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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焦点 遭朱德胡乔木批判
本文由 一个中国人 在 2007-8-27 23:43 发表于: .美国 ( .com )
2007-08-27 新闻午报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萧军(1907－1988)与萧红(1911－1942)
枪炮声引来题外话 毛泽东风趣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正午时刻。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活跃。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风趣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岔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嘛！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缓释。
毛泽东讲完之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会议稍作休息。蔡若虹和白朗去得早，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一排。因为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白朗、蔡若虹等十多名作家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所以这次开会白朗就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开头炮萧军大走调 胡乔木反驳受赞扬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何其芳真心作检讨 柯仲平陶醉《小放牛》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柯仲平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欧阳发言颇紧张主席微笑又点头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
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受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吴奚如讲话丧立场 朱老总厉色作批评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论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的人民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当时没有抓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两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作结论题目叫“结论”嘱丁玲莫写“三八节”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作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进会场后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的。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速记组成员、延安文艺座谈会四位速记员之一，后任中共清华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周昆玉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话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朱鸿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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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7 新闻午报
“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萧军(1907－1988)与萧红(1911－1942)
枪炮声引来题外话 毛泽东风趣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正午时刻。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活跃。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风趣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岔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嘛！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缓释。
毛泽东讲完之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会议稍作休息。蔡若虹和白朗去得早，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一排。因为此前为筹备召开会议，毛泽东曾多次邀请白朗、蔡若虹等十多名作家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所以这次开会白朗就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开头炮萧军大走调 胡乔木反驳受赞扬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何其芳真心作检讨 柯仲平陶醉《小放牛》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柯仲平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欧阳发言颇紧张主席微笑又点头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
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受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吴奚如讲话丧立场 朱老总厉色作批评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论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的人民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当时没有抓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两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作结论题目叫“结论”嘱丁玲莫写“三八节”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作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进会场后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的。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速记组成员、延安文艺座谈会四位速记员之一，后任中共清华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周昆玉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话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朱鸿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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