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庄飙(庄则栋-鲍蕙荞之长子)不停地奔走在医院大门口和太平间之间,去接一拨又一拨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客人。2013年2月28日的早上,北京城先是大雾,然后大风。
接受告别的是他父亲,享年73岁的庄则栋,曾经连续获得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来的名人不少:濮存昕、陈鲁豫、陈喆……但唯独不见体育系统的人,甚至包括庄则栋的队友和学生。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通知:不得参加庄则栋遗体告别会。
没有人愿意公开证实这条通知是真是假,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包括那些已经订好了机票的人。
庄飙出生时,父亲庄则栋已经是万众瞩目的冠军。1960年代,新中国没有多少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体育成绩,也没有几个国际体育组织承认这个国家——除了乒乓球和国际乒联。庄则栋的“三连冠”,被抬到与民族自信心同等的高度。
在当时的一次全国比赛中,来自广西的年轻运动员梁戈亮被庄则栋打了个3∶0,他第一反应是“很幸福,很荣幸,能跟世界冠军交手”。另一名广西少年,日后成为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王石也视庄则栋为偶像。庄去世后,他发微博,用上了“民族骄傲”这样的词。
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冠军,更源于庄则栋一生最知名的关键词“乒乓外交”。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庄则栋敢于同美国运动员接触和交往,由此使中美二十多年的交恶得以打破,开启了两个大国接触乃至最后建交的政治行程。
回过头来看,发出“第一个信号”背负着极大的风险。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碰到美国大使都装着没看见,家里有个美国亲属很可能被定为特务。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体育系统、外交系统都不敢做主,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周恩来也不敢批准,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深夜惊醒,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邀请!
庄飙稍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把父亲的行为初步定性为“外交事件”。驻日使馆已经决定连夜打发他回国、追究责任,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而未敢付诸实施。“如果不是功臣,回来就是囚犯了。他肯定进监狱。”庄飙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握手”,父亲大概只会被写进体育史里。
庄则栋随后被周恩来钦点为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团长,圆满完成访美任务。回国没多久,被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那时候庄飙才3岁。待他稍有记忆时,却常见父亲和母亲、舅舅、舅妈吵得面红耳赤。
他的母亲、现年73岁的钢琴家鲍蕙荞在告别仪式开始前就赶到了现场。庄飙搀扶着她,在数百名宾客注视下走进大厅。稍后,她在一位亲属搀扶下提前离开。他们离婚已经28年了。
“我母亲家这边对政治有着比较明晰的判断:整人的人,你跟着他走?”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青云直上的父亲成为江青的宠臣,卷入政治斗争;母亲坚决反对但无济于事。关于父亲的八卦开始在全国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
关于庄则栋和江青的关系,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郭小川的女儿郭小林,在《郭小川与王猛、庄则栋》一文的“后话”中提到过: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有人当面问过庄则栋与江青的传闻。庄一口否认,只说有一次在江青办公室抓麻雀,被她打了一下屁股,说:“冠军,给我抓住它!”
