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伯达与斯大林用俄语交谈遭到毛泽东训斥(图)
本书是由毛泽东卫士李家骥与作家杨庆旺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详细介绍了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13年的经历。下册描述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之间的友谊；毛泽东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以及罗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的“儿女私情”；毛泽东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特性，等等。内容真实，文笔生动，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陈伯达
陈伯达来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双筷子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件，你看过吗？”
“什么文件？”主席感兴趣地问。“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找来我看看。”
“可以。”说着他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于是便小声地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说：“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军渡江作战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主席马上答复：“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
不一会，陈伯达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待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
他们吃饭时间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表示：“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献都征求他的意见。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两批陈伯达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一旦出了问题主席的批评毫不客气。主席访苏时，一天，斯大林会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当时陈伯达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对起话来。
斯大林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我回到主席房间，对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
“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
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找，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回来后，他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顿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有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主席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实际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吸取教训。
“伯达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后来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
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
我和主席说说笑笑，一会就走到陈伯达家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又敲了一阵门：“伯达同志开门啊！”
不一会，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
“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主席说着就往屋子里进。
“还好，还好。”陈伯达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走进陈伯达办公室：只见东西不多但很乱，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动手归拢书刊。“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接过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你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
他与主席讨论的观点被提炼到宪法中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也很关心他。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搞点吃的，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搞饭？”
“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有，是给主席准备的。”“主席让我给伯达送去。”
田师傅便把给主席备用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我敲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休息，还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解释说：“这是主席让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你先用。
“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激动地说。
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
胡乔木
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
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主席的大秘书中，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乔木从主席秘书、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同时照顾主席、子龙、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一路上，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温暖，很融恰。
在双清别墅，初入中南海时，乔木和伯达、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
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总理来找主席有事，乔木主动退出回避。等总理办完事走后，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就按电铃召我，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疲劳了，我没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对，让他睡一会儿吧，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过了一会儿，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他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着急了，让我叫醒乔木。
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乔木醒后，拍拍脑袋，后悔地说：“我怎么睡着了，真误事了！”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又开始了工作。
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他曾对叶子龙说：“这段时间乔木、伯达等同志太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
“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
一天夜里我值班，主席按电铃传我。我马上到主席卧室，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看我进来，说：“叫乔木来。”
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说主席有急事，请他马上到主席处。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
“乔木，你怎么搞的，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
“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
“我怎么没看到呢？”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
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见对主席说：“有份急电，你先看，我们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电报，签字后交叶子龙，又说起埋怨的话。叶子龙放好电报，说：“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
果然，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脸上露出笑容：“还是子龙有经验啊！”
“乔木，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主席回头说。乔木紧张的表情平静了下来。
1949年6月，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笔，如著名的《共同纲领》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期间他感冒了，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主席有些着急了，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他离不开乔木。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传染给主席，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这和一起交流，随时询问，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他着急地对我说：“乔木是累病的，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我们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乔木，把你累病了，看过医生吗？”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碍大事，能坚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处，怕传染给你。”“工作离不开你啊，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主席说完又指示我：“告诉王鹤滨大夫，一定治好乔木的病。”
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关心。主席对乔木这样，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一天后半夜，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说请主席审稿。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先别打搅他了。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也不和我说话。
过了大约20分钟，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有急事？”徐业夫问乔木。
“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乔木答道。
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我要负责任，于是问他两人：“主席睡了40分钟了，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还是惊动主席吧，因为事情太急了。”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知道事情如何处理。
