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共十七大就要闭幕了，新的人事班子预定在22日亮相，这无疑是大会的最高潮，也为各种传说的人事版本打上句号。正是由于大幕即将打开，各种分析更容易被验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言论留有空间是主流的选择，因为这个理由是充分的：经济开放的中国，政治还是中共一家作业，最高层的游戏只是中南海的一桌麻将，不能叫太多人搓。
也正是因此，给了各种谣言、传说、猜测广阔的天地，而对谣言的谣言，传说的传说，猜测的猜测，混合在一起，增加了这个党的会议的丰富性和刺激度。这是21世纪人类独特的机会，因为这样强大的国家，这样强大的党，这样强大的黑箱，举世无双，至少五年才有一次。
作为一家关注中国变化的媒体，作为一家尽可能提供多个观察角度的多维媒体，我们对中共十七大的报导和分析是多元的：多维新闻网尽可能转载了各大媒体的相关报导，尽管不等于多维认同这些报导内容。
与此同时，多维新闻社发出了一系列独家报导，尤其推出了“多维判断”。“多维判断”相继“判断”了曾庆红退休、李长春和贾庆林留任、习近平和李克强升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任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和周永康分掌纪委和政法委，并列出了“三下四上五留”的九常委名单。
由于这些“判断”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最初引起不少争议，但随后港台和国际媒体跟进，个别媒体甚至对人事版本的产生作了“演义”，一时形成了网友所谓的“多维判断大合唱”。
但是，最近几天，韩、日、美一些媒体有了一些新的说法，多维都作了转发：朝鲜日报说李长春将升任全国政协主席，产经新闻说曾庆红留任并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纽约时报也说曾庆红或留任，路透社则说因为“差额选举”，王兆国可能取代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面对传闻可能的变局，尤其是结果即将公布之际，我们是否也让自已的“判断”留有余地呢？
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仍选择在这个“险峰”时间为“多维判断”作一个总判断，是希望能站在一个简单的标准面前：看一看“多维判断”的判断力。而这个个案，可能被视为一个笑话，一个闹剧，一个别有用心的误导或引导，当然，我们是希望它能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标本。
制度崇拜和个人崇拜的悲剧性没有本质区别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我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关心人事变化？
讨论中国人事的变化目前只是停留在耳语和新闻媒体，很少成为学术性问题。因为在学界普遍看来，人事是一个庸俗的命题，只有分析社会问题的变化、推动制度化的改革，才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这样一种主流看法的形成，可能来源于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人治”的反弹，可能来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向往，可能来源于学术专业本身的规范，也可能因为过去对“人事判断”太多挫折，是鉴于中共黑箱作业、封锁信息，对人事不甚了了而采取的一种惰性应对。
正是缺乏学界的参与热情，中国人事研究真成了一个庸俗的命题，或者说使这个话题变得更庸俗，只是精英间耳语中的“谣”，只是媒体上似是而非的“传”，甚至是某些街坊“艺人”的“演义”(中南海的传奇)。
这个主流看法的恶果，远远不止如此，根本的祸恶在于，人们会将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制度层面的变化，可是，中国依靠现在制度本身的改良，来作为中国发展、公平、民主的长久驱动力是值得怀疑的。
相反，这个制度的“改良”过程，恰恰是用揠苗助长的方式牺牲了中国的未来，摧毁了公平规则和民主幼苗。
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并非完全是受益于制度的“改良”，而是因为毛时代将人民的生活不能压得更低，邓江时代只是丧失了一些对老百姓的欺榨力而已，或者说他们只有让老百姓生存他们才能享有更持久的特权。老百姓从来不是这场盛宴的主角，他们只是厨师、跑堂、乞丐，吃的只是残羹剩饭。
相比之下，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自已迅速“暴富”的阶层，靠的正是这个制度的“改良”。而且这个“暴富”的阶层面，远远超过了毛时代。当知识精英都接近这个既得利益层时，这个社会的缓冲面、良知、精神也在消失。
中国的盛宴摆在悬崖边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使两极的人都在悬崖边上，随时都面临堕落。
这种全官、全民堕落的趋势，将使这个国家走不出精神黑洞，也不可能使任何公平、民主的法则建立和运行。