1974年12月,34岁就坐上国家体委主任高位的庄则栋,迅速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他和他的手下借机整了不少人,这笔账自然都要算到他头上。尽管他始终对周恩来感恩有加,但无法改变人们将他看成“四人帮”的一党。
“你说我爸整人,你说整了吗?那种年代下肯定整过,但肯定不是大规模的,不是血淋淋的。”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鲍蕙荞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时,庄则栋“像个大领导”,踱着步,带着一个随从进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说是要去接见外宾”。庄飙现在还记得,唐山大地震后,母亲拉扯着两个孩子,和三个七旬上下的老人,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住了两个多月。在庄飙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去看过一眼。
“文革”结束,庄则栋应声落马,被关押审查了四年。四年间,鲍蕙荞帮他写了无数的申诉。结果终于下来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尘埃落定后,两人离婚了。大部分报道说是鲍蕙荞提出离婚,而庄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离婚是庄则栋提出的。
当初鲍蕙荞决定嫁给他,正是在“文革”初期,庄则栋每天挨斗、挨揍的时候,结婚后,四拨造反派轮番上门抄家。
对庄飙来说,父亲的“余荫”持续到“文革”结束好多年后。1987年,庄飙接到中央音乐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我爸那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心理素质极好。就适合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庄飙有时也和父亲侃乒乓球。父亲的球路从来不求好看,只要结果。“理想就是啪啪两下,(对手)就捡球去了。败在他手下,非常憋屈。”
“只要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体育事业的风格。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决赛时,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单前四名。主管体育的副总理贺龙决定,让庄则栋赢。因为他来自北京,“可以代表首都,另外也年轻”。来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荣奉命让球。
之后中国利用规则,又让李富荣连续两届让球,让庄则栋成为了三连冠,把代表世界乒坛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复制一座,保留在中国。晚年,庄则栋不爱多提这段经历,哪怕是跟自己的儿子。
2013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告别仪式开始。庄飙站在父亲遗体身侧,与一个个来宾握手。他站在第二位,站首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矮胖老太太,他的继母佐佐木敦子。这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女性是庄则栋的乒乓球粉丝。1987年,她在庄则栋最失意的时候与他结婚。为此自愿放弃了日本国籍,并从任职的日本公司辞职,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敦子阿姨把我父亲照顾得非常好。”庄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父亲晚年患癌症的四年多时间里,作为病人家属的敦子被一所所医院称为“铁人”。
他们结婚时,庄则栋的两年部级高官经历让婚姻登记处不敢接手这桩跨国婚姻。最后惊动了最高层。庄则栋的第二本自传名字就叫《邓小平批准我结婚》。由于背着“双开”的处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闯与创》,出版社不敢碰。他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万里写信求助,万里批示:今后庄则栋的书,一律允许出版。
短短两年的从政经历,给庄则栋带来的麻烦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在“文革”中,他与当初一同为国争光的队友徐寅生、李富荣交恶。“文革”后,徐、李二人分别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由于他(庄则栋)在‘文革’中犯了错误,中国乒协、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活动都不便邀请他。”在中国乒乓球队当了三十年教练的梁友能透露。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临到决赛,突然想起庄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后怕了: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只好去跟他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想当天晚上把他送回北京。不料,下午要找庄则栋签名的人太多,被庄则栋看出来了。
这种局面,到2002年方得以改变。不甘寂寞的庄则栋与商家合作,成立一家以他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庄飙问他:爸,你不觉得开张仪式上应该请当年的战友来吗,徐伯伯、李叔叔他们?庄则栋沉默了许久。
当年12月20日,徐寅生、李富荣都应邀出席庄则栋乒乓球俱乐部的成立典礼,三人握手。媒体报道为“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一次,是我这么多年惟一一次参与的。去看了看就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庄飙笑笑说,“除此之外,他所有的公开活动我都不参加。”
“我爸爸这人在政治上来说比较幼稚。最后觉得应该跟着毛主席走。于是……”庄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庄则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站错队的问题。“(我想)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因为当时我一上来的时候,首先学的就是毛主席致江青的信,毛主席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他当时把江青看作一个永不会倒台的靠山。
国际乒联终身荣誉主席徐寅生在微博上发言“小庄,一路走好”;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李富荣曾去庄的病榻前看望他。然而,他们仍与绝大多数体育界人士一样,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后,庄飙护送父亲的遗体,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这地点是“组织安排的”,他很感谢。另一件他要感谢的是:父亲尽管是以北京市少年宫一个乒乓球教练的身份去世,但治疗癌症的几十万元药费,仍由财政部和体育总局特批报销。
“做官两年,倒霉几十年”是梁戈亮对庄则栋的评价。他是受庄则栋恩惠的人。
1971年去日本参加世乒赛之前,周恩来问庄则栋,谁可以去这届世乒赛?庄则栋破格推荐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梁戈亮。梁遂连打五届世乒赛,成为那一代国手中,运动生命最长的一个。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梁戈亮反复提及:1969年,他母亲得了癌症,庄则栋带着他,骑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寻找一种药。最后他母亲活到2004年。“这事我记着他一辈子。”几十年间,他在人前人后一直在对庄则栋表达感激之情。
梁戈亮没有出席庄则栋的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接到通知……”他说得很含糊。另外两位庄则栋在体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没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