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西藏和平解放(组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西藏和平解放

2008年11月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49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数次指示西南局、西北局和第2、第1野战军考虑解放西藏的事宜。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决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鉴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图谋“西藏独立”活动甚急，毛泽东还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批准以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随即组成：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政协代表）等7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中央军委还采纳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18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由进入青海、新疆、云南的部队各以一部兵力出西藏，配合行动。

    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映到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上，其一贯的主张，正式写入了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点是：

    “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共同纲领》规定，西南局、西南军区、第2野战军于1950年2月15日发布《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指出：要“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帮助康藏人民从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忠实正确的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若，并积极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

    中国共产党人酷爱和平，历来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早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着重论述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中，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和平解决各省各地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时，面对西藏问题，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1月15日就明确提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2月25日，中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明确了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中共中央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拦人民解放军入藏，那么，也要作好被迫打仗的准备。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完整内容。

    （二）全心全意为藏民服务的“金珠玛米”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向遥远荒凉、人烟稀少的藏区进军，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任务。

    18军和青海、新疆、云南的各路入藏先遣部队、分队陆续进入藏区后，积极慎重地开展工作，努力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将西藏周边藏区建成入藏部队巩固的前进基地。

    1. 执行政策纪律，开展影响群众工作

    入藏部队在行军、驻地都认真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充分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沿途喇嘛寺庙和经幡、玛尼堆，不触动“神山”、“神水”，不在寺庙附近打猎捕鱼，宁可在风雪中受冻、搭帐篷宿营，也不住寺庙。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可挨饿也不私取群众一粒粮食；宁可淋雨，未征得藏胞同意就不进住民房。丢失和损坏群众家中器物则照价赔偿；购买藏胞的 柴草等，一律以公平价格付给银元。干部、战士主动为藏胞挑水、背水、扫院子、打柴、背草等。部队的卫生员热心为患病藏民免费治病。从这些事实中，藏胞群众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同过去的清军、国民党军完全不同。“新汉人”的称呼在藏区迅速传开。甘孜的一位藏族老人到处讲：“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见过赵尔丰的军队、刘文辉的24军，都是抢藏人、吃藏人的，只有解放军是帮藏人、给藏人的。”历来饱受兵匪劫掠之苦的藏胞，看到了全心全意为藏民服务的“菩萨兵”，感到特别新鲜和亲切，初见解放军时的疑虑迅速消失。

    国内外反动分子攻击诬蔑共产党、解放军的各种谣言不驳自破。军民团结很快发展成为藏、汉民族团结。帝国主义、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千方百计企图加深并予以利用的藏、汉民族隔阂这一历史遗留现象，被各路先头入藏部队、分队模范的实际行动冲破。藏区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藏、汉民族完全平等、亲密团结的生动局面。

    2.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藏族上层人士，有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但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又形成了联系群众的一面。因此，到藏区必须首先团结上层，各项工作要通过上层去做。根据藏区的这一重大特点，先遣部队以很大精力投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西康省藏区的上层人士中，有影响的大土司有德格的女土司降央白姆，邓柯的林仓，甘孜的孔撒、麻书等；大头人有玉隆的夏格刀登等；巨商有邦达多吉等；上层喇嘛有甘孜寺、八邦寺、白玉 寺等的住持、活佛。他们早在1949年12月24日就联名发电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1950年3月康定等地解放，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被任命为康定军管会副主任。先遣部队进入西康省藏区后，主动拜访藏族上层人士，向他们介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与他们真诚相见，平等相待，遇事和他们商量，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化解相互间的矛盾。这一切，使许多藏族上层人士打消疑虑，很受感动，主动接近共产党、解放军，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且表示愿意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

    进入其他藏区的部队，也都对当地的千户、百户、土司、头人、活佛等开展了统战工作。

    3. 重视调查研究，制定具体政策

    部队入藏前，对西藏独特的社会、历史等情况缺乏了解。认识西藏，解决好入藏的具体政策问题，是完成好进军任务的首要一条。为此，18军于 1950年2月专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吸收了一批比较了解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很快写出了《英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势和我之对策》、《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等参考资料。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编写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守则》、《入城守则》等。这些材料，体现了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西藏民族，斗争矛头只限于帝国主义势力和极少数顽固分裂主义分子，团结绝大多数藏胞的精神，成为广大指战员在藏区稳步开展工作的行为规范和政策保证。

