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瞎侃往事（二）
少年不知愁- 侃早年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话说1970年前后，一方面因为准备跟原来的盟友老毛子打仗，一方面老毛发神经病要完成继续革命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宏愿，决定北京的中央机关部委和大量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干部职工和教师疏散出北京，赶到乡下去走所谓的五七道路。一时间，当年的中央各部委纷纷到外地建立了各自的五七干校，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河南省成了五七干校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的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后来的兵器工业部）设立了五七干校于河南的南阳，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后来变成了电子工业部）的五七干校去了河南叶县。
什么是五七干校呢？根据百度的词条，是这样说的。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建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干校的确是个变相劳改的场所，老瞎的父亲是共和国兵器工业的元老级技术人员，有过在国民党年代受高等教育，为国民党兵工行业工作的经历，祖上来自地上少多的四川省，奶奶解放时家有几亩薄田，自然划为地主成份。这个地主跟在美国的移民们买出租房出租做的地主（landlord)可不是一回事儿，在那个年代，地主在中国大陆属于黑五类，是所谓人民的敌人。奶奶是地主成份，老瞎的父亲的出身自然就是地主了，加上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做过工程师，那就是罪上加罪了，更何况还有个在五机部的一官半职，在文革中就是当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一开始就被抓到了单位软禁（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非法拘禁），批判挨打，劳动改造。五七干校一设立就立即被发配到了河南南阳的五机部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不久后，老瞎的妈妈也被发配到了河南叶县的四机部五七干校劳改。老瞎当时十三四岁，也跟着大老瞎一岁的姐姐随同妈妈一起被发配到了河南叶县。同时被发配去的还有不同年龄的被发配干部的子女大约两百多人。那是老瞎第一次离开北京坐长途火车，全家被发配赶出北京，当时认为就是永远离开北京了，从小长大一直住了十三年的房子也被单位收缴。那年代尽管老瞎的父母收入都算是不低的，居然搬家时没有任何自己的家具，过去的家具都是从单位租借的，发配了自然全部交回给单位。老瞎和母亲加上姐姐全家搬家居然全部家当仅仅是一只破皮箱，两只破木箱，一只破旅行包，加上三个行李卷。那时离开北京时的确有短暂的失落沮丧，等一上火车，看到什么都新奇，很快就把那一丝丝失落沮丧丢到脑后了。那时看到妈妈心情一直不好，全然不能理解母亲对前途未卜的担忧。叶县不通火车，只好先乘火车到了河南的许昌，然后转乘干校的解放牌卡车不知多久后到了叶县县城。在叶县县城有一个四机部干校的留守处。用于收留上述不同年龄的被发配干部的子女大约两百多人。这里就成了老瞎在河南干校生涯的家。老瞎的母亲被发配前曾经是四机部幼儿园的领导，于是被留在了留守处照料这些孩子们的集体生活。总算没去干校的农场去做苦力。也能天天看见自己的孩子，老瞎和老瞎的姐姐，尽管大家都住一个大院子里，却都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吃在食堂，家就算没有了（老瞎的父亲发配河南南阳，老瞎的大姐十六七岁被发配内蒙古临河生产建设兵团）。可是老瞎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反而兴奋不已，也许是新环境的新奇所致。
