代，我就鼓励他如实写就行了。
记者：改稿总共持续了多久？
吴振录：记不太清了，不过两三个月肯定有。
记者：出版遭遇了哪些阻力？
吴振录：当时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出版社内部。首先编辑部就有很多反对声音，他们从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堂堂解放军的出版社怎么可以歌颂国民党？而在社领导方面，更是担心出问题，准备枪毙掉这本书。但我力主出版，并得到黄济人的允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留给我们出，因为连载出来后，十几家出版社都在联系他。为此，我就带着书稿跑了公安部和统战部，请他们审查，最终在接受了一些修改意见后，公安部出了证明书，统战部出了同意信，该书才顺利出版，前后花了半年时间。
记者：修改的幅度大吗？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振录：大的没改，主要是一些具体细节，史实方面的。比如黄济人在原书中提到蒋介石的小名时，就援引了《金陵春梦》中“郑三发子”的说法，但因为《金》是小说，综合了很多野史以及道听途说，该说法有丑化蒋之嫌，统战部认为这不严谨，也不利于统战工作，要求删去，我们也认为这是对的。
记者：书出版后，我们都知道特别火，你记忆中是怎么个火法？有什么趣事吗？
吴振录：当年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进行了连载，该书在我们社畅销了10年。1982年出版时，正好赶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提出。黄维对此就感慨：“你看，共产党多英明，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出！”——其实是歪打正着。
当年信件钩沉
●读者纷纷来信，不少以“黄济人老先生”相称。其中知识分子占多数，对该书的写法表示肯定。作家丁玲说，该书开辟了题材的新领域，在思想性上我会打高分，至于这样写合不合适，我没有发言权；评论家唐弢说，该书打破了题材的禁区，我研究中国文学这么多年，只有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才因为陌生产生了异样的兴奋。
●批评的声音主要是指其美化了国民党。较尖锐的是一封以“某某部队全体指战员”名义的来信：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儿子，在用笔继续和我们作战。
●也有担心者提醒他：如果历史退回1957年，你将是又一个反右运动的受害者。
●文强写信给黄济人：你的讲述我认为是为实合情的，“美化”之论，当然以虚心接受为妥，历史事实每每要到千百年后才能作出结论，何况对待战犯之流的人物……总的说来，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对待善意批评者总是不会有错的。
●脾气火暴的黄维来信说：早些时候听说有人对关于战犯改造的那篇文章提出一点奇谈怪论，想已成为过去。左倾流毒这是小小的一个表现，我想你不至因为听到狗吠或者被狗轻轻地咬了一下而感到烦恼。
●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写信给黄济人说，这本书对其父亲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杨勇的女儿杨菁菁则写信表示，败军之将的儿子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书，作为共产党的后代她感到很惭愧。
黄济人有在台历上记日记的习惯。1982年3月9日，他的记录是：今天听解放军文艺社吴振录说才知道，稿子经过最严格的审查手续，公安部三位副部长（凌云、李广祥、席国光）以及姚伦签字、统战部三位副部长签字方才生效，记录在出版社档案上。
回头看风波
■作家黄济人：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题材上突破了禁区，全部以国民党人为主角，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二是写了国民党人对这个民族的贡献。对后者，不是我故意玩这个主题，而是中共在文革之前的战犯改造中，体现出了一种水准，即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句话我们平时都在讲，标榜成一个法宝，但往往做不到。而恰恰是在极左思潮如此泛滥的情况下，中共在对国民党战犯改造这么一件事里，彻底地做到了。比如杜聿明写他的自传，没有写抗战的胜绩，主管人员就让他加进去，说昆仑关战役加淮海战役才叫杜聿明，所以杜聿明感慨地说“我是今天被俘虏了的”。国民党抗战这段历史，今天来看太正常了，但当时我用这种笔调讴歌他们对民族的贡献，有些人就很不服气。
■作家王蒙：当年，《将军决战岂止战场》用文学的方式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合唱。当文学具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人忘记。
■评论家张育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被文学界看作是改革开放的一种信号。记得当年我大学刚毕业，在书店排了半小时的队才买到这本书，朋友们争相传看。今天来看，这本书虽然存在着文学技巧上的不足，放在上世纪80年代人文大背景下看，也显得不够深厚，但在当时，一名年轻人能够突破禁区，写进国民党战犯的灵魂深处，刻画出每位战犯的个性，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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