    4. 吸收藏族青年参军

    随着民族隔阂消失，藏胞对共产党、解放军信任加强，一批藏族青年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1950年夏秋，18军先遣 部队在西康省藏区共吸收了200多名藏族青年参军。同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藏民研究班的数十名藏族干部也从北京调到康藏地区，加入进军西藏的行列。青海、甘肃、云南也有一些藏族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部队十分关心、爱护这些藏族青年，特别注意培养他们。他们以后都陆续成长为藏族的栋梁之材。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康、滇、青各省藏区民族团结不断增强，共产党、解放军的影响从金沙江东岸扩大到西岸。金沙江两岸的藏胞对解放军的好感越增强，支援越具体，也就越激发起入藏解放军对藏民痛苦处境的同情和为解放西藏贡献一切的决心。

    （三）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和谈，解放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1950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局提出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称十条政策）：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十条政策传到各省藏区后，在上层人士中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夏格刀登认为这些政策非常正确，表示要告知金沙江以西的藏胞。西康、青海的藏族人士普遍反映十条政策很好，也有个别藏族人士认为政策太宽了。对此，邓小平于7月21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是真正要实行的”。①

    遵照中央关于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来京谈判的指示，各路入藏部队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

    18军先遣部队进驻甘孜后，在1936红军长征途中就认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司令员的格达活佛，专程从白利寺赶到甘孜，热情拜会先遣部队领导，并主动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作为和平 使者前去西藏。经西南局上报中央同意，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从白利寺启程西行。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军控制地区后，他排除了藏军的阻挠，一路宣传十条政策，介绍解放军尊重藏胞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

    18军先遣部队在重点通过格达活佛进行工作的同时，还通过其他渠道，开展对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拉鲁以及藏军第9团官兵等的政治争取。

    西北局也于5月初在青海组成包括达赖喇嘛长兄当采活佛、夏日仓活佛等宗教上层人士在内的代表团，于7月从西宁出发，径赴西藏劝和。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有关部门也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作了大量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宣传了中央对解放西藏的态度和方针，邀请有影响的青海藏族宗教界人士喜绕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谈话并向达赖喇嘛写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对滞留印度的夏格巴等西藏代表团官员多次做工作。

    在共产党、解放军的影响逐步扩及西藏，中央大力 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前来谈判的情势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日益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

    1950年7月至9月，由主战派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听信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对他们“不要与中国谈判”的“劝告”，不顾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再敦促，不仅迟迟不派谈判代表，还不断向昌都地区、金沙江一线增兵，决心以武力抗阻解放军入藏。当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并要求前往拉萨拜见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听从英国特务福克斯、福特等的进言，将他软禁起来。8月22日，在福特的唆使下，格达活佛被毒死。福特被俘后亲笔所写“格达事件资料”中供认：“格达喇嘛是在昌都遇害身亡”，“其目的在阻挠格达喇嘛到达拉萨提出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杀害格达活佛，关闭和谈大门，表面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暗中确系英国人的谋划。

    西藏地方政府既已关闭和谈大门，西藏又必须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被迫选择军事手段，以打促谈。

    8月23日，毛泽东致电西南局、西北局明确指示：“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这清楚地表明， 打昌都一仗，正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9月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再次告知夏格巴：进藏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行动，西藏当局要对一再拖延谈判的后果负责。周恩来总理在9月30日的全国政协会上郑重指出：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我们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依然置若罔闻。

    在中央反复敦促无效，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坚持武力对抗的情况下，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各部队进展顺利。12日争取藏军第9团德格格桑旺堆代本率部在芒康起义。先头分队于19日进占昌都。从昌都弃城西逃之总管府官员和藏军主力2700余人，行至竹各寺山沟，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派员同解放军取得联系，进行谈判。随后，阿沛令藏军放下武器，并交出英国间谍福特。至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参战解放军共伤亡114人，藏军伤亡为180人。