开始几天，留守处拥挤不堪。很快，十六岁以上的干校学员子女们都被送到农场去了，据说专门成立了一个青年连（那时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的单位编制都仿照军队的名称）收容那些半大的孩子，他们后来多数都农场的机械队和汽车队劳动工作，让我们这些留在留守处的孩子们羡慕不已。那时觉得能学开拖拉机开汽车是件非常神气的事儿。
留在留守处的学龄孩子很快就进入了当地的城关中学和城关小学继续学习。老瞎和姐姐进入了城关中学同读初一，这是因为老瞎小学在北京读的是五年制的实验小学，小学“毕业”后赶上了大一岁的姐姐，在北京就和姐姐同时上了同一所中学同读初一，到了河南自然也是同一个年级了。
上学后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他们对我们的一切都好奇我们对它们的一切也都很好奇。课程非常简单，跟北京差不多，只有语文，政治课，数学，不过物理变成了工业常识，化学变成了农业常识。体育课还是同样的。尽管是所谓城关中学，所有当地的孩子都是来自农村，那个年代个别所谓县城机关干部的孩子也几乎和农村的孩子没有任何差别。河南话尽管有很重的口音，不过不影响理解沟通，很快孩子们就相互成了朋友。那时说是上学，但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非常少，经常要到周围的农村去学农劳动，印象中在教室的时间不足五分之一。文革中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孩子们天性贪玩儿。不上课不但不觉得遗憾，反而开心快活得不得了。当地的孩子上学晚，从小帮家里干农活，大都比我们要大几岁也强壮很多。去学农劳动，对他们来说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对北京来的孩子就什么都新鲜，也不会做，显得笨手笨脚，加上力气小，做得慢，得到了当地同学们的很多很多帮助。几乎没有人歧视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记得班里有一个县革委会干部的孩子总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是“衙内”，特喜欢跟北京来的孩子套近乎以示他和其本地同学的区别，还特别喜欢学着我们说北京话，结果不但没跟我们交上朋友，还备受当地来自农村的孩子们的耻笑。不过学校老师领导们却总是对这个孩子毕恭毕敬。让我们很不爽，找个机会就会捉弄他一下。记得学农劳动时，这个孩子和我们一样笨，但总要逞能，有一次挑粪积肥。大家使坏让他绊了一跤，把半桶大粪全弄到了他的新衣服上。那年代的“衙内”和如今的官二代很不同，家里也是很穷的，近乎赤贫，难得有身新衣服穿，被大粪弄脏了当然是个了不得的大事。后来还追查了好久，看是不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幸好大家团结一致一口咬定是“衙内”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几十年过后想起来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河南历来比较穷，民间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一种叫做架子车的东西。看上去跟北京的所谓人力排子车（板车）差不多，人在前面驾辕，后面一个平板，两个很粗壮的胶皮轱辘，平板上四周围起来可以拉很重的货物。公路上汽车很罕见，机动车主要是丰收牌和东方红牌的四轮拖拉机，最常见的还是手扶拖拉机后面加一个挂斗。最主要的运输都是靠人力的架子车。公路上常见一串架子车首尾相连，最前面加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助力。这曾经无数次被学校的物理老师当做例子在工业常识课上用来讲解滚动摩擦力通常比滑动摩擦力来的小得多。
架子车的装载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儿。货物的重心必须是恰好在轮轴上或者略在轮轴之后。还不能太靠后了，否则载重过大后会把驾辕的人吊起来了。那时候的人大都营养不良，体重都是偏轻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拉架子车是个苦力活儿，车重路远，非常费体力。遇到上坡，前面的小毛驴也拉不动，这时就只好把车队分开，一辆一辆的大家合力推动上坡，再重新结队前行。下坡省力但十分危险，因为架子车简陋，没有刹车装置制动，速度过快人会摔倒被自己的车碾伤碾死，要知道为了多挣几分钱几毛钱，车都是超载的，连车带货常常有接近一吨重(大约2200多磅以上)，碾过人体非死即伤。