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赤子之心——怀念彭德怀同志
浦安修
彭德怀同志蒙冤含恨，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多了，他给人们、给我留下了什么呢？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他的名字被泼污，他的功绩被抹杀，记载他形象和思想的照片、文字材料，有的被封禁，有的被销毁，甚至他的骨灰也被改名换姓。关于他的一切，我只能珍藏在心的最底层，独自回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德怀平了反，对他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人民长久蕴积在心中的话，可以大声说出来了，面对着幸存的德怀的照片和文稿，整理他的遗文。他戎马战斗的一生，他献身真理的热忱，他刚正不阿的品质，时时牵动着我的心，让我很难平静。他留给党、留给人民和自己祖国的，是多么纯洁的一颗赤子之心啊！
不忘记自己是什么人
德怀同志一生身经百战，在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所展开的广阔舞台上，导演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他从一个苦难的童工成长为人民的元帅。但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他在生活上却始终是一名战士。
我和他结婚之后，像那时的许多女同志一样，不愿在自己爱人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对这一点，德怀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我只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里去，见他总是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警卫员同志常常向我诉苦说，他不允许为他设小灶；给他出外侦察地形准备的大衣，他送给了值勤的战士；行军中，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有胃病，有人送给他几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锅里，和战士共享……
为了保证他的健康，对他这种要求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严格做法，同志们不止一次出面干涉，我也不止一次婉言规劝，希望他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他虽然一时一事依从了，但过后还是照常，谁都拿他没办法。从太行山到延安，从朝鲜战场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我所知道的他，这个作风一直没有改变。
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能够这样？我是在与他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后，了解了他的童年，才逐渐懂得的。
那是1939年，德怀同志正和朱老总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我当时在北方局工作，住在离总部不远的另一个村子里。一个深冬的夜晚，我踏着没胫的积雪来到八路军司令部，同志们都已就寝，庭院无声。他处理完当天的文电，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里煨着几个土豆核桃，在根据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他凝视着暗红的炭火，和我谈起了他的家庭。
当他还是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患哮喘病的父亲，经受了这番打击，更是卧床不起。一个靠勤劳节俭勉强度日的八口之家，生计完全断绝，几亩薄土山林便完全典卖了出去。他本来有3个弟弟，最小的一个只活了不到一岁就饿死了。两个弟弟和他，到腊月天还是赤脚草鞋。祖母只好领着孙子们去讨饭。讨饭时，到人家门口要说吉祥话，人家才肯施舍。可是生性倔强的德怀怎么也不说，结果就什么也没有讨到……
回忆到这里，他停住了，抬眼望着窗外的漫天风雪，声调越来越缓慢。他说，以后他就去打短工、放牛，上养病父，下抚弱弟，帮助可怜的老祖母挑起一家生活重担。他说到他怎样当煤矿窑工、修堤工人，怎样踏上了艰难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时的过重劳动使他的背微驼。他也说到他怎样从苦难中走出来，找到了党，找到了使人民群众从苦难中摆脱出来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他都没有回头；无论取得多大胜利，他都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解放以后，1958年秋天，他回了一趟家乡。乡亲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但是他们想，彭德怀如今是元帅，我们是种禾的老农，他还记得我们吗？还能像早年那样扯谈吗？但是，他们看到他一路查看庄稼，参观炼铁炉，和社员、队干部亲切地谈话。晚上，就住在故居侄儿家里。儿时放牛的伙伴跑来看他，他亲切地招呼：“你是玉伢子嘛！”“你是胡阿四咯”……玉伢子说：“彭元帅，如今千军万马都服你管，你的名声好大咯！”德怀同志说：“不要这么子叫，我还是真伢子！”他儿时的伙伴顿时看到，站在面前的不是他们想象中威风凛凛的元帅，而仍然是他们的伙伴。他们无拘无束地在彭家吃了饭，和德怀同志倾谈自己的心里话，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来看他，向他诉说心事。
20年之后，1979年6月，千里潇湘，久雨初晴，我和几个同志一起，追寻着他成长和战斗的足迹，到了湖南，到了他诞生的土地上。那绝壁耸峙、翠色人云的乌石峰，是德怀同志童年打柴的地方。峰下是他的故居——彭家围子。山坡上，野草半掩着一座孤坟，那里埋葬着他的母亲。坟头上，长着一株青青的苦珠树。儿时的德怀为悼念亡母曾在这里栽下了一株苦珠树，老树被砍掉了，新树又从旁生长出来。他不栽松，不栽柏，偏偏栽了一棵苦珠树。人们说，这是苦娘苦伢栽苦树，悼娘还悼受苦人啊！
我站在彭家围子前，望着远近村舍升起的一缕缕炊烟，心想，当年德怀曾在这里伫立眺望，为远近村舍时时断炊熄烟而陷人沉思。他从这农村冷冷清清、难乎为继的炊烟中，看到了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我记起了1943年太行山上连续两年闹旱灾，他看到一些人家的烟突没有冒烟，他眼神是那样的焦急难过，他曾挨户走访，默默地注视着群众锅里的野菜，于是就决定总部及直属队采野菜树叶，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他自己虽然当时患着肠胃病，也和战土们一起吃野菜，把粮食节约下来分给群众。解放后，到了北京，逢着改善伙食，他常念叨：什么时候全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呢？我记得，当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他坐在饭桌前面，是怎样的难以下咽啊！我深深感到，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有一种诚挚的、切肤的、连心的感情，在他那严峻的外貌下，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这是一颗赤子之心呵！这颗心，从童年时代就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们连在一起，一直没有分开。