    昌都战役期间，广大康区藏胞积极支援前线。战前，德格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女土司降央白姆慷慨承诺出动万头以上牦牛为解放军运输。邓柯的一个藏民供应站，在20天中就供应51万斤柴草、马料。石渠的藏胞集中了运粮皮口袋2500个，用以支前。巴塘的藏胞砍运木料，帮助部队赶造渡金沙江用的大小木船19只、牛皮船41只。德格县竹庆地方的藏胞，在20天中就集中了支前马草7万多斤、干柴10万多斤。战役发起后，在岗拖的渡江战斗中，藏民冒着藏军的枪弹用牛皮船支援解放军突击分队过江。在各战场上，大批藏民担架队为解放军抬送伤员。在千里运输线上，成百上千的藏胞挥鞭驱畜为解放军赶运粮食、物资。昌都战役的胜利，正是在藏胞的直接支援下取得的。

    爱国藏胞对昌都战役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在北京的藏族人士计晋美、散丹嘉措等兴高采烈地举行了庆祝昌都解放座谈会；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学习的40名藏族学员给入藏人民解放军写了慰问信。夏格刀登在康定说：金沙江东西两岸广大地区藏族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已经告诉人们，藏族人民是怎样热爱他们自已的队伍。

    （四）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

    昌都地区的解放，震憾了全藏，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加速分化，陷入一片争吵之中。主战派处境狼狈，亲英派头子大扎摄政被迫下台。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由于惧怕解放军西进，达赖喇嘛和噶厦主要官员出走边境亚东，仅留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个司曹（即代理摄政）在拉萨维持政务。

    以王其梅为首的昌都工委和18军前进指挥所进驻昌都后，继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王其梅与阿沛阿旺晋美恳切交谈，阐述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各部队对被俘藏军实行特殊优待，伤病者妥予治疗，释放时发给足够路费。藏军官兵丢失的衣物，凡能找到的均予归还。昌都解放不久即值寒冬，18军前指与阿沛等官员同住原总管府院，王其梅让阿沛、崔科等官员住院内尚存的唯一较好楼房，自已住帐蓬。这一切，使许多藏军官兵大受感动，有时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当时在拉萨的德国人海因利希哈雷有这样的记述：“共产党的这支军队表现得纪律严明，宽宏仁慈。被他们释放回来的士兵，无一不说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11月9日，阿沛等40多名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以亲自经历，讲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照顾，介绍共产党的政策，恳切要求速派代表赴北京和谈。数日后，阿沛又写出第二封信，建议噶厦派出代表同中央进行和谈。

    此时，美、英与印度扩张主义者，纷纷借机做起文章。美国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印度连续向中国政府照会抗议，美、英还指使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提案”。但是，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遭到中国政府义正词严的驳斥后，不久即趋消沉。

    1950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容干涉的》社论指出：印度政府企图把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行动和我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愿望对立起来，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但不能妨碍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而且必须以和平接受人民解放军进军为条件。

    1950年底，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由阿沛任主任的昌都僧俗各族各界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委员会，向西藏地方政府大力开展争取工作。

    西藏地方当局见到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在康区已经颇得人心，而他们寻求外国援助并无多大结 果，遂不得不考虑与中央的接触问题。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的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该信由噶厦派员于27日到新德里交送袁仲贤大使转中央。29日，中央复电达赖喇嘛，祝贺其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和谈。在主和派的敦促下，达赖喇嘛终于在2月12日作出决定，派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五人，于4月下旬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欢迎。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举行了20多天的耐心、真诚、充分的协商谈判后，终于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

    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同1950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十项政策是一致的，其要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中央在藏统管国防、外事，帮助西藏发展农牧、工商、教育等事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至于西藏内部 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职权等均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改革事项，由西藏自己进行，采取西藏人民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央不加强迫；维护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和好相处时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入藏人民解放军的经费由中央供给。

    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同一个对祖国采取非爱国主义态度的地方政府谈判以后，达成如此宽厚的协议条款，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十七条协议签订以后，全国一片欢腾。在藏族地区，除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外，爱国藏胞一致拥护。桑吉悦希（天宝）、阿旺嘉措、洛桑顿巴等人，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热烈拥护协议，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班禅堪布会议厅声明：“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表示要“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班禅还致电达赖喇嘛，表示愿意与他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协议。