这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制度崇拜的结果。它和个人崇拜的悲剧性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都不是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基础之上。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个人崇拜是一个人胡闹，制度崇拜是一批人胡闹，它将使中国更难拨乱反正。因为毛泽东会死，但邓小平死了，这个制度还在，还在生长。党内民主，很可能便是这个制度新的血液。
中国需要的是新的领导人
当然，不是因此而否定制度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必要性，没有人否认制度是一个社会长期的稳定器，关键是：由谁、在怎样一种状况下建立制度。
对于中国而言，谁都很清楚这种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简单说，一切以维护中共利益和基本原则、出发点。我们将看到，这种制度变革的某些良好效果也只是短期的。那几栋摩天大楼，那几桌豪华盛宴，那些飞天的数据，使很多人丧失了对中国的基本认识。这不需要多少年就可发现，昨夜尽乐，只是不长。
更致命的在于，这个制度的“变革”正在融化国家长期的动力。
由于制度运行的惯性结果，中国政策不可能在中共十七大上表现向左或向右转，政治报告不是一个新的宣示，而只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政策的梳理。所以你很难从中发现惊人之语。所谓研究中国问题，你能从中研究出什么？它只不过为那些懒惰的研究者，作一个资料注解罢了。
这是胡温的新政吗，这是江泽民的阴影吗，这是毛邓的遗产吗，这是各种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吗？都是，都不是。可以肯定的在于，这不是一个国家清哳的方向，这是这个制度生产的一大缸浆糊。
所谓江胡之争，多是市井流言，本质上，不客气讲，应是浆糊之争，是捣浆糊。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缸浆糊之中，为浆糊所害，有志也难伸。只有身在浆糊之中的江胡，才会有切肤之感。
其实受这缸浆糊所害的，远不止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朱容基亦是，现在又轮到曾庆红、温家宝了。
其实，我们并不怀疑，中共党内仍有不少有志者，但大家的理想都捣在这缸浆糊之中，无能为力。
靠中共本身制度性的改革，过程、结果都会使这个制度强化，扩张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延长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寿命，而且会软化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动力和力量，从而伤害中国持续增长力和社会公平、和谐。
我们并不是盼望新的毛泽东，我们需要的是对新的领导人的呼唤，只有一个或一批新的领导人从这个体制的浆糊中走出来，站在更高的境界，来一次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拔乱反正。
正是很多人仍存有这份想象，才特别关注中国人事的变化。即使总有人用不屑的口气嘲笑，事实上，所谓十七大，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人事，而不是政治报告、党章。
其实，人事变化从来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政治变化的最明显指标，对政治人物的分析也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政策分析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当年也说过类似一段话(大意)：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什么路线方针配备什么团队。你要看懂它真正的方针吗？首先看它的团队配置。
我们现在更要看的是，什么人可能改变路线方针、改变这个制度？
班子的组成，不是江胡决定
现在当然不可能有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更细致一点，讨论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组成的可能性，而通过这种讨论，至少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标准下检验我们的分析能力，从而有助于我们洞察未来。
中共十七大人事报导，考验着全球媒体对中国政局掌握的真切程度。和众多媒体一样，多维也有许多网友提供各种各样的人事版本(至今仍在持续中，在多维博客有了几十个版本)，我们需要的对此进行判断。
在香港发行的多维月刊10月号(9月20日截稿，29日上市)出版了“中共十七大专辑”，对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可能分工作了长篇分析：政治局常委维持九人格局，常委中留任的前五名，分工保持原状，新人习近平主持书记处、李克强当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当中纪委书记、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
正是因此，我们没有用“独家报导”而用“多维判断”，因为反映了我们的主观性，一如我们的社论。
