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的人和事 【摘要转贴】

【说明】下面是朋友传来的一篇环球人物杂志的文章，《秦城监狱人和事》，介绍了一些秦城监狱的情况。作者有张建魁，章功，许陈静，崔瑾月，邢婷。原文很长，有些重复，我精简了一半以上的文字，次序稍动了动。除小标题外，没有添加任何文字。

 

                                  秦城监狱简介 

11 月11 日上午，一场大雪之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驱车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探访位于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车沿着一条旧公路一直开到燕山脚下。路的尽头，出现一座高大的暗红色牌坊式大门，四周是高约5 米的灰色围墙，墙顶上装有探头。大门上没有招牌，但有一名戴着洁白口罩的武警站岗, 这里就是秦城监狱。 

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 ── 最外面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栅栏门，足有3 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这里原是一座兵营，四面修有高高的城墙。兵营或许是秦朝时留下来的，所以叫秦城。如今的秦城监狱也因此而得名。 

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监狱建于1958 年，是苏联援建的。最初，监狱共建有4 幢白色楼房，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文革”期间，高级“囚犯”陡然增多。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 栋楼房和6 个院子。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 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 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世纪70、80 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社会上曾广泛流传的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监狱的第一批“房客”： 国民党战犯

第一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战犯，共有200 多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级别在军长以上的将领、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将官以上的特务。 

每间牢房都很大，装着白色的玻璃，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内有卫生间、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战犯们很快又发现，在秦城监狱，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过，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在外出参加劳动时发现，从牢房门口到监狱大门，要通过9 个大小不同的铁门。他们因此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 元左右，需自备饭盒；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 120 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 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 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

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一次，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 ──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其他战犯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 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冯基平蒙冤入狱九年 

“文革”开始后，秦城监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关押、迫害“政治犯”的场所。在这些蒙冤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他当年主持修建了秦城监狱，在“文革”中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进来，遭受了9 年非人折磨。出狱后，他历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 

近日，冯基平的女儿冯璐，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回顾了那段沉重的往事。 

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造反派”们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 ── 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1975年底，冯基平才获释，结束了长达9 年的牢狱生活。

                                    江青和四人帮 

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 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 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 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他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到9 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 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在看押江青之前，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 年4 月17 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 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 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 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1984 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 ── 复兴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1987 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 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 年5 月14 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

 

                                   陈希同和陈良宇

 陈希同是“四人帮”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曾历任北京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8 年2 月27 日，陈希同因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被逮捕。陈希同在1995 年引咎辞职时，曾被“双规”居住在北戴河，后转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再转至北京良乡，正式宣判后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是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 年2 月才能获释。

 在狱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员拒绝，陈希同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2004 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2006 年8 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2007 年6 月，有关人士透露，陈希同曾与人在北京某高级饭店共进午餐。据该人士描述，当时陈希同气色看上去还好，头发有些花白，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不敢问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谈到了一些：监狱的条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能单独做些事情；24 小时受监控，但后来慢慢习惯了；还可下棋、打网球，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着打。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2008 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就治。陈希同现在已是直肠癌晚期，还有并发的心脏病，基本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陈良宇。

 2007 年7 月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良宇当日被正式逮捕，后关押进秦城监狱。

 2008 年4 月11 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 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 万元。与陈希同等高官不同，陈良宇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

 今年6 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报道称，“陈良宇在狱中享用近200 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费达200 元”等。其实，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 20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24 小时监视之用。

 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9 点到10 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宇一般会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就跟到哪儿。

 《凤凰周刊》报道称，“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如红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透露，他曾于今年上半年随其家属探视过陈良宇。他说，63 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