河南人为防止事故发生，在架子车后部的下面钉上几块厚厚的破旧轮胎，下坡时高高抬起车把，后面的破旧轮胎蹭在路面上就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当空车队回家的时候，常可看见一队架子车连成一串，驾车的人侧坐在车辕后，车辕的前端搭在前车的尾部，驾车的人靠调整自己的位置来保持自己架子车的平衡。这样最前面的小毛驴就拉着整个车队慢慢前行，车夫们就不用走路了。每逢夏天，车夫们舍不得让汗水腌坏了自己的衣服，天一擦黑通常就会让自己全身赤裸，仅仅留一条毛巾垫在肩上以减轻拉车纤绳带来的痛楚。经过小河沟渠就会跳进去，一方面降温祛暑，另一方面也借机洗去身上一天的汗水泥尘。干校运输车队的司机小伙们很坏，公路上遇到成串赤裸的车夫们，总喜欢突然打开车上的高光灯，把车夫们照得雪亮，同时引得自己车上的大姑娘装卸工们一阵尖叫，作为乐趣。
记得某次留守处要给孩子们修篮球场和水泥乒乓球台，需要沙子，于是我们找了几辆架子车，步行25分钟拉车到城东大沙河拉沙子。第一次看见大沙河十分兴奋，河床宽有数里，但枯水期有水的地方仅仅几米宽且很浅，水流很缓，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鱼虾在里面。孩子们很快在架子车上装满了上等的免费的沙子，欢笑着扒掉衣服，仅留内裤，跳入清澈的河水戏耍摸鱼。不多时摸到了十几条小鱼，都说赶紧回去交给伙房给大家加餐。回去的路上拉着重载的架子车，推的推，拉的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显得无比的漫长，渐渐地孩子们没有了欢声笑语，仅剩下了粗重的喘息。不过回到了留守处，孩子们不仅仅带回了建筑用沙，还加上了十几条鱼，另外还有每人两三根Y型小树叉，这些是大沙河上到处都是的沙柳树苗，尽善尽美的弹弓架子原材料，可比在北京用粗铁丝做的弹弓架子好太多了。配上从用自行车上的气门芯或者县医院要来的透明橡胶止血带作为皮筋，很快留守处的男孩子们就人手一只很专业化的弹弓了。于是留守处周围的麻雀们就看到了它们的厄运开始。
留守处有一只黄白相间的大花猫。大家都非常喜欢宠爱它。突然一天看到它口吐白沫，不断抽搐。孩子们很快发现它是中毒了，原因是为了防范跳蚤等虫子袭扰孩子们，每间宿舍内的墙角都有厚厚的一层六六粉（一种那年代常用的杀虫剂）。孩子们给了大花猫一条小鱼，大花猫为了独享小鱼，把鱼拖到了床底下吃独食，结果鱼肯定沾上了六六粉，导致中毒。那年代没有什么宠物医院。孩子们在那个年代流行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上查到了人误食六六粉的解毒偏方：十五个生鸡蛋的蛋清加半两明矾。于是找伙房大师傅要了一个鸡蛋，一小撮明矾（猫体重比人小，所以用量酌减)这时大花猫的牙关都紧了，孩子们用勺子撬开了它的嘴巴，把自制的解药灌了下去，然后把大花猫放在了它的小窝里面让它自求多福了。第二天一起床，孩子们赶紧去查看大花猫，发现它吐了一地的秽物，但是总算活过来了。又给它洗澡，喂稀饭，两天后大花猫就又欢蹦乱跳了。孩子们于是各个憧憬也许将来也能成为医生了。
都说河南穷，穷到什么样呢？从常见问候语说吧。别的地方熟人见面不是问你好，而是问“吃饭了没有？”这也许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吧。河南人至少在老瞎所在的叶县，人们见面则是问“喝了没有？”这可不是问喝酒了没有，而是因为口粮不足，非农忙季节，人们都以粮食混合蔬菜，野菜或者红薯藤或者叶子煮成糊糊充饥。加上饮食缺少油水，一顿要喝一大盆才能饱，饭碗通常巨大，有钱点儿的人家，不用碗，而是用小号脸盆作饭碗喝糊糊。也许这才有了约定俗成的打招呼语；“喝了没有？”回答常常是“喝（第四声）了（第二声）啦！” 这也变成了老瞎现在唯一会说的一句河南话。
那时都很穷，老瞎的父亲在河南南阳劳改，被扣发工资，每月仅发40块钱生活费，劳动强度大，食堂费用高，还要给老瞎被赶回四川农村的奶奶每月寄生活费，非常拮据，老瞎的妈妈侥幸仍然发八九十块钱的全工资，要管自己和老瞎姐弟两个，还要经常接济老瞎在内蒙古兵团的大姐，因为大姐在那里是供给制，每月仅仅有六块钱津贴。老瞎的口袋里通常是一分钱都没有，周末赶集时也许妈妈会给五毛钱，那就觉得如同一个大富翁一样了。老瞎的本地同学们可能一辈子口袋里也没有过一分钱。
