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
第二章 八路军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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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１１５师，不但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而且也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在这个宣言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已与国民党取得谅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重申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四项保证。
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１．５万人。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９月１１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９月１１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１１５师、第１２０师、第１２９师和总部特务团。
改编后的红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了。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可现在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因为他们参加红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他们心里能很舒服吗？在红军改编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给留下的弹片和子弹。有些人之所以要参加红军，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都被国民党军队处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杀害。可如今却要与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并且国民党还成了大哥哥。改编就改编吧，特别是还要把头上戴的象征革命的八角帽摘下来，头顶“青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战中打国民党的“狗牙旗”，指战员们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目光一齐冲着新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的牢骚可就多了。
罗荣桓正在深入红４师第１０团了解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心里的怨气就不少。罗荣桓一来，他们可就打开了话匣子：“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
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１１５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是的，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１０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也许还有一些疑虑，但心里却比以前敞亮多了。
三原秋点兵
在接到整编命令时，红一军团正驻扎在陕北的宁县、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区；１５军团驻扎在镇原（孟坝）和西峰镇附近地区。８月２２日，部队接到命令，在陕西三原云阳镇集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一大早，阳光像金沙一般铺在宽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蓝湛蓝，一点风丝儿都没有。指战员们都换上了新的国民党军军服，各部队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阵，静待检阅。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像这样的大晴天真是不多见。有的人心里就想，这是否预示着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帆风顺呢？
从前位于每一支部队前方的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今后就要举着它去和日本鬼子干了。有的人看着别扭，这旗灵吗？他们的心里在犯嘀咕。
“立正”的号音过后，从队伍的一端走来几位领导，他们是八路军第１１５师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等，其中还包括来自总部的叶剑英。由于新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已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就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宣读改编命令，并带领全师指战员进行庄严的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６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宣誓声像黄河壶口瀑布的涛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清晨的旷野，激荡着红军指战员的心。它正像那滔滔东去的黄河，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罗荣桓立即率领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的第３４３旅先于其他部队出发了。
一支铁军
１１５师主要是由第一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包括红１军团和第１５军团。红１军团战斗力最强，它曾被称为铁军。红１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即从前的红军一方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５次反“围剿”作战，就是在原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授予的１０位共和国元帅中，就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因为这１０位元帅中有８位来自红一军团，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可见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一、三、五、八、九共５个军团，但到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就只剩一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长征二万五千里。而其他到达陕北的红军，如红１５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部队，虽然都参加了长征，但他们开始长征的时间都晚于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程也都不足二万五千里。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带领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之前，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１９３２年３月，林彪被任命为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随中央红军行动。但到四渡赤水作战时，中央红军的５个军团就只有一军团还保留着师的编制，其他军团已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指挥。飞夺泸定桥也是由这个军团干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呆的时间最长，所以他对这个军团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军团中的大多数干部他都很熟悉，并且是在他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林彪刚认识毛泽东的时候，才是一个营长，１１５师参谋长周昆在井冈山的时候还是一个战士。毛泽东不但了解这支部队，而且也给予红一军团以最大的信任。虽然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与他有矛盾的人却经常就此事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可以从聂荣臻的回忆录中看出。
在红军即将开始长征时，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想知道红军要去什么地方。但毛泽东为了避嫌，没有主动告诉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也始终未离开红一方面军，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时候，毛泽东也未离开过当时被编在右路军的红一军团。
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到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就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红一军团。在这期间，他把林彪任命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命林彪为１１５师长。１１５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２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１１５师的领导班子都在一军团任过职。可见毛泽东对原红一军团的重视。
林彪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决定了１１５师指挥员的人选后，林彪便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老部队——红一军团。
这样，林彪和聂荣臻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众多将领中，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共识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教师，林彪是学生。在红军时期，林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是师长，聂是副师长。在建国后１９５５年授衔时，他俩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林彪与聂荣臻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在红军时期的１９３２年初到１９３６年初，这次时间比较长，约４年；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只有约两个月；第三次是在平津战役期间，时间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聂荣臻与林彪初次相识是在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黄浦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黄埔的教官。聂荣臻认为林彪在学习上很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说当时他同林彪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也不深。虽然聂荣臻说林彪“政治上不活跃”，但并不表明当时林彪在政治上不进步，因为林彪入黄浦军校之前就在林育英（张浩）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聂荣臻是林彪的上级，林彪从黄埔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就是经聂荣臻之手办理的。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最长的时期，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４年。在这一段时间内，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几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看来，他们当时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如果当时两个人合不来，红一军团的战斗能力就不会那么强，毛泽东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共事那么长的时间，并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又把他俩放在一起。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时在处理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
