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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叶君健的散文集《欧陆回望》，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出的。叶先生是1999年辞世的。不知道这书是不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本书。
我读后，不由得轻轻一声叹息。
因为爱好文学，以前也知道叶君健这个名字，但对他的作品，真的一无所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的才华和生活。叶君健年轻时在武汉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得遇由庚子赔款资助，来中国作外教的英国诗人朱理安.贝尔。朱理安是当时英国很有声望的年轻诗人，属 Bloomsbury派。叶君健和他两人结为至交。朱还邀请叶暑假陪他去跋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一直走到康定，终于无路而返。后来叶君健去了日本，朱理安却去了西班牙去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叶在日本曾一度入狱，朱却战死异国他乡。
叶很有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他年轻时就精通世界语，出版过用世界语写的小说。在武汉读书时，他又有用英文写的小说诗歌在英国杂志发表。起初是由朱理安推荐的。朱在信中向主编写道:“如果我有机会，我将把我一个学生的作品寄些给你。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用世界语写的小说集。他本人十分可爱，非常吸引人。”Bloomsbury派的作家后来对他都比较熟悉，甚至把他看成是这一学派里的中国人。Bloomsbery派里有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意识流大师弗杰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还有美术家，画家，作家，翻译家。这个学派提倡自由，反对迷信和权威。它是对英国保守主义的反叛，是希腊人文主义和法国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衍生。文学上提倡一种印象派式的散文和诗情相结合的小说风格。也就是常说的意识流风格。他们不追求商业的时尚，而追求艺术上的永生。
1944年，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叶君健访英，向英国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是Bloomsbery学派的朋友们，帮叶君健争取到了公费去剑桥进修的机会。这段时间，他在英国勤奋地写作。194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 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 （无知的和被遗忘的），194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The Mountain Village (山村），一年以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They Fly South （它们飞向南方）。所有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英国文学界热情地欢迎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说他“那直率流畅抒情的笔调，接近杰克伦敦和早期的高尔基”，说他的作品“以他的异国情调和艺术手法，抓住了读者”。他的短篇小说集被选为书会的推荐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选为“最佳作品”。英国的文艺界普遍认为，“看来他要成为一位英国作家了”。然而这时，共产党推翻了蒋家王朝，叶是共产党员，他匆匆收拾行囊，回国去支持革命了。
回国以后的叶君健，很快就变得谨慎和沉默寡言了。他主动中断了和英国朋友的一切联系,整整三十一年。因而引起国外朋友的误解和生气，把他看成一个辜负友谊的人。他们不知道，叶回国后，很快就被派去参加土地改革斗地主，然后就是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来是反胡风。胡风和他住在同一个胡同里，胡风这房子，还是他帮胡风安排的。在胡风这场大冤案中，叶君健能得以幸免，已属大幸，哪还敢和国外联系。那时分配给他的工作，就是编辑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再也没有时间写作了。如叶自己后来在文章中所说的，人们“不知道我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创作，还出了一本小说集。四十年代我用英文创作了短，中，长篇小说若干部。但那时我远在英国。在国内，我早就被人忘掉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然被专政。斗他最厉害的正是他精心培养的年轻编辑。他在大会上走到叶君健面前，大喝一声“滚出去”，就把他打成了反动权威。于是批斗，于是进牛棚，于是强迫劳动。然而令人尊敬的是，在运动后期强迫劳动的日子里，他晚上有了时间，就偷偷写出了他文革后才出版的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读到这儿，我想起因宫刑而发奋著书的司马迁。这是多么强烈的创作欲和坚强的生命力啊。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后，叶君健已年逾古稀，他搭上了这最后一班车，写了不少散文和随笔。借出国访问的机会，他尽力重修了和以前老外朋友的联系。很明显，他有遗憾，也有愧疚。但人们不能苛责他，只能责怪那个专制的时代，这一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他后来非常怀念过去在国外的生活和朋友，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久别重逢，哪怕只看一眼，也是人生快事”。多么深挚的感情！
请问，那个专制的时代是怎么来的？不正是千千万万个象叶君健这样的人一手打造起来的吗？绞肉机绞到自己了，知道痛了，心里明白原因，无话可说，只有沉默。但无数与绞肉机完全无关的受害者，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象叶君健一样沉默？
我上周末，开车来回跑了1300公里，为的就是去看朋友一眼。哪怕只匆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赶往回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