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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我们实验室做博士后。年轻人聪明，勤快，又有抱负，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三篇论文。他想乘现在年轻，再到美国去学点技术，我当然支持。他看中了波士顿一家研究所，发了一封信去询问那儿的一位教授，并列了三名知情人的名字让他了解情况：两位分别是他在国内读硕士
波士顿那位教授是一个以色列人，办事痛快，很快就来了回信，说他可以考虑，但对博士给他的知情人名单不满意。那犹太佬说：请另外给我知情人名单，三人中至少要有一人不具有中国的姓名。我为此抱歉，但还是要求你非如此不可。
博士将那信给我看，我一看顿时就冒了火，感到屈辱，感到被人歧视。你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你历史悠久，咱中国也悠久！你人聪明勤快，得过诺贝尔奖，咱中国人同样聪明，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比你们少！你们聪明，会做生意，会赚钱，把国家都弄亡了，咱五千年文明古国，现在经济正在腾飞呢？你凭什么信不过中国人？
我愤怒的潮水流到这儿，却突然停住了。因为我突然感到，这问题可以问他，也可以问我自己：他凭什么信不过中国人？
我于是想起近年来耳闻目睹的中国科技界的怪现象。
我想起这位博士生告诉过我的一个故事。他有个在上海读博士的同学，投身在一位知名教授的门下，不料两年做不出一篇论文。导师想不出办法，那同学只好求几个好同学帮忙。几个难兄难弟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四个字：只有造假！假论文果然很快造就。导师大概不会不知道，但为了自己的声誉，也就眼开眼闭。假论文照样发表，照样答辩通过。学生后来进了公司，导师还上了报纸，因为“德高望重”。
我想起去年在德国开会，遇到一位来自浙大的同事。我和他谈起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表彰一位知名教授，说他五年里培养了200多名博士生。在我辈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他告诉我，眼下国内博导，只要有钱，一人一年收二三十个博士生是常事。不少“博导”，其实是“不导”。事情都是下面人做，他仅仅挂名而已。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位博士，临到答辩了，才在走廊里第一次遇到他的“导师”。导师不认识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你的博士生啊。
我想起一位我往日国内的学生告诉我现在国内搞科研评奖的盛况。每逢大奖评审在即，报审的单位和个人，就会派人四出活动，给评委们送礼，拉关系，请他们吃饭，旅游。只要评委满意，四等奖会变成二等，“省内领先”会跳到“国际同等水平”。成果得奖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人要靠它晋升当教授，学校要靠它撑门面。眼下中国教授那么多，可以培养硕士博士的学校那么多，其中大概不乏在这样的温床上催生出来的“蘑菇”吧？
我想起几年来屡见报端的知名学者，资深教授，甚至中科院院士级别的大人物剽窃造假的报道。那无耻的收贿，那赤裸裸的剽窃，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堕落，都在告诉世界，中国腐败的浊流，也不无例外地流入了科技界，流入了这一方本应最严肃，最神圣的净土。
我这位博士后没有再理会这位以色列人，他后来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但以色列人的这句话，却一直梗在我心中。那个中滋味，真是难与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