把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尽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德怀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但他从不夸耀自己，而是把全部功劳、成绩都归于党和人民群众。
1947年底，德怀在陕北杨家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从晋西北土改的村子赶去看他，并服从组织决定到西北野战军工作。自从搬出延安之后，我和他就没有见过面。环境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责任那么重大，他怎么样了呢？我真恨不得立即就见到他。
时值隆冬，陕北高原的风雪刺面眨骨。一路上我想得很多。想到在延安分手时，他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有这么好的群众，这么勇敢的部队，一定能取得胜利。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从那以后，他指挥着两万人左右的部队，对付敌人三四十万兵力的进攻。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山岭岭间“大游行”，接连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胜仗，牵制住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其他战区的压力。我最初听到那些胜利消息时，多么为他高兴啊！
到达会议地点，我第一眼看到德怀时，发现他比原来消瘦了，身上的灰布军装更肥大了，脸色黑里透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眼皮微肿，周围有一层黑晕，明显地呈露出过度疲劳的倦容。由于严冬作战，腿上又有了关节炎。见到我，他笑着说：“好哇！你来晚了，没看上那几场好戏。不过不要紧，仗还有得打。”当我说到后方的人怎样为胜利向他祝贺，为他高兴时，他马上严肃地说：“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功劳，是陕北人民的功劳，是干部战士的功劳！”接着，他就给我讲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怎样英明决策，人民群众怎样封锁消息、支援军队，指战员们怎样英勇杀敌……丝毫也没有说到他自己。
我到西北野战军时，部队正在利用战斗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德怀像指挥打仗一样，用全力领导这次运动。白天，他下到基层去，找各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听战士们两忆三查的发言。有几次我看到他听着听着，眼里充满了难过的神情。夜晚回到住地，他又在荧荧烛光下看各部队送来的总结材料，或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平时，对上请示，写报告；对下指示，发命令，大都是他亲自动手。那时，各地区、各野战军，每两个月要给党中央送一份综合报告。西北野战军的报告，都是德怀同志自己动手写，从不要机关干部代劳。每次向中央报告关于部队两忆三查的情况，也是他亲自动笔。我们这些机关人员，只是给他搜集一下材料。对新式整军，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运动中，转发了西北野战军的经验，后来又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经过两忆三查的部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所有这些，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德怀都从不向人提及。
还在新式整军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德怀就开始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他认真分析敌情资料，仔细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在黄龙山区组织了周密的战役侦察，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发动宜川战役。为了打好这一仗，德怀进行了详尽的准备。他指挥打仗有个习惯，必须亲自到前沿去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一次，他又带领机关人员，踏着雪到前沿去看地形。回来后，棉鞋都湿透了。那天晚上，他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人坐在炕前灶旁，把穿着湿棉鞋的脚伸在火边烤。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作战方案，就不去打扰他。只见他想了一会儿，一手拿着蜡烛，一手去量地图，然后放下蜡烛坐在那里又想。看看烛光下他的身影和沉思的面孔，我想到了延安窑洞的晨昏，想到了太行山上的日日夜夜，以至想到长征路，想到井冈山，想到平江城，那无数个夜晚，他都是这样的吧——思考着战斗，思考着胜利。正在我遐想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烧布的气味，一看，他脚上的棉鞋冒烟呢！他却完全不觉得。“鞋糊了！”我这一喊，他才回过神来，提着烧了个大洞的鞋，嘿嘿地笑了……
1948年2月下旬，德怀指挥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以迅猛的动作，接连拔掉了宜川城周围的几十个据点，接着又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命令部队猛攻宜川城，逼得守敌张汉初向胡宗南告急，使胡派整编二十九军增援。而德怀则将我军主力集结在瓦子街一带。当刘勘率军到达时，我军发起了猛烈的袭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又跑到了最前沿，站在一个山头上，双手擎着望远镜，观察激战的场面，为我们战士的勇猛顽强擂拳叫好。警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力劝他隐蔽，无论如何也劝不下来。这一仗，全歼了敌二十九军3万多人，军长刘勘被击毙。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那双烧糊的棉鞋。
宜川大捷之后，德怀按照党中央的号令，率领千军万马，战西府，出潼关，克兰州，复新疆，把胜利的旗帜插遍祖国的大西北。当我们在西安的住所里闲话西北战场的时候，德怀提到的又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又是人民群众，又是干部战士。