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我轻轻说了一声：“主席，有重要事向你报告。”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主席没被叫醒。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没办法啊！什么事？”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半闭着眼睛说。
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主席坐在床上，接过稿子，这才完全醒过来。“这一稿改得好，可发。”说完用铅笔签上字。
把稿子退乔木后又接过徐秘书的电报，他看两遍，皱皱眉头，才签了字退给徐业夫。
主席休息不好，总理规定谁都不能打扰主席睡觉。后来主席说：“有重大问题需要我知道、我决定例外，否则拿工作人员是问。”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叶子龙、胡乔木的孩子与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讷在玩耍。主席起床后正吃饭，孩子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后问李讷：“你们唱的什么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李讷理直气壮地回答。
“这句话不对啊！”主席纠正说。“爸爸，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们唱的。”“李讷，和你爸爸争论什么呢？”乔木从外边进来听到他们在争论就问道。
李讷抢先说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乔木说：“你来的正好，我看这句歌词真应改一改。你们想想先有共产党还是先有中国？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嘛。”“主席说的有道理，这首歌在延安时就这么唱的，已经习惯了。”乔木考虑了一下说。“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不能这么唱了，有错就改吗！”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乔木一边思考一边说。“好，加个新字就行了。”主席受乔木启发，就这么敲定了。乔木也表示同意。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
乔木为帮助主席起草宪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带了一个小班子，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临走时乔木对我说：“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机灵的马武义说：“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准没错。”
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
“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
“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
“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
“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叶子龙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当然要见，请她来。”主席痛快地说。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
他请主席来打牌，主席也“耍赖”
1949 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主席心情不好。这一天，经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筹划，吃了长寿面，看了电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正在玩扑克，叶子龙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练字呢。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就缺一个人了。”我怕主席不来，只好说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说；“这么严重，非我莫属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马上重新组局，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师哲和主席一伙儿。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玩了一圈，果然他俩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对师哲说：“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对，我们要立规矩，不能玩赖，否则不算。”师哲明确提出问题。
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把开始了。我站在主席身边，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主席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并扳回了败局。叶子龙产生了怀疑，也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应提高警惕！”主席高声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叶子龙大声说：“主席肯定搞鬼了。”“你们才搞鬼了，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骥可证明。”叶子龙强硬地回答。“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搞鬼，对吧？”主席坚决回击，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
我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我只能“装傻”。“都没捣鬼！”我高声说。
在场的人都笑了。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主席工作太累，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会儿，是我们工作责任，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我回答说。“从哪儿买的呢？”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
“我有表，没买。”叶子龙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
本书是由毛泽东卫士李家骥与作家杨庆旺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详细介绍了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13年的经历。下册描述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之间的友谊；毛泽东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以及罗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的“儿女私情”；毛泽东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特性，等等。内容真实，文笔生动，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陈伯达
陈伯达来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双筷子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件，你看过吗？”
“什么文件？”主席感兴趣地问。“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找来我看看。”
“可以。”说着他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于是便小声地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说：“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军渡江作战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主席马上答复：“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
不一会，陈伯达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待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
他们吃饭时间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表示：“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献都征求他的意见。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两批陈伯达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一旦出了问题主席的批评毫不客气。主席访苏时，一天，斯大林会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当时陈伯达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对起话来。
斯大林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我回到主席房间，对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
“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
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找，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回来后，他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顿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有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主席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实际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吸取教训。
“伯达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后来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
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
我和主席说说笑笑，一会就走到陈伯达家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又敲了一阵门：“伯达同志开门啊！”
不一会，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
“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主席说着就往屋子里进。
“还好，还好。”陈伯达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走进陈伯达办公室：只见东西不多但很乱，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动手归拢书刊。“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接过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你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
他与主席讨论的观点被提炼到宪法中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也很关心他。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搞点吃的，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搞饭？”
“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有，是给主席准备的。”“主席让我给伯达送去。”
田师傅便把给主席备用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我敲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休息，还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解释说：“这是主席让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你先用。
“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激动地说。
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
胡乔木
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
