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共史专家陈永发评张戎《毛传》

台湾中共史专家陈永发评张戎《毛传》

张戎夫妇在全书开卷不久，就已经定下批斗毛泽东的基调。他们引用三段毛泽东24岁时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结论是毛泽东根据其个人的伦理观展开其后来的一生，而其伦理观不过是鼓吹绝对自私：只满足个人冲动，不要社会良心；只算计对自己有无好处，对任何人都不必负责任，既不关心流芳百世，也不在意遗臭万年；趋利避凶，只要没有惩罚后果，便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张戎夫妇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他们书中所引两段批注的全部文字中，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曰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吾惟发展吾之一身。2
　　
　　张戎夫妇从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毛泽东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因此感觉不寒而栗。然而，他们如果另从道德的实践主义来看，则毛泽东强调自我作主，是透过对自己负责来追求实现，强调争取行动的绝对自由。毛泽东这一套伦理观的危险之处，不在于缺乏道德感，而在于道德感特别强烈，正因为道德感特别强烈，他才会强调真理如果在握，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能因为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结果就难免不把自己定义的真理强加在旁人身上。毛泽东所谓真理是个人主观上对客观实际的理解，主观上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客观上却有宽大无比的「解释」空间，毛泽东为了实践理想，遂经常流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所谓的大仁政，不惜牺牲别人心目中的各种仁政（小仁政是也）；为了自己所谓大恩大德，不顾别人心目中的各种恩德（小恩小德是也）；而为了发扬真理，可以不顾程序正义，可以不避暴力和谋略，甚至可以杀人夺命。
　　
　　张戎夫妇只看到毛泽东为了达到目的进行的政治权谋，只看到毛泽东的无情和残酷，也只看到毛泽东对暴力和恐怖的使用，而不了解毛泽东的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最在乎义正词严，尽管义正词严可能是强词夺理，也可能带来暴力、血腥、苦难和死亡，但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毛泽东所谓「理」的具体内容，也完全不理解毛泽东如何宣传这个理的过程，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享受到的拥护和盲目崇拜。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如何征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其为科学真理（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如何动员和组织社会基层的广大贫苦群众，当然更无法理解广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为什么像「奴隶」一样接受毛泽东驱使，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被张戎夫妇视为中国良心的彭德怀，或人民救星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曾经像中共前华东局书记兼副总理柯庆施所说那样，相信毛泽东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毛泽东透过对科学真理和爱国主义诠释权的取得，进而垄断道德的合法性，并以之驱使全国人民；如果离开这一个观察角度，我们不仅难以解释毛泽东本人矛盾而复杂的言行，更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信徒，或相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或相信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其实，毛泽东固然需要严加批判，但不能单靠妖魔化他个人质量来达到目的，我们应该同时批评和解构经过毛泽东解释过的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提醒读者，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无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内容，其解释因人而异，当其与政治权力结合，且走上狂热的极端时，势必会变质为教条马列主义或是民族沙文主义，祸害难以胜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就不必完全否认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信仰之真诚，也可分辨毛泽东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正确和错误成分，承认它们都是两面刃，既可能带来解放，也可能带来杀戮；既可能带来团结，也可能带来分化；既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迫害。
　　
　　再者，毛泽东在树立其思想唯我独尊地位的过程中，从来就是强调现实政治中的实力原则。他在缔造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权力体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敢于挑战世界两大强权的军事机器，所以可以不断以个人的意志诠释、代言或操纵他信以为是的科学真理和民族主义，更由于他同时发展出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两套手法，并对其成效深信无疑，中国人民因而有时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若把毛泽东想象成只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阴谋家，不仅忽略了毛泽东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识分子，而且也过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国以前党史的主要问题，而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则是中共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很遗憾的是，张戎夫妇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发掘了所谓我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却无助于这两大问题的解答。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有用世之心；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相信阶级斗争是科学真理，是促成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是他为了实践马列主义所楬橥的理想，也主张冲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网罗和限制，虽千万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犠牲部份人命；对暴力、恐怖、强迫、分化、权谋，亦从不避之若浼，没有狷者有所不为的传统操守，反而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把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结果也为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张戎夫妇竟以极简单的角度来处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为了坐实毛泽东是邪恶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证」的基本原则，因而严重减损了全书的说服力与学术价值，不得不令评者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