最近，我看到了德怀同志1952年2月的一个谈话记录，那是对有人要写西北战场的剧本而谈的。他说：“军队打胜仗要有三个条件：一、部队英勇；二、群众拥护；三、对指挥机关的高度信仰。而信仰不能靠强迫来建立，要靠胜利来建立。在胜利指挥基础上形成的领导威信，才是全军一致高度信仰的领导威信。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指挥机关有高度的威信，即使你的计划有某些缺陷或不周到，群众对你因为有高度的信赖，就能用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计划的缺陷。这种自觉的群众力量发挥起来，往往是超过领导上原来的预料的。”他一再希望写剧本的同志，“应该突出地写一下群众力量”，“应把我军特有的高度的忍耐性表现出来”。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而今我重读这个谈话，又好像听到了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看到了他那颗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
德怀为人刚直爽快，光明磊落。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他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
他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他说，共产党员对于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平生有很多自责，但我听到他自责最深的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对毛主席尤其要说真话。他看到什么问题，必得和毛泽东同志谈了，心里才痛快。
1957年他视察了一些地方，认为反右派有扩大化的倾向，回来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有的同志说：“运动正在风口上，现在谈不是时候吧。”他说：“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去看毛主席时，他仍然直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秋天，德怀到外地去检查国防建设，同时也在所到之处了解了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在甘肃，他看到一些地方，庄稼已经成熟了，但没有人收割。他让车子停下来，跑到村子里去问，来的人多是老、弱、妇、孺，青壮男子炼铁去了。他发现，有的村庄到做饭的时候很多房子烟囱不冒烟，原来锅已经砸了去炼铁，男女老少都进公共食堂，鸡、鸭、猪也都归集体了。他看到粗大的树木被砍下来，去煮大锅饭和烧炭，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他看到很多地方庄稼确实长得很好，但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出现了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奇迹，而报纸上、汇报会上，却仍然在吹什么可以放开肚皮吃饭，提前进人共产主义，等等。德怀在和干部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党的威信高，人民群众信赖我们，我们不要骄傲，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我们一不谨慎，人民群众就要遭罪。这时他已经发现存在着问题。
不久，他决定到他最熟悉的农村去，再实地考察一下。于是，他回到家乡乌石，回到平江——他举行起义和多次战斗过的地方，他又去到毛泽东同志的故乡韶山。他找老农社员、少年伙伴和老根据地的群众询问真情，和基层干部、县、省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几十年流血斗争换来的、八年辛苦建设刚刚开始兴旺起来的农民生活，正在受到一种思潮的破坏。在火车上，他注视着飞驰的田野，那里也有成熟了而没有收割的庄稼。吃饭的时候他举署又停，指着窗外，焦虑地对人说，你瞧瞧这个情况，明年群众的生活怎么办啊！在平江，一位老红军战土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以后他常常念这首诗。这呼声催动着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1959年初，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已经反映到市场的供应上了。接着“五风”愈来愈严重，他愈发不安了。他看到一些材料，听到农村传来的消息，常常自语：“这是怎么搞的呢？问题出在哪里？”一次有位乡亲自家乡来，他询问情况，紧皱眉头，晚上只吃了很少一点饭。饭后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独自沉思。夜里，他睡得很晚，转侧多时，和我说：“你们要少上街买东西，凡是市场上短缺的，你都别去买。咱们的生活比群众好得多，东西留给群众买吧。”不过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自然是明白的。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他对问题的看法。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直言竟给他带来了那样严重的后果。
庐山会议以后，德怀受到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名单。他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你们谁愿参加就来报名吧。”过后我问他，他说：“‘军事俱乐部’，根本没这回事，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于解放军的事，不能随便瞎编。 ”1959年10月，他交回了元帅服、勋章，离开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他不后悔他的所为，他说，我革命就是为了大家有饭吃。但他一直在考虑，自己究竟错了没有，错在什么地方？他立下誓言：“我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死不瞑目！”他在吴家花园读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写了许多笔记，做了大量眉批，并请高级党校的教员给他做辅导。令人痛心又气愤的是，这些珍贵的材料都以“扩散了影响不好”为理由，被他的“专案组”付之一炬。他在眉批里写下的许多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心得，我们永远无从得见了。1961年他重返乌石参加劳动，进行社会调查。他很高兴地看到从“十二条”下达后，农村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是问题还存在。他又对农村在按劳分配、集市贸易、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天实践证明，他的调查报告谈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
