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胡泳：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到10月，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40周年。可以想见，会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会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0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在格瓦拉参与建立的新古巴,现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

　　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宁，是列农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

　　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

　　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

　　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农。

　　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爱人类，但厌恶人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 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不乏用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 “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 ——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雷吉·德伯莱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