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延安隐蔽战线反特、肃奸斗争zt

扑朔迷离的延安隐蔽战线反特、肃奸斗争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