那时，我认为问题都出在他写的那封信上。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起初，他沉默着，后来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样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他说，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继而，他刚毅的面容中透出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反过来问我：“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做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呢？”我注视着他，看着他真诚地在等待着回答，我转过脸去藏过涌上来的泪水，心头一阵痛楚，想，他问我，我又去问谁呢？接着，他沉重地说：“我写了这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了！我们的党，以后又会怎样呢？”我隐隐感到，他除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外，心中还怀着更大的忧虑。事实证明，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但当时，我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理解他。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他所信仰的崇高理想，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理想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
那些年里，他除了读书、劳动外，对报纸也很注意。一次陈伯达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说“右倾机会主义者冲昏了头脑”。德怀针锋相对批注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谁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就算旧账，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这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左倾者看不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矛盾是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将破坏总路线，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出现一个大马鞍型，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饿，甚至要饿死一些人。”在陈伯达的“为伟大的胜利欢欣鼓舞”这句话旁，他批道：“为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左’的东西正在破坏它。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我从来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祸首。”针对康生的所谓“混进革命队伍”，是反革命的“同路人”的污蔑，德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常常看到他总是伏在桌子上写呀，写呀。每次我下班回去，读着他写的有痛苦也有辛酸的回忆文字，心里是很不平静的，为他自豪，也为他不平。不只一次，他抬起头，语调缓慢，很沉重地对我说：“我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1965年毛主席接见了他，鼓励他努力工作向前看，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并派他到“三线”去工作。长久盼望着能为人民做工作的他是十分高兴的，立即整装上路，丝毫没计较个人得失。他相信，时间终于会澄清一切。但是，他怎么能知道，就在这同时，江青却偷偷跑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呢？他们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陷害革命忠良的风暴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加上“反毛主席”，“翻案’等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在江青煽起的“揪彭”恶浪中，人们毒打他；他的肋骨被打折，锁骨错位。
1967年8月11日，一群彪形大汉把我架到北京师大操场的台上与德怀“陪斗”。从1965年他到“三线”我们话别后，两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此时此刻，却在这里相逢。“喷气式”使得我的头抬不起来，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的胳膊也需要松歇的片刻，我才能看到他。他那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他那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他那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挺昂着的头，如今竟被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按到了地面。这是怎样的历史悲剧呵！我想起吴家花园中他那刚毅的面容，紧锁的眉头，深邃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在想什么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在十年内战的战场上，在太行山上，西北战场上，在朝鲜战场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美帝国主义斗。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害死在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囚室里！这是多么令人不解的历史颠倒呵！
这种不解曾持续地折磨着我好长时间。在那些被专政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打开记忆的闸门，细细追寻他的一切，问着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这种悲剧能避免吗？颠倒的历史何时能颠倒过来呢？今天，这被颠倒的一切，终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公正呼声里颠倒过来了！正像德怀同志在1959年后曾说过的那样，“坚决相信我党是实事求是的，事实总是事实，一定会把事实弄清楚的，而且党一定会改正错误，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这样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让它重演！和党、和人民、和祖国共着命运的德怀同志，在九泉之下定会为我们的事业在继续前进而欣慰。
