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四清”中导致“毛刘决裂”的几件事

[转贴]“四清”中导致“毛刘决裂”的几件事

林小波的《“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记载，1964年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应该说，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方法，而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不行了，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刘少奇在视察时，也谈到了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总的看来，肯定的较少，否定的较多，甚至认为打了败仗。8月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讲：“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我看主要是起了刹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单位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这就是说，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了胜仗。”8月6日，刘少奇在湖北党内负责干部会上指出：“据我的估计，恐怕你们过去搞的这一些，大部分是不彻底的，还有一些根本没有搞开。是不是大部分不彻底或者走了过场，滑过去了？其他几省没有一个像样的社教经验总结。”刘少奇的这些发言，对毛泽东而言，恐怕也是很难接受的。1965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这个工作可能还达不到三七开。讲整个历史，经常犯错误的，比如打仗，有些打败仗。土地问题，花了十年时间是逐步认识的，开始写了几条，不完全，那叫缺点，不认识呦。一个历史结论往往要几十年才能总结。”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不满。1964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到南京视察“四清”运动，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不蹲点十分不满，并发了脾气。在8月底召开的有六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刘少奇专门找江渭清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的讲话，并严厉地责问江：“为什么不学习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9月30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写了回信，继续批评江的错误，并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该说，刘少奇的话并无错误，但在那个党内个人崇拜风气甚重的年代，刘少奇的这段话也就与众不同了。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批示：“你的信写得很好”，“觉得实在好”。但随后，毛泽东又改变态度。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华东地区包括魏文伯、谭启龙、江华等人都到会，并未通知江渭清参加，但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通知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找江渭清谈话，问江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并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的意见是错的。”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点30分，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主要发言。他在讲话中传达了会议的预定开法，并且提出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当天的会上，周恩来也作了反修报告。刘少奇讲话之后，会议从16日至19日接连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对前段运动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各中央局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12月19日下午3点半到6点半，大会在魏文伯、谭震林发言之后，宣布从明天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开时再通知。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觉到，毛泽东说的“有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在发言中讲到：“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

　　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说：“赞成。”

　　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说：“主要矛盾是不是这样，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

　　毛泽东回答：“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应该说，12月20日的常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坚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满。而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但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提法。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委会大不相同。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他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决不是批评李富春的。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毛泽东的话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陈伯达发言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毛泽东插话说：“清朝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陈伯达讲：“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当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一些负责人汇报了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到保定地区新城县的试点情况时，毛泽东打断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彭真、陈伯达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刘少奇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他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后，“文革”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