“多维判断”认为：政治局常委应维持九人格局，曾庆红、吴官正、罗干退休，留任的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分工保持原状，新人习近平主持书记处、李克强当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当中纪委书记、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
这个判断的依据，来源我们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因为它比较符合或接近于中共党情。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班子的组成，并不是胡锦涛，也不是江泽民，更不是曾庆红个人所决定的，而是这个制度所决定的，是“党内民主”的结果。我们相信，尽管他们也努力参与其中，如果让胡锦涛、江泽民、曾庆红个人作决定，他们列出的都不可能是这份名单，他们每个人都被组织、制度“异化”掉了。
这是中共这台制度机器所开出的名单。所以，曾庆红“最有能力”也得下，吴邦国有病、贾庆林和李长春“被人非议”也得留，贺国强、周永康晋升很“合理”，习近平、李克强跃升有“必要”。
这里面含有多种制度的技术性因素，可作更细致性解剖。但现在我们最急于回答的是：这名单会有大变吗？
我们的答案是：大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有所微调，也不会改变这个基本格局。
“最后一分钟”出现大变？
有三种流行的说法，使“最后一分钟”有出现大变的可能。
一、有人说，有些人有意对外放风，试图让境外舆论去影响人事。这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也容易使观察中国人事真的变得庸俗。我们当然相信中共有关部门会搜罗海外舆论对十七大的反映，他们并不喜欢“不同的声音”干扰十七大。但是，海外舆论去影响代表们的投票动向的机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名单公布对谁有好处谁有坏处，可以作完全两极的结论。逻辑推理有时离事实遥远。我们相信，各种人事版本的出现是人们关心的必然，是黑箱操作的必然，而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现在人事版本多，信不信由你，不可能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二、“差额选举”会“差”掉某某。这不仅是一种浪漫的期待，更是对中国民主化的误导。世界上的民主最关键的是国家民主，将民主泛化将使国家民主化问题变得模糊起来。中共所谓“党内民主”是拒绝国家民主的一种手段，也是这个组织异化的结果。如果有助于这个制度运行,“党内民主”才会施行，反之，就会混乱或停止。
所以，这个“党内民主”，是强化操控力、强化制度，与民主无关。“差额选举”或会增加了某些戏剧性，但不会用来挑战最高层格局。只有一种可能：有人真想启动国家民主。 如果没有“组织性”，绝大多数党代是不可能成为党代表的，他们得益于“组织性”，当然很清楚“组织需要”。他们或有所小小表示，但“差”掉的无涉最高层，“差”掉的还可能是不该“差”掉的。
结论是：“差额选举”也不可能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三、“江胡之争”争出一个新结果？历史上看，“最后一分钟”往往是制度弱化，强人当道的时候出现。
过去一段时间，江泽民的权力固然被低估，他的某些权力可能比邓小平更少一些牵制(邓小平时期，强势元老太多；江泽民时期，同级人物大都去逍遥了)，但他不是政治强人，也缺乏制度合法性，所以他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行事，很难在“最后一分钟”要大改什么。
而胡锦涛呢，严格意义上，他的个人影晌力或要从中共十八大以后才能真正看出来。他现在所做的是尽可能稳定、守规矩。不论江泽民对他满不满意，他都会在尊重江的前提下才表示自已的想法。
也就是说：“江胡之争”难以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多维作出“判断”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实并不在某人上或下，某人开明或保守，某人某派某派，也不是刺激人们去窥视黑箱，而是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制度己制度化到了何种地步。而中国的未来就锁在这个硬化的制度之中。
必须有人来改变。
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
多维的判断，当然只是我们的主观看法。多維新闻网是一个多种声音的平台，多维的判断只是其中一种声音，网友可以加以比较，作出自已理智的判断。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面对中国的变化，有太多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尤其某些学术包装的看法，正在误导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而诱拐中国走上岐道而不早醒。
现在，面对中共十七大，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标准，黑箱立即就会打开，我们来检视一下：
谁最接近中国事实？
这不是庸俗者所说的猜测、炒作，这不是装模作样者所说的庸俗，这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如果多维的判断错了，那只是一家媒体之错，那只是多维总编个人的羞耻。