浦安修
彭德怀同志蒙冤含恨，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多了，他给人们、给我留下了什么呢？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他的名字被泼污，他的功绩被抹杀，记载他形象和思想的照片、文字材料，有的被封禁，有的被销毁，甚至他的骨灰也被改名换姓。关于他的一切，我只能珍藏在心的最底层，独自回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德怀平了反，对他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人民长久蕴积在心中的话，可以大声说出来了，面对着幸存的德怀的照片和文稿，整理他的遗文。他戎马战斗的一生，他献身真理的热忱，他刚正不阿的品质，时时牵动着我的心，让我很难平静。他留给党、留给人民和自己祖国的，是多么纯洁的一颗赤子之心啊！
不忘记自己是什么人
德怀同志一生身经百战，在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所展开的广阔舞台上，导演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他从一个苦难的童工成长为人民的元帅。但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他在生活上却始终是一名战士。
我和他结婚之后，像那时的许多女同志一样，不愿在自己爱人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对这一点，德怀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我只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里去，见他总是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警卫员同志常常向我诉苦说，他不允许为他设小灶；给他出外侦察地形准备的大衣，他送给了值勤的战士；行军中，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有胃病，有人送给他几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锅里，和战士共享……
为了保证他的健康，对他这种要求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严格做法，同志们不止一次出面干涉，我也不止一次婉言规劝，希望他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他虽然一时一事依从了，但过后还是照常，谁都拿他没办法。从太行山到延安，从朝鲜战场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我所知道的他，这个作风一直没有改变。
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能够这样？我是在与他一起生活了多年之后，了解了他的童年，才逐渐懂得的。
那是1939年，德怀同志正和朱老总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我当时在北方局工作，住在离总部不远的另一个村子里。一个深冬的夜晚，我踏着没胫的积雪来到八路军司令部，同志们都已就寝，庭院无声。他处理完当天的文电，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里煨着几个土豆核桃，在根据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他凝视着暗红的炭火，和我谈起了他的家庭。
当他还是一个不满八岁的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患哮喘病的父亲，经受了这番打击，更是卧床不起。一个靠勤劳节俭勉强度日的八口之家，生计完全断绝，几亩薄土山林便完全典卖了出去。他本来有3个弟弟，最小的一个只活了不到一岁就饿死了。两个弟弟和他，到腊月天还是赤脚草鞋。祖母只好领着孙子们去讨饭。讨饭时，到人家门口要说吉祥话，人家才肯施舍。可是生性倔强的德怀怎么也不说，结果就什么也没有讨到……
回忆到这里，他停住了，抬眼望着窗外的漫天风雪，声调越来越缓慢。他说，以后他就去打短工、放牛，上养病父，下抚弱弟，帮助可怜的老祖母挑起一家生活重担。他说到他怎样当煤矿窑工、修堤工人，怎样踏上了艰难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时的过重劳动使他的背微驼。他也说到他怎样从苦难中走出来，找到了党，找到了使人民群众从苦难中摆脱出来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他都没有回头；无论取得多大胜利，他都不忘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解放以后，1958年秋天，他回了一趟家乡。乡亲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但是他们想，彭德怀如今是元帅，我们是种禾的老农，他还记得我们吗？还能像早年那样扯谈吗？但是，他们看到他一路查看庄稼，参观炼铁炉，和社员、队干部亲切地谈话。晚上，就住在故居侄儿家里。儿时放牛的伙伴跑来看他，他亲切地招呼：“你是玉伢子嘛！”“你是胡阿四咯”……玉伢子说：“彭元帅，如今千军万马都服你管，你的名声好大咯！”德怀同志说：“不要这么子叫，我还是真伢子！”他儿时的伙伴顿时看到，站在面前的不是他们想象中威风凛凛的元帅，而仍然是他们的伙伴。他们无拘无束地在彭家吃了饭，和德怀同志倾谈自己的心里话，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来看他，向他诉说心事。
20年之后，1979年6月，千里潇湘，久雨初晴，我和几个同志一起，追寻着他成长和战斗的足迹，到了湖南，到了他诞生的土地上。那绝壁耸峙、翠色人云的乌石峰，是德怀同志童年打柴的地方。峰下是他的故居——彭家围子。山坡上，野草半掩着一座孤坟，那里埋葬着他的母亲。坟头上，长着一株青青的苦珠树。儿时的德怀为悼念亡母曾在这里栽下了一株苦珠树，老树被砍掉了，新树又从旁生长出来。他不栽松，不栽柏，偏偏栽了一棵苦珠树。人们说，这是苦娘苦伢栽苦树，悼娘还悼受苦人啊！
我站在彭家围子前，望着远近村舍升起的一缕缕炊烟，心想，当年德怀曾在这里伫立眺望，为远近村舍时时断炊熄烟而陷人沉思。他从这农村冷冷清清、难乎为继的炊烟中，看到了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我记起了1943年太行山上连续两年闹旱灾，他看到一些人家的烟突没有冒烟，他眼神是那样的焦急难过，他曾挨户走访，默默地注视着群众锅里的野菜，于是就决定总部及直属队采野菜树叶，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他自己虽然当时患着肠胃病，也和战土们一起吃野菜，把粮食节约下来分给群众。解放后，到了北京，逢着改善伙食，他常念叨：什么时候全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呢？我记得，当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他坐在饭桌前面，是怎样的难以下咽啊！我深深感到，他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有一种诚挚的、切肤的、连心的感情，在他那严峻的外貌下，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这是一颗赤子之心呵！这颗心，从童年时代就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们连在一起，一直没有分开。
