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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高岗到底干了什么？

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经历政府军五次围剿之后，被迫放弃经营了5年的根据地，试图躲避政府军的围攻。1935年9月，30万人的红军被打得只剩下3万人，进入甘肃。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偶然在一份《山西日报》上看到一条政府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他们马上意识到，陕北有一块他们从来不知道的红军根据地。这个信息马上被报告给毛泽东。毛当即决定前往陕北根据地。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残部抵达陕北根据地，完成了中共红军的“长征”。

*毛泽东始捧终弃*

陕北根据地使中共得到喘息的机会，为中共日后壮大进而夺取政权提供了决定性的机会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陕北根据地对毛泽东和整个中共有救命之恩。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陕北救中央”。

毛泽东说到的高岗就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头号人物。

*割据首领方面大员*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衡山县。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4月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中共陕北根据地。曾经有一度，政府军重创红军，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变，红军部队一蹶不振。高岗显出英雄气概，对残余部队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遂同刘志丹一起带残部杀出重围，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起死回生。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高岗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和红军第15军团副政委。

毛泽东显然对高岗十分欣赏，他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

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高岗任书记。当时，中共南方局的书记是周恩来；华中局的书记是刘少奇。

*毛派干将*

在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高岗成为毛泽东整风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曾经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正式将高岗划入了“毛派”

“延安整风”之后，中共随即在1945年4月召开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高岗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进入由13个人组成的中共领导核心。

*经营东北*

1945年11月，高岗被派往东北，也成就了高岗走向权力巅峰的契机。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指出，高岗在东北得以出头，主要是林彪的提携。

宋永毅：“这个和林彪有关系。开始东北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彭真。但是因为彭真和林彪搞不拢，老毛就把彭真给撤了，林彪和高岗很合得拢。林彪走了，他就把它(工作)直接交给高岗。这个当然和高岗的能力也有关系。他是个地方干部，但是他也有军事的，尤其是军队的后勤什么的(经验)。在‘抗美援朝’中间充份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能。”

1946年6月，高岗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地位仅次于中共在东北的第一首长林彪，主管后方建设和支援前线，成绩斐然。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打进关内之后，高岗成为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将东北的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高副主席*

毛泽东对高岗的才干十分欣赏。据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毛泽东当年甚至说过“林(彪)不如高(岗)”。薄一波评价说：“高岗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工作做了巨大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毛泽东特别提名高岗担任6位国家副主席之一。当时，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担任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和高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对他出色的表现大加赞赏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1951年10月，高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亲苏建议搬弄是非*

可是，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共产党忠心耿耿的高岗后来据说“反党”了，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是代表团成员。据苏联驻东北中东铁路的代表、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中国顾问团第一任团长的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期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说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

斯大林当场对高岗的建议提出严厉批评。刘少奇也严厉批评了高岗。高岗很气，向科瓦廖夫秘密报告了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说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有反苏行为。科瓦廖夫随即写报告给斯大林。

不料，斯大林并没有买高岗的账，而是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和高岗的密报。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听说斯大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

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共领导层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

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回忆，后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

阎明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就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的情况向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询问。阎明复回忆说：“杨老说：‘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

毛泽东同斯大林见面是在1949年12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发，反而继续重用、提拔高岗。显然，这一条罪状至少在当时并不是致命的。

*宗派活动反对刘周*

其实，高岗最根本的一条“罪行”是“进行宗派活动”，“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即刘少奇和周恩来。

对于刘少奇，高岗的不满应该始于1949年。高岗当时在东北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1949年5月，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倾。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高岗主张尽快进入合作化。1950年，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局主张开除已经雇工、发展成富农的党员。为此，刘少奇于1950年1月专门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他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1950年到1951年间，高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之间发生了一场工会工作方针之争。邓子恢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高岗则认为邓子恢的观点“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

刘少奇表示支持邓子恢的观点，而且亲自指示不要发表高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

*毛不满刘周“右倾”*

但是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经济，加强中共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1950年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主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向合作化推进。7月，刘少奇在党内公开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随即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将高岗有关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转发给全党学习。

