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和他夫人陈修良

铁流：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和他夫人陈修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时间刚好相距十年。

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中，直接被毛泽东迫害至死，其夫人王光美也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险被枪决。沙是上当受骗误中老毛“引蛇出洞”的奸计，于1956年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发表了“要求实行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的独裁专制的“一言堂”，而被打成中共党内最的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成为降职降薪六级的“高级贱民”（他降级降薪后还保留着行政十五级，至少衣食无忧，故为“高级贱民”）。1964年郁郁死于家中，没有祭奠，没有纸钱，留给儿女是一堆书籍、资料，二百元人民币存款。他的夫人陈修良，也和他一样生性耿直，胸无城府，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民主自由，因在 “整风运动”中向省委领导人的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独断专横的霸气，提出尖锐的批评，又因1930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曾对斯大林指派的校长米夫控制中国留学生有过不满，即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残酷折磨，批判斗争，打吊捆绑，游街示众，剃阴阴头，坐喷气式飞机，整得死去活来差死于非命。1977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获得“改正”，早已心力憔悴，再无斗志，于1998年11月怀着无限的爱和恨而死。

两个争民主求自由的英雄，一对恩恩爱爱的革命夫妻，一生历经艰险，出死入死，留下的是眼泪、不平、怨忿，道与谁说：“古今多少事？都在渔樵笑话中。”

沙文汉出身名门乃殷实之家，有弟兄三人，大哥沙孟海为一代名书法家（因受其弟沙文汉的诛连，所书题的杭州“灵隐寺”竟长期为当局凿去），二哥沙文求和他一样是个职业革命家，在大革命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他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陈元阳、张登。浙江鄞县人。早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半年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成立村中共支部，任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兼管东乡农民运动。11月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参与组织发动奉化农民暴动。1928年1月转移至上海，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1929年夏担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结业后于5月回国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同年秋被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1936年后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冬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1937年春担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分管上海学委和文委系统工作，后兼省委军委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开展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2年秋随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务处处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国共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主持指导策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第二舰队的起义。毛夺取天下坐上紫禁城的皇帝宝座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他的夫人陈修良素有“女中豪杰”之称。她原名陈秀霞，1907年出生于宁波市中心呼童巷一所四面高墙的古宅里，家境十分富裕。但她与其孪生姐姐刚出娘胎不久，年仅23岁的父亲即因病早逝。族人为争夺孤儿寡母的财产，不惜勾结官府，雇用流氓，使年轻有知识文化的母亲袁玉英，陷入霜刀风剑相迫的日子，加之又深受五四文化的影响，故常向女儿讲述白莲教、红灯照的故事，并特别崇拜秋瑾，常声泪俱下为女儿讲述秋瑾生平，教读秋瑾的诗句：“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和绝命词语“秋风秋雨愁煞杀人”；并告诉他们姊妹出生之日，正是秋瑾殉难之日，要她们成为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为把女儿培养为有用之材，不惜花去巨资聘请名师给两个女儿教授国文、英文、数学、书法，所以她自幼是个嫉恶如仇，好打不平的才女。1922年，年方14岁的她考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陈修良提议成立女师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会长兼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她还发表了《救时刍议》，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继续学习至中学毕业。她回忆道：“杭女中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党和团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些精神粮食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她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广东省共青团宣传部委员兼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推荐，她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她与共产党员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为省委委员，她为妇委书记。1942年11月，她受陈毅的委派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后又在华中党校任党总支副书记。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扩大势力范围结集华中分局大批久经考验的白区工作干部，从事恢复和开辟中共在华中各城市的工作。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工作部长，次年4月受命带领一批干部潜入南京，与那里的地下革命力量汇合共同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她出任市委书记开展领导秘密工作。行前，其夫沙文汉挥笔写诗赠妻：“男儿一世事横行，帼国岂无翻海鲸？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刀光林立，军警森严，无异于提着脑袋在玩。在这之前的中共南京市委组织，曾遭受过8次重大破坏，伤的伤，死的死，逃的逃，可她委采取了高度统一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党的上下级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在一些重点部门还建立了多个平行组织，以确保工作的连续。她还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这种斗争策略不仅有利于中共党员在群众中隐蔽，也有利于在中共党组织周围组织起多层次的群众社团。

1947年初，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国民党征兵征粮、加捐加税，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争生存、反内战的呼声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逐步将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根据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毅然承担率先发动斗争的重任，在民盟等民主党派支持下，于5月上旬陆续在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以争取公费待遇为由发动罢课、请愿，直至串联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当日，在南京爆发了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石头城。自此，在蒋介石先生治下的各大中城市地下党机构均效仿南京“5。20”，发起了声势号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搞得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受到了毛泽东大加赞扬，亲笔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认为此举是“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谁知五年后却被视为南京地下党“成份严重不纯”是“特务党”，其中不少人受到肃整和关押，她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和浙江。

由于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居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为中共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陈修良除负责市委全面工作外，分管情报和策反工作。经过她精心谋划和运作，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组织十分精干，人员最多时约40人左右，凡国民党各关键要害部门都安插有耳目。在她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后给老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共政权的巩固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她还先后亲自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军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
在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并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由她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立即组织的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和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讯、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这么一个有功于中共的老党员、老革命家，自全国解放后她和她的夫君沙文汉逐步被冷落排斥，最后挤身于右派行列成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革命”不仅吞食了它诸多的同志、亲友、儿女，也吞食了像沙文汉、陈修良这一代为中华民族自由民主真正打拼的人！

我不是研究57右派的专家和学者，而是个彻彻底底的受害人。沙、陈是我的前辈，也曾是我们五十年代年轻人的学习榜样，如果他（她）们在1949年前死去，就是刘胡兰、江竹筠等堪称《红色记忆》中的英雄烈士。可是他（她）们幸存地活了下来，便是难以逃脱的叛徒、、右派，反革命。因为他（她）压根儿不是“无产阶级战士”，是戴着资产阶级原罪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仅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的特定年代，受着马列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礼物”一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薰陶，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极为不满，加之又没有看请毛泽东两面三刀、假民主、真独裁的伪善面目，一个时候对外国洋胡子（马、恩、列、斯）寄于希望，对毛泽东和中共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为国之希望，民之救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三年内战到新中国建国伊始，他（她）们都是披肝沥胆，忠实的拥护者、执行者、追随者，但随着各种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的阶级斗争，他（她）终于发现毛不是马列主义者，更不是民主共和政体的奠基人，而是彻头彻尾扑杀民主自由的极权统治者，甚至不是解民于倒悬的明君明主。于是，有了不满与失望。在这不满与失望中只能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做新独裁者的帮凶，要么继续抗争？他（她）选择了后者，故在中共“整风运动”中，发出了不同调子的声音和音见，立即打出相府，成了所谓革命的反面教员——右派分子。我认为，沙文汉夫妇就是这类右派分子的典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美好幻梦落空的一个缩影，但不知这些迷途的羔羊一一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酷的历史现实？这是我的觉悟，也是我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