把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尽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德怀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但他从不夸耀自己，而是把全部功劳、成绩都归于党和人民群众。
1947年底，德怀在陕北杨家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从晋西北土改的村子赶去看他，并服从组织决定到西北野战军工作。自从搬出延安之后，我和他就没有见过面。环境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责任那么重大，他怎么样了呢？我真恨不得立即就见到他。
时值隆冬，陕北高原的风雪刺面眨骨。一路上我想得很多。想到在延安分手时，他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有这么好的群众，这么勇敢的部队，一定能取得胜利。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从那以后，他指挥着两万人左右的部队，对付敌人三四十万兵力的进攻。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山岭岭间“大游行”，接连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胜仗，牵制住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其他战区的压力。我最初听到那些胜利消息时，多么为他高兴啊！
到达会议地点，我第一眼看到德怀时，发现他比原来消瘦了，身上的灰布军装更肥大了，脸色黑里透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眼皮微肿，周围有一层黑晕，明显地呈露出过度疲劳的倦容。由于严冬作战，腿上又有了关节炎。见到我，他笑着说：“好哇！你来晚了，没看上那几场好戏。不过不要紧，仗还有得打。”当我说到后方的人怎样为胜利向他祝贺，为他高兴时，他马上严肃地说：“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功劳，是陕北人民的功劳，是干部战士的功劳！”接着，他就给我讲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怎样英明决策，人民群众怎样封锁消息、支援军队，指战员们怎样英勇杀敌……丝毫也没有说到他自己。
我到西北野战军时，部队正在利用战斗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德怀像指挥打仗一样，用全力领导这次运动。白天，他下到基层去，找各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听战士们两忆三查的发言。有几次我看到他听着听着，眼里充满了难过的神情。夜晚回到住地，他又在荧荧烛光下看各部队送来的总结材料，或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平时，对上请示，写报告；对下指示，发命令，大都是他亲自动手。那时，各地区、各野战军，每两个月要给党中央送一份综合报告。西北野战军的报告，都是德怀同志自己动手写，从不要机关干部代劳。每次向中央报告关于部队两忆三查的情况，也是他亲自动笔。我们这些机关人员，只是给他搜集一下材料。对新式整军，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运动中，转发了西北野战军的经验，后来又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经过两忆三查的部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所有这些，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德怀都从不向人提及。
还在新式整军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德怀就开始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他认真分析敌情资料，仔细了解敌人的动向，并在黄龙山区组织了周密的战役侦察，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决定发动宜川战役。为了打好这一仗，德怀进行了详尽的准备。他指挥打仗有个习惯，必须亲自到前沿去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一次，他又带领机关人员，踏着雪到前沿去看地形。回来后，棉鞋都湿透了。那天晚上，他一句话也不说，一个人坐在炕前灶旁，把穿着湿棉鞋的脚伸在火边烤。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作战方案，就不去打扰他。只见他想了一会儿，一手拿着蜡烛，一手去量地图，然后放下蜡烛坐在那里又想。看看烛光下他的身影和沉思的面孔，我想到了延安窑洞的晨昏，想到了太行山上的日日夜夜，以至想到长征路，想到井冈山，想到平江城，那无数个夜晚，他都是这样的吧——思考着战斗，思考着胜利。正在我遐想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烧布的气味，一看，他脚上的棉鞋冒烟呢！他却完全不觉得。“鞋糊了！”我这一喊，他才回过神来，提着烧了个大洞的鞋，嘿嘿地笑了……
1948年2月下旬，德怀指挥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以迅猛的动作，接连拔掉了宜川城周围的几十个据点，接着又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命令部队猛攻宜川城，逼得守敌张汉初向胡宗南告急，使胡派整编二十九军增援。而德怀则将我军主力集结在瓦子街一带。当刘勘率军到达时，我军发起了猛烈的袭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又跑到了最前沿，站在一个山头上，双手擎着望远镜，观察激战的场面，为我们战士的勇猛顽强擂拳叫好。警卫人员为了他的安全，力劝他隐蔽，无论如何也劝不下来。这一仗，全歼了敌二十九军3万多人，军长刘勘被击毙。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那双烧糊的棉鞋。
宜川大捷之后，德怀按照党中央的号令，率领千军万马，战西府，出潼关，克兰州，复新疆，把胜利的旗帜插遍祖国的大西北。当我们在西安的住所里闲话西北战场的时候，德怀提到的又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又是人民群众，又是干部战士。