此时，毛泽东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相当不满。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新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和不满。

毛泽东闻讯大为光火，严厉批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口号，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且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本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共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二、三十年，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显然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右倾”。毛感到他的想法只能另辟蹊径来实现。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952年，毛泽东大幅度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将五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入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包括高岗和邓小平等人，人称“五马进京”。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说：“‘五马进京’那些人从地方上拉过来，实际上是他为了离开党务和政务系统，建立一个自己比较直接能够控制的一个派系吧。就是互相牵制。就是搞他的权术平衡。老毛这个人啊，他一旦觉得正常的党务、政务他指挥不动的时候，他老是搞一个特殊的‘军机处’，‘文革’中间是‘中央文革’嘛，代替书记处。‘五马进京’也就是他这个动作，这是他一贯的。”

毛泽东撤销了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事项均须请示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做最后的决定。

毛泽东还将政务院的权力分散，由高岗担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经济计划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彭真等，都是当时的副总理或者部长。同时将政务院八个主要工业部门交给高岗负责，国家计委被戏称为“经济内阁”；其他政法、财经、文教都分别由别的一些领导人分管。相比之下，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失去了统筹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权力，只负责外交和外贸部门。

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不仅超过另外四位“进京大员”，被人形容为“一马当先”，而且高岗当时是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上述职务，因此带有强烈的与周恩来“分庭抗礼”的味道。此时，高岗肯定也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宋永毅说：“毛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而且让他抓了8个重要的部，就说明了毛相信他，把他放在和刘少奇，和周恩来发生矛盾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他去管那些部，实际上在组织建制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部嘛，当然是应当国务院管了。他突然搞出这样一个(机构)来管这些东西(部)，本身就把他放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对立面。”

*秉承毛意打压刘周*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还在“否则无效”四字下面加了重点号。他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一切，高岗也一定都看在眼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中共领导要设立一线和二线，自己准备退到二线。在这种情况下，高岗开始了与刘少奇的直接较量，试图阻止刘少奇成为中共一线的首要领导人。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日后多次借用这段话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

1953年6月，中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定薄一波做检讨。高岗顺势猛批薄一波，借以打击刘少奇。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再次猛烈批评了“分散主义”。

刘少奇显然感到了来自毛泽东和高岗的压力。据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经在1953年11月先后两次到高岗家，与他“沟通、检讨”。但是高岗没有什么表示，似乎并不想接受刘的检讨。刘少奇当时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压力，应该没有必要向高岗委曲求全。反过来，高岗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暗示，想必也不可能对刘少奇傲慢无理。

宋永毅：“高岗有没有野心？当然有野心。但是中共的政治斗争何等残酷，他们不是不知道。高岗这样一个地方进来的人，在中央也没有多大势力的人，他如果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他做这些事情不等于是自杀吗？当然他是得到了毛的支持的。”

正如1980年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立群时所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奉毛之命调查刘少奇叛徒问题*

高岗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强烈的信息也许莫过于毛泽东亲自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2006年采访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高瑜说：

“私下里，他让高岗去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说刘少奇有自首的行为。高岗是交给东北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去把这个完成了，而且照了很多相片，都交给毛主席了。”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高瑜：“(19)52年之后了。”

*支持者和反对者*

此时，高岗在高层领导人中也四处徵求意见，寻求支持。他找过西北局的彭德怀、原来中南局的林彪、西南局的邓小平以及陈云。依据现有资料来看，彭德怀和林彪都对高岗表示了一定的支持。邓小平不支持高岗。在高岗倒台的过程中，陈云的角色比较诡异，也十分关键。

高瑜：“这个陈云在东北不是和高岗共过事嘛，高岗当时对陈云也是很尊重的。就说，你当一把手，我呢，去剿匪，我去打仗。全盘你抓。高岗由于和陈云这种私下的关系，对陈云非常尊重，称陈云为‘陈圣人’。后来习仲勋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个‘圣人’把‘人圣’(指高岗)给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