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岁月何其相似

革命与改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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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批判保皇改良文两篇

编者按：一九零三年秋，孙中山先生曾四赴檀香山，并在檀香山发表了两篇批判保皇改良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不仅对康有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谬论进行了理性轰击，而且对梁启超「名为保皇、实为革命」之谋略理论和谋略行径予以了公开揭穿。对不久以後共和革命派展开那一场「革命批判改良」的大论战，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理论基石。

本刊决定发表孙先生在百年前写下的这两篇文章，除掉意在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外，更意在指出当代「保共改良」思想与百年前的「保清改良」思想，非但如出一辙，而且同气相求。而孙先生在文中所批判的前朝「保清改良」之种种论点，当今的「保共改良」思潮皆无出其右。虽然，当年的「保清改良」派仅仅嚣张数年，就已经日薄西山，并迅速为共和革命所取代；当今的保共改良派却在海内外、特别是海外横行霸道了几二十馀年，单从一九八九年中共六四屠城算起，就已经是整整十七年了。个中缘由究竟何在，尚望读者诸君思之。     

 

 

背景介绍之一

 

檀香山有一家《西字早报》，是美国人办的，在一九0三年十月七日刊出一则报导云∶「著名中国革命家孙逸仙博士由横滨乘西伯利亚号船於五日到埠，在本埠秘密或公开运动，华侨深信革命真理，多趋向之。」该报又称∶「一千九百年九月，孙博士欲造成一新中国，由南省起义，倾覆专制政府，先生所统带不过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发难，意欲攻占惠州，并约别处齐举，取福建省为根据地。以数百民军与四千满洲兵对敌，初获胜利，後因所约之党人同时在别处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计画不成，殊可惜也。」这一则消息刊出以後，檀香山的华侨竞相走告∶「孙逸仙博士又来了！孙逸仙博士又来了！」像一阵春雷，震动了檀香山，使得此间的「保皇党」分子心惊肉跳。

原来，国父离开横滨後，一帆风顺，於十月五日（癸卯年八月十五日）便到达了檀香山。檀香山本是兴中会的发源地，国父一家人及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岛，这天又正是中秋节，亲朋故旧，阁家团聚，其热烈欢迎情景自不在话下。

国父这次到檀香山，已经是第四度重游了。计自丙申年离此以迄这次重来，相隔整整的八个年头。而今亲朋故旧虽为数极众，然而兴中会的会员同志，却已寥寥无几，面目全非，国父触景伤情，诚不胜今昔之感！何以如此？原来这其中有个变故。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已亥年间，国父与梁启超曾有合创新党的计画，因为康有为从中作梗而致搁浅。已亥年冬天，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来创办「保皇会」，由於梁启超对檀香山可说是人生地疏毫无渊源，所以在离开日本前，曾恳求国父写信介绍认识檀香山兴中会的同志们，矢言「诚意皈依革命真理，誓必合作到底。」国父对人一向以诚相见，不虞有诈，特别写信介绍其兄德彰先生及兴中会的会员李昌、黄亮、卓海、李禄、郑金、何宽、锺木贤等同志共助梁启超，这可以说得上义尽仁至了。不想梁启超一到檀香山，便变了卦，别树一帜。檀香山的一班同志，在学问上比不上梁，多被梁所说服。同时康有为对梁启超抓得紧紧的，要他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发动武装勤王的饷源。於是，梁启超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说「革命」与「保皇」，实在是殊途同归，又诡称曾经得到了国父的同意。德彰先生及李昌等见梁持有国父亲笔函件，又知道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首脑分子，当然也不曾想到这其中有什麽阴谋，各捐巨金助梁，德彰先生与李多马且将自己的儿子拜梁启超为师，求梁携往日本留学。如此一来，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都参加了他的保皇会分会。此时，国父在日本得到了这个消息，曾数度写信劝阻，然而兴中会的会员多已中毒过深，无能为力了。檀香山是国父最早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梁启超之所以能在檀香山立足，是由於国父的作书介绍，如今竟然被梁启超用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启超很对不起国父的行为，怎不叫国父失望。

梁启超在檀香山窃占了国父的革命团体，国父只不过有「不胜今昔之感」，一时并未对梁加以申讨，因为国父待人宽厚，乐於与人为善。可是，这时保皇会在檀香山设立的机关报——《新中国》却沉不住气了。《新中国》报的主笔名叫陈继俨，又叫陈义侃，是一个保皇改良派，听说国父已到了檀香山，又见《西字早报》有国父将在檀埠作「秘密或公开运动，华侨深信革命真理，多趋向之」的消息，深恐保皇党的基础将为之动摇，乃在报上恶意抵毁国父为「假革命」。这样一来，激怒了兴中会的老会员李昌、何宽、程蔚南、许直臣、黄亮、林鉴泉等十几位同志，大家晋谒国父，要捣毁《新中国》报社，国父虽然劝慰他们不得鲁莽，但也就忍无可忍，决心扫荡保皇党势力，於是便在程蔚南所主办的《隆记报》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振聋发聩文章，题为《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

 

孙文原文之一

 