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主席的大秘书中，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乔木从主席秘书、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同时照顾主席、子龙、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一路上，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温暖，很融恰。
在双清别墅，初入中南海时，乔木和伯达、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
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总理来找主席有事，乔木主动退出回避。等总理办完事走后，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就按电铃召我，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疲劳了，我没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对，让他睡一会儿吧，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过了一会儿，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他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着急了，让我叫醒乔木。
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乔木醒后，拍拍脑袋，后悔地说：“我怎么睡着了，真误事了！”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又开始了工作。
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他曾对叶子龙说：“这段时间乔木、伯达等同志太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
“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
一天夜里我值班，主席按电铃传我。我马上到主席卧室，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看我进来，说：“叫乔木来。”
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说主席有急事，请他马上到主席处。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
“乔木，你怎么搞的，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
“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
“我怎么没看到呢？”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
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见对主席说：“有份急电，你先看，我们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电报，签字后交叶子龙，又说起埋怨的话。叶子龙放好电报，说：“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
果然，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脸上露出笑容：“还是子龙有经验啊！”
“乔木，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主席回头说。乔木紧张的表情平静了下来。
1949年6月，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笔，如著名的《共同纲领》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期间他感冒了，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主席有些着急了，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他离不开乔木。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传染给主席，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这和一起交流，随时询问，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他着急地对我说：“乔木是累病的，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我们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乔木，把你累病了，看过医生吗？”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碍大事，能坚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处，怕传染给你。”“工作离不开你啊，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主席说完又指示我：“告诉王鹤滨大夫，一定治好乔木的病。”
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关心。主席对乔木这样，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一天后半夜，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说请主席审稿。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先别打搅他了。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也不和我说话。
过了大约20分钟，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有急事？”徐业夫问乔木。
“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乔木答道。
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我要负责任，于是问他两人：“主席睡了40分钟了，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还是惊动主席吧，因为事情太急了。”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知道事情如何处理。
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我轻轻说了一声：“主席，有重要事向你报告。”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主席没被叫醒。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没办法啊！什么事？”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半闭着眼睛说。
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主席坐在床上，接过稿子，这才完全醒过来。“这一稿改得好，可发。”说完用铅笔签上字。
把稿子退乔木后又接过徐秘书的电报，他看两遍，皱皱眉头，才签了字退给徐业夫。
主席休息不好，总理规定谁都不能打扰主席睡觉。后来主席说：“有重大问题需要我知道、我决定例外，否则拿工作人员是问。”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叶子龙、胡乔木的孩子与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讷在玩耍。主席起床后正吃饭，孩子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后问李讷：“你们唱的什么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李讷理直气壮地回答。
“这句话不对啊！”主席纠正说。“爸爸，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们唱的。”“李讷，和你爸爸争论什么呢？”乔木从外边进来听到他们在争论就问道。
李讷抢先说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乔木说：“你来的正好，我看这句歌词真应改一改。你们想想先有共产党还是先有中国？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嘛。”“主席说的有道理，这首歌在延安时就这么唱的，已经习惯了。”乔木考虑了一下说。“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不能这么唱了，有错就改吗！”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乔木一边思考一边说。“好，加个新字就行了。”主席受乔木启发，就这么敲定了。乔木也表示同意。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
乔木为帮助主席起草宪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带了一个小班子，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临走时乔木对我说：“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机灵的马武义说：“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准没错。”
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
“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
“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
“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
“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叶子龙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当然要见，请她来。”主席痛快地说。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
他请主席来打牌，主席也“耍赖”
1949 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主席心情不好。这一天，经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筹划，吃了长寿面，看了电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正在玩扑克，叶子龙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练字呢。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就缺一个人了。”我怕主席不来，只好说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说；“这么严重，非我莫属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马上重新组局，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师哲和主席一伙儿。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玩了一圈，果然他俩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对师哲说：“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对，我们要立规矩，不能玩赖，否则不算。”师哲明确提出问题。
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把开始了。我站在主席身边，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主席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并扳回了败局。叶子龙产生了怀疑，也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应提高警惕！”主席高声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叶子龙大声说：“主席肯定搞鬼了。”“你们才搞鬼了，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骥可证明。”叶子龙强硬地回答。“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搞鬼，对吧？”主席坚决回击，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
我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我只能“装傻”。“都没捣鬼！”我高声说。
在场的人都笑了。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主席工作太累，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会儿，是我们工作责任，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我回答说。“从哪儿买的呢？”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
“我有表，没买。”叶子龙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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