如果更多的人错了呢？那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调试对中国的认识。
如果，多维的判断对了，我只想说一句话：中共十八大，不会、不该再有“多维判断”。
2007年10月18日
也正是因此，给了各种谣言、传说、猜测广阔的天地，而对谣言的谣言，传说的传说，猜测的猜测，混合在一起，增加了这个党的会议的丰富性和刺激度。这是21世纪人类独特的机会，因为这样强大的国家，这样强大的党，这样强大的黑箱，举世无双，至少五年才有一次。
作为一家关注中国变化的媒体，作为一家尽可能提供多个观察角度的多维媒体，我们对中共十七大的报导和分析是多元的：多维新闻网尽可能转载了各大媒体的相关报导，尽管不等于多维认同这些报导内容。
与此同时，多维新闻社发出了一系列独家报导，尤其推出了“多维判断”。“多维判断”相继“判断”了曾庆红退休、李长春和贾庆林留任、习近平和李克强升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任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和周永康分掌纪委和政法委，并列出了“三下四上五留”的九常委名单。
由于这些“判断”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最初引起不少争议，但随后港台和国际媒体跟进，个别媒体甚至对人事版本的产生作了“演义”，一时形成了网友所谓的“多维判断大合唱”。
但是，最近几天，韩、日、美一些媒体有了一些新的说法，多维都作了转发：朝鲜日报说李长春将升任全国政协主席，产经新闻说曾庆红留任并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纽约时报也说曾庆红或留任，路透社则说因为“差额选举”，王兆国可能取代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面对传闻可能的变局，尤其是结果即将公布之际，我们是否也让自已的“判断”留有余地呢？
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仍选择在这个“险峰”时间为“多维判断”作一个总判断，是希望能站在一个简单的标准面前：看一看“多维判断”的判断力。而这个个案，可能被视为一个笑话，一个闹剧，一个别有用心的误导或引导，当然，我们是希望它能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标本。
制度崇拜和个人崇拜的悲剧性没有本质区别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我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关心人事变化？
讨论中国人事的变化目前只是停留在耳语和新闻媒体，很少成为学术性问题。因为在学界普遍看来，人事是一个庸俗的命题，只有分析社会问题的变化、推动制度化的改革，才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这样一种主流看法的形成，可能来源于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人治”的反弹，可能来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向往，可能来源于学术专业本身的规范，也可能因为过去对“人事判断”太多挫折，是鉴于中共黑箱作业、封锁信息，对人事不甚了了而采取的一种惰性应对。
正是缺乏学界的参与热情，中国人事研究真成了一个庸俗的命题，或者说使这个话题变得更庸俗，只是精英间耳语中的“谣”，只是媒体上似是而非的“传”，甚至是某些街坊“艺人”的“演义”(中南海的传奇)。
这个主流看法的恶果，远远不止如此，根本的祸恶在于，人们会将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制度层面的变化，可是，中国依靠现在制度本身的改良，来作为中国发展、公平、民主的长久驱动力是值得怀疑的。
相反，这个制度的“改良”过程，恰恰是用揠苗助长的方式牺牲了中国的未来，摧毁了公平规则和民主幼苗。
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并非完全是受益于制度的“改良”，而是因为毛时代将人民的生活不能压得更低，邓江时代只是丧失了一些对老百姓的欺榨力而已，或者说他们只有让老百姓生存他们才能享有更持久的特权。老百姓从来不是这场盛宴的主角，他们只是厨师、跑堂、乞丐，吃的只是残羹剩饭。
相比之下，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自已迅速“暴富”的阶层，靠的正是这个制度的“改良”。而且这个“暴富”的阶层面，远远超过了毛时代。当知识精英都接近这个既得利益层时，这个社会的缓冲面、良知、精神也在消失。
中国的盛宴摆在悬崖边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使两极的人都在悬崖边上，随时都面临堕落。
这种全官、全民堕落的趋势，将使这个国家走不出精神黑洞，也不可能使任何公平、民主的法则建立和运行。
这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制度崇拜的结果。它和个人崇拜的悲剧性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都不是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基础之上。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个人崇拜是一个人胡闹，制度崇拜是一批人胡闹，它将使中国更难拨乱反正。因为毛泽东会死，但邓小平死了，这个制度还在，还在生长。党内民主，很可能便是这个制度新的血液。