最近，我看到了德怀同志1952年2月的一个谈话记录，那是对有人要写西北战场的剧本而谈的。他说：“军队打胜仗要有三个条件：一、部队英勇；二、群众拥护；三、对指挥机关的高度信仰。而信仰不能靠强迫来建立，要靠胜利来建立。在胜利指挥基础上形成的领导威信，才是全军一致高度信仰的领导威信。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指挥机关有高度的威信，即使你的计划有某些缺陷或不周到，群众对你因为有高度的信赖，就能用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计划的缺陷。这种自觉的群众力量发挥起来，往往是超过领导上原来的预料的。”他一再希望写剧本的同志，“应该突出地写一下群众力量”，“应把我军特有的高度的忍耐性表现出来”。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而今我重读这个谈话，又好像听到了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看到了他那颗始终向着党，向着人民的赤子之心。
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
德怀为人刚直爽快，光明磊落。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他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
他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他说，共产党员对于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平生有很多自责，但我听到他自责最深的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对毛主席尤其要说真话。他看到什么问题，必得和毛泽东同志谈了，心里才痛快。
1957年他视察了一些地方，认为反右派有扩大化的倾向，回来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有的同志说：“运动正在风口上，现在谈不是时候吧。”他说：“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去看毛主席时，他仍然直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秋天，德怀到外地去检查国防建设，同时也在所到之处了解了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在甘肃，他看到一些地方，庄稼已经成熟了，但没有人收割。他让车子停下来，跑到村子里去问，来的人多是老、弱、妇、孺，青壮男子炼铁去了。他发现，有的村庄到做饭的时候很多房子烟囱不冒烟，原来锅已经砸了去炼铁，男女老少都进公共食堂，鸡、鸭、猪也都归集体了。他看到粗大的树木被砍下来，去煮大锅饭和烧炭，大片的青山正在变成秃岭。他看到很多地方庄稼确实长得很好，但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出现了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奇迹，而报纸上、汇报会上，却仍然在吹什么可以放开肚皮吃饭，提前进人共产主义，等等。德怀在和干部交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党的威信高，人民群众信赖我们，我们不要骄傲，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我们一不谨慎，人民群众就要遭罪。这时他已经发现存在着问题。
不久，他决定到他最熟悉的农村去，再实地考察一下。于是，他回到家乡乌石，回到平江——他举行起义和多次战斗过的地方，他又去到毛泽东同志的故乡韶山。他找老农社员、少年伙伴和老根据地的群众询问真情，和基层干部、县、省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几十年流血斗争换来的、八年辛苦建设刚刚开始兴旺起来的农民生活，正在受到一种思潮的破坏。在火车上，他注视着飞驰的田野，那里也有成熟了而没有收割的庄稼。吃饭的时候他举署又停，指着窗外，焦虑地对人说，你瞧瞧这个情况，明年群众的生活怎么办啊！在平江，一位老红军战土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以后他常常念这首诗。这呼声催动着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1959年初，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已经反映到市场的供应上了。接着“五风”愈来愈严重，他愈发不安了。他看到一些材料，听到农村传来的消息，常常自语：“这是怎么搞的呢？问题出在哪里？”一次有位乡亲自家乡来，他询问情况，紧皱眉头，晚上只吃了很少一点饭。饭后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独自沉思。夜里，他睡得很晚，转侧多时，和我说：“你们要少上街买东西，凡是市场上短缺的，你都别去买。咱们的生活比群众好得多，东西留给群众买吧。”不过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自然是明白的。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他对问题的看法。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直言竟给他带来了那样严重的后果。
庐山会议以后，德怀受到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名单。他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你们谁愿参加就来报名吧。”过后我问他，他说：“‘军事俱乐部’，根本没这回事，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于解放军的事，不能随便瞎编。 ”1959年10月，他交回了元帅服、勋章，离开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他不后悔他的所为，他说，我革命就是为了大家有饭吃。但他一直在考虑，自己究竟错了没有，错在什么地方？他立下誓言：“我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死不瞑目！”他在吴家花园读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写了许多笔记，做了大量眉批，并请高级党校的教员给他做辅导。令人痛心又气愤的是，这些珍贵的材料都以“扩散了影响不好”为理由，被他的“专案组”付之一炬。他在眉批里写下的许多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心得，我们永远无从得见了。1961年他重返乌石参加劳动，进行社会调查。他很高兴地看到从“十二条”下达后，农村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是问题还存在。他又对农村在按劳分配、集市贸易、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天实践证明，他的调查报告谈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