    驻亚东的藏政府官员们，得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展开了一场争论。赤江洛桑益西、索康旺钦格来、帕拉土登维登、朗赛林班觉晋美等一些人反对协议，策动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仲译钦波崩塘群培土登、孜洽雪康顿珠多吉等人则认为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很好，应该遵守。最终，官员们开会作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敬请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决议。达赖随即定下了从亚东返回拉萨的决心。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从北京经印度入藏，亲往亚东会见达赖喇嘛，递交十七条协议文本和毛主席致达赖喇嘛函信。不久，达赖即启程返回拉萨。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不久，阿沛等也到拉萨，向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大会全面报告了签订十七条协议的经过，并据实驳斥了当时拉萨流传的谣言。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呈报达赖的文稿：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看了这一呈文后，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对于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①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圆满 实现，使西藏地方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把藏汉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西藏民族的进步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在我们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签订十七条协议，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②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遵照中央军委的训令，王其梅率18军先遣支队于7月24日从昌都出发，于9月9日到达拉萨，先期开展工作。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前方司令部和以52师主力组成的两个梯队随后从昌都出发，经过长途顽强跋涉，一梯队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二梯队于11月进驻太昭等地。

    陈明义率18军后方部队，在甘孜以西、昌都以东地区，投入极其艰巨的修筑康藏公路，并组织前运粮食、物资等任务。

    18军独立支队1100余人，由范明、慕生忠率领，于8月27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于11月14日进抵那曲，12月1日进驻拉萨。

    新疆独立骑兵师派出的后续部队，于5月从于田出发，6月29日进抵阿里普兰，8月3日进驻噶大克。

    云南14军126团于9月10日从门工出发，于10月1日进驻察隅。

    自此，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壮举，遂告完成。

    在向西藏的长途进军中，最大的困难是军需供应问题。为避免部队入藏引起物价（特别是粮价）上涨、藏胞生活下降，毛泽东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入藏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除通过与上层人士协商，在确保不影响藏胞生活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就地采购少量青稞、牛羊肉、酥油等外，绝大部分主食、副食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均从内地运送。当时西藏尚无公路，运输主要依靠畜力，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藏族同胞给了入藏人民解放军最有力的支援。

    康区各地藏胞出动大批牦牛、骡马为部队运粮运物。他们起早贪黑，忍 饥受寒，淌冰河，爬雪山，将粮食、物资一站一站地前运。入藏部队的行军队伍中，经常可见插入的藏族同胞以及他们驱赶的驮畜。一些藏族上层人士得知解放军缺粮，就立即主动售粮，以解部队燃眉之急。如王其梅率先遣支队到达太昭（工布江达）严重缺粮之际，阿沛阿旺晋美立即以其在太昭附近庄园的一万多斤糌粑供应部队。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前司部队进驻拉萨后，缺粮缺燃料，拉鲁才旺多吉向部队出售了近万青稞和许多草根块燃料。

    藏胞的有力支援，是入藏人民解放军克服运输补给困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藏胞的支援，要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是不能想象的。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部队进入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仲译钦波、孜本等官员，三大寺活佛、堪布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隆重欢迎。在欢迎仪式上，拉鲁才旺多吉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英国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① 当天，拉萨全市红旗招展，鼓号齐呜，哈达纷飞，歌舞声喧，庆贺解放。接着，18军首长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然巴、阿沛、绕噶夏、夏苏、拉鲁等主要官员一道举行盛大的“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团结宴会”。11月5日，达赖喇嘛专门派基巧堪布阿旺朗杰到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地慰问部队。11月19日，达赖喇嘛举行宴会，宴请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12月1日，范明支队长、慕生忠政委率18军独立支队进入拉萨时，又受到拉萨军民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不知道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如何解释这些。但是，我们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非常奇怪：西藏人民为什么会 如此热烈隆重地欢迎“侵略”自已的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会同“侵略”军一齐欢宴？达赖喇嘛为什么要派大员慰问“侵略”自己的军队？世界上果真会有如此荒唐透顶的事情？历史是无法改变的。50年代前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西藏史，将永远向全世界证明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完全合法性、合理性与正义性。

    对于半个多世纪来真正侵略西藏地方的英国，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却没有一处称其为侵略。但是，到1950年冬仍延续其侵略政策而派驻昌都的英国侵藏人员福特，却在昌都战役中被中国军队俘获了。随军记者清晰地将此拍摄在下面的相片里。这恰恰说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正是反侵略。范普拉赫先生完全颠倒了“侵略”和“反侵略”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