“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从聂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很多事情上是让着林彪的。这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林彪在军事上向来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但林彪对自己的老师又是怎样评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中可以推测到，林彪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平津战役时，他曾经向中央提出要求让聂荣臻代替罗荣桓出任第四野战军政委。
尽管如此，但据聂荣臻回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过几次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１９３２年４月底前后，当时红军打下了漳州，部队在漳浦地区进行筹粮筹款，“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第二次争吵是在长征途中。当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军委的命令，聂荣臻为此与林彪争吵起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争吵的结果是林彪让了步，因为通过调查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争吵也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供的。据说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因此当时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开始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红军为了甩掉敌人，走的路比较多，有时还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后来，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下台，并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聂荣臻坚决反对。林彪就自己签字送了上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林彪，并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第四次争吵，是争论张国焘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红军已到达甘肃，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不按中央的决定行事。据聂荣臻回忆，张国焘准备“吃掉”中央红军。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中央红军的人调开，让聂荣臻到１１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聂荣臻获悉了这一情况，就提醒林彪注意。但林彪却说聂荣臻是宗派主义。接着两人便发生了争吵，并且气氛还非常紧张，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虽然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曾发生过多次争吵，但总的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一支部队的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之间都很难不发生矛盾，发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两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能够带领红一军团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护党中央到达陕北，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聂荣臻也承认，“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宣布之前，林彪和聂荣臻就赶到陕北的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１１５师召开誓师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人还没有赶回部队。
在洛川会议期间，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１１位成员之一。会议结束后，１１５师已经出发，林彪和聂荣臻就匆匆往西安赶，准备从西安乘火车追赶自己的部队。林彪接到参加洛川会议通知的时候，他还在延安的抗大工作，这次他也没有再回延安。
当时，正是秋季，林彪与聂荣臻骑着马，顺着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往前赶，按理说，两人已好长时间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又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件，老相识在一起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话题可讲，可是林彪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好自己一个人想事，只要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般不会提起他谈话的兴致，所以在路上，他们两人交谈的时间并不多，偶尔几次也都是关于工作的。
那个季节爱下雨，一下起来就是几天。林彪和聂荣臻也赶上了雨，这可让１１５师的两位首长吃够了苦头，并且使不爱讲话的林彪说的话更少。他们一路走，雨一路下，每个人的身上都淋得透湿。加上又是简易公路，到处泛着黄泥浆。等他们到西安的时候，满身都是泥水，幸亏随身带着干净衣服，换了换，这才进了西安城，见到先期到达西安的周恩来等人。
根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前往山西前线的领导人分两批走，林彪随第一批出发，到达太原住进阎锡山的招待所。因为周恩来也要去太原，他要求聂荣臻与他同行。因此，聂荣臻比林彪晚３天出发。
三个元帅一台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１０名元帅中，八路军１１５师占了３名。这三位元帅都在红一方面军工作过，但罗荣桓与林彪共事的时间要早于聂荣臻。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罗荣桓就调任当时林彪任军长的红一方面军第４军政委。罗荣桓之所以调到红４军，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位政委都与林彪合不来，林彪经常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不爱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了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政委，毛泽东冥思苦想，最后选中了罗荣桓。罗荣桓刚一到任，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毛泽东开始也不怎么放心。但罗荣桓到红４军后，一心扑在部队的建设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把红４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合作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红４军，不是跟林彪合作得很好吗？”后来，红一方面军扩大编制，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这是３位未来的元帅第一次在一个单位共事。最为有趣的是，３位元帅曾在同一次演出中扮演了角色。
在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编写了一个名为《庐山雪》的剧本。该剧描写的内容是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鼓动下，红４军政委罗瑞卿把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每人都按实际的职务担任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地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扮演宋美龄。
当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有人报告：
“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报告军团长怎么处理？”
“用船装！”林彪当即给予答复。
接着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研究一下，把这一捷报通报给军团所有部队。这时根据剧情发展，该罗荣桓出场了。大家等了半天，仍不见罗荣桓上台。怎么回事，罗荣桓不上台，这戏就演不下去了，就等于冷了场。
关键时刻，我们的罗主任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测着。
其实，当时罗荣桓就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因为他正闹疟疾，全身发冷。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就在青岛大学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台，可能这次是由于怯场，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按事先协商好的时间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没有回音。
好在林彪急中生智，接着就给通信员下命令：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
于是几个战士跑到后台，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请”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３位元帅同在一个军团工作的只有这一次，而３位元帅同在一出戏中扮演角色也只有这一次。
３个元帅在一台戏中担任角色，其乐融融，如不是林彪成为一个阴谋家，一个野心家，那么，即使到现在，这件事也会一直传为佳话的。
１１５师成立后，这３位元帅在师里所担任的职务与在红一军团时一样，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一个是政治部的主任，但他们却没有机会再凑到一块演戏了。在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不久，聂荣臻就到了晋察冀，而林彪则因负伤回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