「同乡列公足下∶向者公等以为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误也。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常人置产立业，其约章契券，犹不能假他人之名，况以康、梁之智，而谋军国大事，民族前途，岂有故为名实不符，而犯先圣之遗训者乎？其创立保皇会者，所以报知己也。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载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逞，岂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所信，实则革命，则康、梁者，尚得齿於人类乎？直禽兽不若也！故保皇无毫厘之假借，可无疑义矣。如其不信，则请读康有为所著之《最近政见书》，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而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实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诬妄康、梁一至於是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於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业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於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於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臣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又如本埠保皇报之副主笔陈某者，康趋亦趋，康步亦步，既当保皇报主笔，而又口谈革命，身入洪门，其混乱是非，颠倒黑白如此，无怪公等向以之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据，可以证明彼虽口谈革命，身入洪门，而实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彼口谈革命者，欲笼络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门者，欲利用洪门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说之後，彼之诈伪，已无地可藏，图穷而匕首见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声应气求，两心相印，何致有攻击不留馀地？始则於报上肆情诬谤，竭力訾毁，竟敢不顾报律，伤及名誉，若讼之公堂，彼必难逃国法。继则大露其满奴之本来面目，演说保皇立宪之旨，大张满人之毒，而痛駡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其尊外族抑同种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摧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线，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於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古今来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种，舍忠义而为汉奸者，不可胜计，非独康、梁已也。满汉之间，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从违，必能审定。如果以客帝为可保，其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汉族其有豸乎？书不尽意，馀详演说笔记中，容出版当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弟孙逸仙顿。」

 

背景介绍之二

 

国父的这一篇文章，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这实在是最有力的宣传档。此外，国父为了端正视听，鼓吹革命，唤醒华侨免受保皇党人的欺骗，并在荷梯里街戏院与利利霞街华人戏院作大规模的演讲会。先後举行了好几次，每次总是连续两三天，听众非常踊跃，每次都有千馀人自动前往听讲。听众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戏院容量很大，当时并无扩音设备，李昌、蔚南等都担心国父的声音能否达到全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馀的，国父演说之前，总有几句开场白，开场白之後，换来的总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於是，他稍顿一顿，向前走几步，将手举起，听众便肃然，屹立不动，国父这才开始演讲。国父每次演讲都很成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荷梯里街戏院的演说会，那次，国父的讲题是「中国救亡图存之道」，他那宏亮的声音中仿佛有电力，他的话句句是真实的，每个字都印入听众的脑海里了，待他讲完，群众中响起了如雷的欢呼声，大家仍不想离开，国父均能不假思索，予以明确解答，听众皆表悦服。翌日，《西字早报》便刊出了这样一篇报导∶

「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孙逸仙博士在荷梯里街戏院演说，勇敢而言曰∶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於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听众接纳，表示热诚。先生身穿白麻衣服，头上短发，恰似一吕宋人，其言论举动，显出有感化人群之力，加以态度温柔，秩序整肃，真乃天生领袖。彼谓首事革命者，如汤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称之为圣人。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於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创设国民，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又在利利霞街华人戏院演说，听者亦座为之满，无容足地。何宽为主席，公演讫，雄辩滔滔，徵引历史，由古及今，谓∶汉人之失国，乃由不肖汉奸助满人入关，征服全国。他深信不久汉人即能驱逐满人，恢复河山云。」

檀香山的华侨，听过国父的几次演说鼓吹革命之後，耳目为之一新，风气为之大变，从前误入保皇会的，也有不少人登报要脱党，甚至指责保皇会是汉奸奴隶。这下子陈仪侃更慌了，既惧於国父的言论宏博，感人最深；又害怕侨胞退党者众，於己党不利。於是，他便用了一个化名，写了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刊登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的《新中国》报上，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是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爪分中国，希望君主立宪是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这更是混淆视听的无稽之谈。为揭发保皇理论的谬误，澄清一般华侨对於革命的观念，於是，国父又写了一篇「驳保皇报书」，登载在隆记报上，来驳斥陈仪侃。

 

孙文原文之二

 