那时，我认为问题都出在他写的那封信上。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起初，他沉默着，后来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样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他说，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继而，他刚毅的面容中透出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反过来问我：“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做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呢？”我注视着他，看着他真诚地在等待着回答，我转过脸去藏过涌上来的泪水，心头一阵痛楚，想，他问我，我又去问谁呢？接着，他沉重地说：“我写了这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了！我们的党，以后又会怎样呢？”我隐隐感到，他除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外，心中还怀着更大的忧虑。事实证明，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但当时，我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理解他。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他所信仰的崇高理想，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理想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
那些年里，他除了读书、劳动外，对报纸也很注意。一次陈伯达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说“右倾机会主义者冲昏了头脑”。德怀针锋相对批注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谁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就算旧账，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这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左倾者看不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矛盾是严重的比例失调，它将破坏总路线，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出现一个大马鞍型，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饿，甚至要饿死一些人。”在陈伯达的“为伟大的胜利欢欣鼓舞”这句话旁，他批道：“为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是共同的，但你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左’的东西正在破坏它。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我从来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祸首。”针对康生的所谓“混进革命队伍”，是反革命的“同路人”的污蔑，德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常常看到他总是伏在桌子上写呀，写呀。每次我下班回去，读着他写的有痛苦也有辛酸的回忆文字，心里是很不平静的，为他自豪，也为他不平。不只一次，他抬起头，语调缓慢，很沉重地对我说：“我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1965年毛主席接见了他，鼓励他努力工作向前看，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并派他到“三线”去工作。长久盼望着能为人民做工作的他是十分高兴的，立即整装上路，丝毫没计较个人得失。他相信，时间终于会澄清一切。但是，他怎么能知道，就在这同时，江青却偷偷跑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呢？他们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陷害革命忠良的风暴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加上“反毛主席”，“翻案’等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在江青煽起的“揪彭”恶浪中，人们毒打他；他的肋骨被打折，锁骨错位。
1967年8月11日，一群彪形大汉把我架到北京师大操场的台上与德怀“陪斗”。从1965年他到“三线”我们话别后，两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此时此刻，却在这里相逢。“喷气式”使得我的头抬不起来，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的胳膊也需要松歇的片刻，我才能看到他。他那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他那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他那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挺昂着的头，如今竟被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按到了地面。这是怎样的历史悲剧呵！我想起吴家花园中他那刚毅的面容，紧锁的眉头，深邃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在想什么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在十年内战的战场上，在太行山上，西北战场上，在朝鲜战场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美帝国主义斗。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害死在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囚室里！这是多么令人不解的历史颠倒呵！
这种不解曾持续地折磨着我好长时间。在那些被专政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打开记忆的闸门，细细追寻他的一切，问着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这种悲剧能避免吗？颠倒的历史何时能颠倒过来呢？今天，这被颠倒的一切，终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公正呼声里颠倒过来了！正像德怀同志在1959年后曾说过的那样，“坚决相信我党是实事求是的，事实总是事实，一定会把事实弄清楚的，而且党一定会改正错误，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这样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让它重演！和党、和人民、和祖国共着命运的德怀同志，在九泉之下定会为我们的事业在继续前进而欣慰。
为什么只字不提当初离开他的原因呢？
浦同学写得不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