中国需要的是新的领导人
当然，不是因此而否定制度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必要性，没有人否认制度是一个社会长期的稳定器，关键是：由谁、在怎样一种状况下建立制度。
对于中国而言，谁都很清楚这种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简单说，一切以维护中共利益和基本原则、出发点。我们将看到，这种制度变革的某些良好效果也只是短期的。那几栋摩天大楼，那几桌豪华盛宴，那些飞天的数据，使很多人丧失了对中国的基本认识。这不需要多少年就可发现，昨夜尽乐，只是不长。
更致命的在于，这个制度的“变革”正在融化国家长期的动力。
由于制度运行的惯性结果，中国政策不可能在中共十七大上表现向左或向右转，政治报告不是一个新的宣示，而只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政策的梳理。所以你很难从中发现惊人之语。所谓研究中国问题，你能从中研究出什么？它只不过为那些懒惰的研究者，作一个资料注解罢了。
这是胡温的新政吗，这是江泽民的阴影吗，这是毛邓的遗产吗，这是各种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吗？都是，都不是。可以肯定的在于，这不是一个国家清哳的方向，这是这个制度生产的一大缸浆糊。
所谓江胡之争，多是市井流言，本质上，不客气讲，应是浆糊之争，是捣浆糊。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缸浆糊之中，为浆糊所害，有志也难伸。只有身在浆糊之中的江胡，才会有切肤之感。
其实受这缸浆糊所害的，远不止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朱容基亦是，现在又轮到曾庆红、温家宝了。
其实，我们并不怀疑，中共党内仍有不少有志者，但大家的理想都捣在这缸浆糊之中，无能为力。
靠中共本身制度性的改革，过程、结果都会使这个制度强化，扩张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延长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寿命，而且会软化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动力和力量，从而伤害中国持续增长力和社会公平、和谐。
我们并不是盼望新的毛泽东，我们需要的是对新的领导人的呼唤，只有一个或一批新的领导人从这个体制的浆糊中走出来，站在更高的境界，来一次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拔乱反正。
正是很多人仍存有这份想象，才特别关注中国人事的变化。即使总有人用不屑的口气嘲笑，事实上，所谓十七大，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人事，而不是政治报告、党章。
其实，人事变化从来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政治变化的最明显指标，对政治人物的分析也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政策分析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当年也说过类似一段话(大意)：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什么路线方针配备什么团队。你要看懂它真正的方针吗？首先看它的团队配置。
我们现在更要看的是，什么人可能改变路线方针、改变这个制度？
班子的组成，不是江胡决定
现在当然不可能有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更细致一点，讨论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组成的可能性，而通过这种讨论，至少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标准下检验我们的分析能力，从而有助于我们洞察未来。
中共十七大人事报导，考验着全球媒体对中国政局掌握的真切程度。和众多媒体一样，多维也有许多网友提供各种各样的人事版本(至今仍在持续中，在多维博客有了几十个版本)，我们需要的对此进行判断。
在香港发行的多维月刊10月号(9月20日截稿，29日上市)出版了“中共十七大专辑”，对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可能分工作了长篇分析：政治局常委维持九人格局，常委中留任的前五名，分工保持原状，新人习近平主持书记处、李克强当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当中纪委书记、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
正是因此，我们没有用“独家报导”而用“多维判断”，因为反映了我们的主观性，一如我们的社论。
“多维判断”认为：政治局常委应维持九人格局，曾庆红、吴官正、罗干退休，留任的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分工保持原状，新人习近平主持书记处、李克强当常务副总理、贺国强当中纪委书记、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