「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报刊有「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此书出於该报主笔陈仪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间接而驳仆日前之书也。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LOGIC），一无所知，於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牵强附会，本不欲推求详辩；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逐条驳之，以塞毒，而辟谬论。彼开口便曰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彼又曰中国爪分，在於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曾亦知爪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发奋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异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人民若能发奋，则微小如巴拿马，激烈如苏威亚，列强向之承认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努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详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於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爪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而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也，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食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拱之便矣，故欲免爪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轧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窥伺，我能奋发，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情，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朝以索地否？清国帝後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慝矣；然而据其发详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於今日之清帝後，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於爪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矣，不图恢复，犹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复言革命，是诚何心哉？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节，清亡与亡，清奴与奴，洵大清之忠臣义士矣，其如汉族何？而犹嚣嚣然执「毋宁」二字以骂人为白奴，是真强辞夺理矣。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於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声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於今，经二十馀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其所引法国三大革命曰∶经卢梭、达尔文、福楼特尔诸大哲学家提倡建设，而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於世。其第一部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迨十馀年後，始见重於英之学者；又十馀年後，始见称於世人。今该主笔大书特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达尔文，或是达尔文之前身乎？想该主笔必精通三世书矣，否则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国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该主笔尝识吾人之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於巴黎矣，而巴黎之外，无死於革命者。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虽经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事，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毋乃该主笔以一人转轮数十次计之乎？若此则非吾所敢知。彼既曰∶革命之结果，为民主政体也，胡又曰∶有建设者谓之有意识之破坏，无建设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彼等是否建设，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明於革命之先，定为民主政体矣。非意识为何？曰政曰体，非建设为何？该主笔以一手之笔，一时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欧之美，可足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於官，户口门牌，鲜注於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於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於外谓之事体，禀赋於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轶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於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变？是犹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质，虽琢无成也。彼又曰∶中国人富於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於服从法律性之性质。试问无权势可以行法律乎?今日檀岛，若政府无权势以拘禁处罚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该主笔强别服从法律与服从权势而为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学毫无所知也。彼又曰∶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结果也。此又可见彼不知立宪为何物，而牵强附会也，夫立宪者，西语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经，非革命不能改也。过渡者，西语曰∶TRANSITION，乃变更之谓也。此二名辞，皆从西文译出，中国无此成语也。该主笔虽不知以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 乃TRANSITION时代，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後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後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之旧物，然後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与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使该主笔若不知民主为最终之结果，其倡君主立宪犹可说也。乃彼既知为美政，而又认为最终之结果，胡为如此矫强支离多端相辩难也？得毋以此事虽善，诚为救中国之良剂，但其始不倡吾师，其终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让他人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义也。彼又曰∶会外人何以图羊城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书指以满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权；而彼则曰∶岂不见各国宪法云云。仆所指乃当今清国专制之皇权，而彼引各国宪法以答，真强为比例，拟於不伦矣。彼又曰∶所谓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权在我，非彼何我也，不得谓为满奴云云，此真梦梦也。今光绪皇帝俨然在北京，日日召见臣工，日日宴会公使，有时游颐和园，有时看西洋戏，何尝受彼之保，其言之离事实，何相远之甚也。彼又曰∶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旧物，不得谓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馀，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其书中最得力者，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故为彼会中人，今已改入保皇会矣云云。其是否属实，姑毋容辩；但据其所述誓词，则知彼非门外汉，亦升堂而索入於室也。不然，岂有下乔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观其他之入保皇会者乎?多以保皇为借名而误入者也。该主笔又从而引申其说曰∶蒙古与满洲且不辨云云。蒙者蒙古也，满者满洲也，岂於蒙满之外，更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谬妄，强不知以为知，夜郎自大，目中无人，真不值识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倘彼具有天良，当知惭愧，早日悔悟，毋再现其丑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观其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念，与保皇会友日前打电求救之意，亦大相反背，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门户之见，胸度之狭，於此可见一般。今特揭而出之，以质诸世之公论者。」

 

背景介绍之三

 

檀香山的华侨们，经过了国父与陈仪侃的这场笔战，又听过国父多次的演说以後，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与救国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参加国民革命。於是，若干曾经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又纷纷重新集合於国父所倡导的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一般的爱国华侨，也由於国父的精神感召，救国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风气，与时俱进。希炉埠的华侨们，很想听到国父的革命主义，大家特推毛文明为代表，邀请国父前往演说革命主义。

那毛文明，就是庚子年在广州西城宝华大街长老会上力劝史坚如「勿再入险地」的毛文敏。因坚如事发，怕遭连累，才改名为毛文明，逃到檀香山希炉埠任传教士。说起来，他虽然未见过国父，可是他在庚子年与史坚如同时加入了香港兴中会，也可以算是老同志了。

因希炉埠的华侨，因久仪国父的丰采，由毛文明等人代表负责筹办，举行盛大欢迎会，恭请国父前往演说革命主义。国父在檀岛各埠虽然演说了不少次，但每次都是自行主动召集的，而公开欢迎大会的，这还是第一次。国父非常欣慰。欢迎会的位址，是假座希炉埠的耶稣教堂，自动前来的欢迎群众，总在三千人以上。

国父在演讲之前，曾兴奋地告诉大家∶「馀频年奔走革命，到处均有演说，所讲者不下千数百次，而每次皆自动召集，有公然开欢迎会者自贵埠始，贵埠侨胞热心革命，诚可谓加人一等。」

国父讲演完毕，李昌、毛文明等均向国父建议∶檀岛侨胞，经国父数月之鼓吹，耳目为之一新，原兴中会已趋式微，应谋复兴。国父接纳，即於当日在檀香山正埠温逸街三楼，招人入会。檀埠的何宽、郑金、李昌、程蔚南、锺水养，希炉埠的毛文明、黎协、黄振、庐球、李华根、刘安石、贺唐安、黄义、郑鎏等同志，他们非常热心，到处联络同志，并吸收新同志黄旭升、曾长福等数十人，请国父主盟，依例当天宣誓，辞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誓词与东京特设「革命军事学校」之誓词完全相同，会名也不用兴中会原名，而改用「中华革命党」五字，国父之所以要改订团体名称，是由於国父此时已蓄意扩大兴中会宗旨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