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铁群：重温中共的民主政治思想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高举民主政治大旗，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努力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产生了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 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在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要）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
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共延安时期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大幕，树起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思想：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
1944 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 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 ‘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 的人们，以及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
1943年9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钟颖的文章《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假如一旦有了如社会救济、劳工关系及国家防御等问题的发生，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就都在国会中发表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甚至于对政府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看上帝份上，请让我们听到问题的两方面吧” （杰弗逊语）。但就因了这样，许多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件作为民主国家行动迟缓来反对民主国家了，罗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话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民主国家的决定，也许产生很迟，但当决定产生时，它就不是以任何个人的声音来宣告而是以一亿三千万人的声音来宣告。”请记住美国是一亿三千万人不是一个人。
这样，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首先宪法上就规定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且还规定了国会不得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遵检）。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会舆论虽然并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有着决定的意义的。……国务院听取这些意见以后，就以缜密的整理方法对这些加以检讨或采纳。
为了使人民能够经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又恢复了招待新闻记者会议的办法。记者招待会和普通会议不同，总统出席的目的是在尽可能详细的回答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总统，随时出席和记者们谈论并准备答复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民主国家的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民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取。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文章，介绍了王云五访英回国后关于《实施宪政先决条件》的演讲内容。
《新华日报》的这篇文章通过王云五的演讲介绍说：英国宪政的基础有三：
一是地方有自治权。“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权参与政事然后巩固起来的。因此可知，离开人民的民权，不从下做起，是不能造出巩固的宪政基础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过是造些空中楼阁而已。”
二是“平等”。“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的审判后，不得受罚。二则……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院之管辖，与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三是“自由”，“人民的基本自由极受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欲选举之人以组织政府，并得以和平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其政府，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
文章最后满怀信心地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源。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非常崇尚美国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
中国共产党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之一《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以诗一般的语言歌颂民主的美国：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dace），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社论指出：“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
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文章最后高呼：“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社论评论说：“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
“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
文章指出：“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每逢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往往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先生的诞生二百零二年的纪念日。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他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文章指出：《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汹涌奔流的时候，也就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全体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兰宣言)。”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先进的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是积极宣传和学习的，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国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他说：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7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 （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
那么，中共领袖认为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同上）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刘少奇强调，“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所以，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决不会“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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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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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Crossing 在 2008-4-12 08:55 发表于: .美国 ( .com )
（四）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
独裁专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这是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的一个基本思想。
1941 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 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1944 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郁敏的文章《强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
大资产阶级为了坚持“一党专政”的私利，编造出一套谎言。如“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针对这种反对民主政治维护独裁统治的言论，毛泽东进行了有力驳斥。1944年7月，他在与美国朋友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党史通讯》 1983年第21期）
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文章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批驳了“搞民主就会乱”的说法。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自然希望“安定”，“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 ‘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
文章最后质问：“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
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五）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 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
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 “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中共反对专制独裁的言论和对民主政治的大力提倡，传播了民主政治观念，促进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觉悟，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共追求民主自由的延安精神，曾经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斗。这种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高举民主政治大旗，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努力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产生了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 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在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要）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
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共延安时期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大幕，树起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思想：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
1944 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 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 ‘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 的人们，以及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
1943年9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钟颖的文章《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假如一旦有了如社会救济、劳工关系及国家防御等问题的发生，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代表就都在国会中发表他们正面或反面的意见甚至于对政府提出严厉的批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让别人发表意见：“看上帝份上，请让我们听到问题的两方面吧” （杰弗逊语）。但就因了这样，许多法西斯分子又把这件作为民主国家行动迟缓来反对民主国家了，罗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话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民主国家的决定，也许产生很迟，但当决定产生时，它就不是以任何个人的声音来宣告而是以一亿三千万人的声音来宣告。”请记住美国是一亿三千万人不是一个人。
这样，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首先宪法上就规定了他们的这种权利，并且还规定了国会不得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遵检）。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会舆论虽然并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有着决定的意义的。……国务院听取这些意见以后，就以缜密的整理方法对这些加以检讨或采纳。
为了使人民能够经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罗斯福总统从1933年又恢复了招待新闻记者会议的办法。记者招待会和普通会议不同，总统出席的目的是在尽可能详细的回答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总统，随时出席和记者们谈论并准备答复记者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民主国家的特有的风格。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政党的作用是在为人民谋福利，和表达他们的意见与实行他们的主张，任何政党要想获得胜利只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动来争取。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文章，介绍了王云五访英回国后关于《实施宪政先决条件》的演讲内容。
《新华日报》的这篇文章通过王云五的演讲介绍说：英国宪政的基础有三：
一是地方有自治权。“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权参与政事然后巩固起来的。因此可知，离开人民的民权，不从下做起，是不能造出巩固的宪政基础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过是造些空中楼阁而已。”
二是“平等”。“一则武断的权力绝对不允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的审判后，不得受罚。二则……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无论以私人资格或执行公务之资格，苟有违法越权的行为，将一律与人民受同样的普通法院之管辖，与同样的普通法律所制裁。”
三是“自由”，“人民的基本自由极受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权选举其欲选举之人以组织政府，并得以和平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然欲达上述之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其政府，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与拘禁。因此他们视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为宪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没有这些自由，民治的宪政是不能成功的。”
文章最后满怀信心地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源。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非常崇尚美国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
中国共产党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之一《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以诗一般的语言歌颂民主的美国：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dace），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
社论指出：“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佛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
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我们一定能团结中国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文章最后高呼：“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社论评论说：“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
“七月四日”，这日子代表着一个什么意义，包含着一种什么内容，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正在以血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值得体验、值得认识而且学习的。
文章指出：“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每逢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往往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先生的诞生二百零二年的纪念日。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他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文章指出：《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汹涌奔流的时候，也就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全体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兰宣言)。”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先进的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是积极宣传和学习的，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国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他说：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7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 （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
那么，中共领袖认为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同上）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刘少奇强调，“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所以，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决不会“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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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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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
独裁专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这是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的一个基本思想。
1941 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 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1944 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郁敏的文章《强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
大资产阶级为了坚持“一党专政”的私利，编造出一套谎言。如“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针对这种反对民主政治维护独裁统治的言论，毛泽东进行了有力驳斥。1944年7月，他在与美国朋友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党史通讯》 1983年第21期）
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文章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孙哲生先生也说：‘中国不能与世界分离，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图共存，必须适应世界环境与潮流。’”
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批驳了“搞民主就会乱”的说法。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自然希望“安定”，“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 ‘安定’。他们最恨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不变。”
文章最后质问：“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乱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
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五）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 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
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 “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中共反对专制独裁的言论和对民主政治的大力提倡，传播了民主政治观念，促进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觉悟，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共追求民主自由的延安精神，曾经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斗。这种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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