那年代各种物资都很匮乏。县城的商店里供应不如五七干校的小卖部丰富（因为五七干校可借用四机部的关系网络取得比叶县地方更多的供给），县城里的最大的商店里的商品种类也许远远少于两百种。唯一的糖果就是本地所产的一种黑乎乎的无包装的形状像粽子的一种硬糖。大约一分钱五粒或者更多。再有就是一两分钱可以买很多的一种类似甘蔗的绿色甜杆，很香甜，可惜老瞎吃了以后严重过敏，腿上出现大量的风疹块，有类似的问题的孩子不少，大家的腿上被抓得血乎漓啦，孩子们也不管，痒得难忍就抓，最后整条腿溃烂化脓，行走困难。也没有特别的药物，于是看到留守处的孩子们的胳膊上腿上脸上都涂满了治疗皮肤溃烂的紫药水。这种紫色成了北京来的孩子的主要特征，当地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过敏。留守处后来专门下了禁令，不许任何孩子去买这样的甜杆儿吃，以防严重的皮肤过敏。
河南盛产棉花，除了每年作为农业税上缴国家，农民们还会剩下一些，于是农家自己手工纺线织布成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手工业。当然受工艺水平限制，成品是所谓粗布，当地人的穿着主要都是这些粗布。商店里出售的工业纺织品那是要用钱和城里人才有的限量供应的布票来购买的。于是粗布成了集市上的一种主要交易商品。干校的学员们很罕见买粗布做衣服穿，通常买粗布来做被子褥子，用来做衣服常常最多是用粗布做内衣。粗布纹理尽管很粗，但毕竟是全棉制品，非常柔软透气吸汗。
河南干校给老瞎最大的心灵震撼是一次县城里的公审宣判大会，城关中小学的学生都被要求去参加。大会在县城里一个最大的广场举行，能容纳数千人。会场的周围聚集了大约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现役军人，在周围的小山坡上架起了若干机关枪对准了会场。据说是为了防备有人要劫法场。会上宣判死刑的有六名罪犯，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清晰的记得有四人同属于一个叫做中华侠义爱国民主党的反革命组织，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出头的退伍军人年轻人。据称该党在全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共产党。现在回想他们肯定冤枉死了，他们退伍后肯定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才发点牢骚，不要说建立全国组织，恐怕连发封信的邮票都买不起，怎么可能建立什么全国组织。肯定是屈打成招。用他们的血为某些人升官铺了路。还有一个半大孩子十六岁，罪名是反革命报复杀人犯，案情是在一次批斗他的地主父亲的大会上，他不忍看到他父亲被人家打骂凌辱，冲上台用半块砖头将正对他父亲施暴的一个贫农立毙台上。第六个没啥好说，是个六七十岁的强奸杀人犯。六名人犯都被剃了光头，穿黑色棉袄棉裤，脚镣加五花大绑，每人被戴了口罩，可以看见有细钢丝从口罩两侧伸向两耳。据说是为了防止人犯呼喊反革命口号。每宣判一个人的死刑立即执行，就有一名军人把一只古时候那种令牌状的牌子插到犯人的脖领子后面，上书罪犯名字加一个大大的红色叉叉。接着狠命地按下罪犯的头，用力拉住罪犯耳后的钢丝，防止他们呼喊。随后八辆卡车呼啸而去，最前最后的车上是十几名持自动步枪的军人，在车头顶上架了机枪，算是武装押解，防备中华侠义爱国民主党的同伙劫法场。孩子们不等散会就四散跑开，跟着本地的同学，冲向可能的传统法场，一开始跑错了地方，半个小时后找到了真正的法场，但是枪决已经结束了。六人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仅仅半个小时，棉衣棉裤已经全部被当地民众扒走，据此可想而知当时那里有多么穷了。鲁迅小说中描述的的杀人现场真实地呈现在了老瞎的眼前。当天晚上，去看了的孩子都没办法吃晚饭，太刺激了。
换个话题吧，太沉重了。在当年河南叶县的河南话里是没有游泳这个词汇的。游泳被称为洗澡。记得那年八月的一天，县里要举行活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N年，那时没有游泳池，县城里上段所说的会场边上有一段水渠，不远两端是水闸，中间一段构成了一个类似游泳池的水面，计划由干校的和当地驻军的青年男女参加游泳比赛。这顿时成了县城里的一件大事。不仅城关镇的居民们，很多周围的乡亲们也都大呼小叫地结伴而来，口中都说的是：“快走啦，去看女人洗澡啦“。后来几天在教室里的唯一话题就是这次活动，当地同学们不停地转述他们父老乡亲们的感慨，如何如何第一次看见女人们穿那样的衣服洗澡，说这些姑娘们这样被大家看光光以后怎么嫁人啊？那时候小不怎么懂这怎么就是问题了？北京的游泳池不整天都是这样的吗？
小故事还有很多，听老瞎以后慢慢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