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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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中共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cd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