这个判断的依据，来源我们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因为它比较符合或接近于中共党情。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班子的组成，并不是胡锦涛，也不是江泽民，更不是曾庆红个人所决定的，而是这个制度所决定的，是“党内民主”的结果。我们相信，尽管他们也努力参与其中，如果让胡锦涛、江泽民、曾庆红个人作决定，他们列出的都不可能是这份名单，他们每个人都被组织、制度“异化”掉了。
这是中共这台制度机器所开出的名单。所以，曾庆红“最有能力”也得下，吴邦国有病、贾庆林和李长春“被人非议”也得留，贺国强、周永康晋升很“合理”，习近平、李克强跃升有“必要”。
这里面含有多种制度的技术性因素，可作更细致性解剖。但现在我们最急于回答的是：这名单会有大变吗？
我们的答案是：大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有所微调，也不会改变这个基本格局。
“最后一分钟”出现大变？
有三种流行的说法，使“最后一分钟”有出现大变的可能。
一、有人说，有些人有意对外放风，试图让境外舆论去影响人事。这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也容易使观察中国人事真的变得庸俗。我们当然相信中共有关部门会搜罗海外舆论对十七大的反映，他们并不喜欢“不同的声音”干扰十七大。但是，海外舆论去影响代表们的投票动向的机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名单公布对谁有好处谁有坏处，可以作完全两极的结论。逻辑推理有时离事实遥远。我们相信，各种人事版本的出现是人们关心的必然，是黑箱操作的必然，而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现在人事版本多，信不信由你，不可能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二、“差额选举”会“差”掉某某。这不仅是一种浪漫的期待，更是对中国民主化的误导。世界上的民主最关键的是国家民主，将民主泛化将使国家民主化问题变得模糊起来。中共所谓“党内民主”是拒绝国家民主的一种手段，也是这个组织异化的结果。如果有助于这个制度运行,“党内民主”才会施行，反之，就会混乱或停止。
所以，这个“党内民主”，是强化操控力、强化制度，与民主无关。“差额选举”或会增加了某些戏剧性，但不会用来挑战最高层格局。只有一种可能：有人真想启动国家民主。 如果没有“组织性”，绝大多数党代是不可能成为党代表的，他们得益于“组织性”，当然很清楚“组织需要”。他们或有所小小表示，但“差”掉的无涉最高层，“差”掉的还可能是不该“差”掉的。
结论是：“差额选举”也不可能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三、“江胡之争”争出一个新结果？历史上看，“最后一分钟”往往是制度弱化，强人当道的时候出现。
过去一段时间，江泽民的权力固然被低估，他的某些权力可能比邓小平更少一些牵制(邓小平时期，强势元老太多；江泽民时期，同级人物大都去逍遥了)，但他不是政治强人，也缺乏制度合法性，所以他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行事，很难在“最后一分钟”要大改什么。
而胡锦涛呢，严格意义上，他的个人影晌力或要从中共十八大以后才能真正看出来。他现在所做的是尽可能稳定、守规矩。不论江泽民对他满不满意，他都会在尊重江的前提下才表示自已的想法。
也就是说：“江胡之争”难以动摇既定的基本决定。
多维作出“判断”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实并不在某人上或下，某人开明或保守，某人某派某派，也不是刺激人们去窥视黑箱，而是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制度己制度化到了何种地步。而中国的未来就锁在这个硬化的制度之中。
必须有人来改变。
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
多维的判断，当然只是我们的主观看法。多維新闻网是一个多种声音的平台，多维的判断只是其中一种声音，网友可以加以比较，作出自已理智的判断。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面对中国的变化，有太多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尤其某些学术包装的看法，正在误导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而诱拐中国走上岐道而不早醒。
现在，面对中共十七大，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标准，黑箱立即就会打开，我们来检视一下：
谁最接近中国事实？
这不是庸俗者所说的猜测、炒作，这不是装模作样者所说的庸俗，这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如果多维的判断错了，那只是一家媒体之错，那只是多维总编个人的羞耻。
如果更多的人错了呢？那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调试对中国的认识。
如果，多维的判断对了，我只想说一句话：中共十八大，不会、不该再有“多维判断”。
200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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