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茶亭
夕阳在山，清茶在手，正是一天最好的时候。。。
正文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时我是多么失望。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因为太旧，因而皱巴巴的一点也不贴身。他头上还戴了一顶帽舌已下垂的同样发白的旧军帽。他个儿虽然不矮，但有点削肩，胸也不挺，配上这身到处是皱折的军装，压根就没有一点风采。当他刚站到教室门口时，我以为是离学校不远的军营里的炊事兵，到我们学校来有什么公干。
上课铃响了，他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走路时脚抬得很高，步子却不大，如果不去注意他位置的移动，你会以为他是在原地踏步。他用这种操练一样的步伐走到讲台前，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一听，心里咕噜了一声：老天，这炊事兵原来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自幼爱好文学，就特别注重语文老师的风采和才华。小学的语文老师脸上有太多的雀斑，初中的语文老师又瘦得像个猴子，都不曾令我感到满意。我失望地打量眼前这高中的老师，他脸盘不大，戴了一副白框眼镜。眼镜后的眼睛正微微眯着，左右扫视我们，似乎很有兴致，又似乎有点狡诘。我突然想到他也许正在搜寻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马上收起了脸上正流露的失望，装出一脸的平淡看着他。他笑了笑，又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邹人卓。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粉笔盒里捏出一枝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
我看着他写的字，又一次感到扫兴。他这几个字怎么这么幼稚，无论横竖撇捺，都那么直梗梗的。清晰固然清晰，端正也端正到家了，然而没有一点笔锋，不显一点潇洒，就像建筑工人的脚手架，四角方方地搭起了他的名字。
我几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堂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复旦大学是何等的人材济济，出过郭绍虞，出过陈望道，出过赵景深，出过周谷城，就找不出一个有水平的？就祗得用这么一个披着旧军装，踏着大方步，写着呆板字的人来教我们语文吗？我叹口气，真正失望了。
复旦附中的惯例，对新入学的学生，第一堂语文课就是作文。那天，邹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一看，感到真没劲。这题目太平淡，太一般化，典型的八股题，无非是叫你写自己如何激动，如何打算好好学习，更上一层楼啦等等。我时正年轻，总想表现自己，就打算在文章的形式上标标新，稍一凝神，就决定把文章写成书信的形式，寄给一个虚拟的朋友。我下笔写道：“我的朋友，离开你已是一月之久了，我是多么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新的学习生活的开始，告诉你同学的笑脸，校园的春风。”自己一读，感到既点了题，味道还不错，就顺畅地写了下去。
在我们写作文的时候，邹老师在教室里慢慢踱步。他手上拿了本小册子，默默地阅读着，像我们早晨在校园里早读一样。他时而停步，时而微笑点头，好像兴味悠长得很。当他走到我座位旁边时，我偷瞄了一眼，原来他在读《中华活页文选》。这文选，正是我爱看的。我就是从这文选上，把王勃的《滕王阁序》看懂读熟了的。看到老师也爱看这活页文选，我感到很高兴，真想和他说：老师，这也是我爱看的文选呢！
一星期以后，是作文评讲。邹老师捧着一叠作文薄走进教室。他扶了扶眼镜，又用那饶有兴味又略带狡诘的目光看了看我们，说：被我叫到名字的，站起来一下。
说完这话，他拿起一本作文簿，第一个就叫了我的名字。我吃了一惊，惶恐地站了起来。那时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离他最远。他特为挺直了身子，又把眼镜扶正了，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按了按手，示意我坐下。接着他又叫了另外两个同学的名字。然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次作文，你们班上有三位同学写得最好，就是刚才站起来的三位。我让他们站起来，以示表扬！这话一说，全班的眼光都向我扫来，我心怦怦地跳，滋味却美极了。
他后来就开始评讲我的作文，说把文章写成书信，行文和取材都活泼自由，是个好主意。说完后他又把我文章中的两句话写在黑板上，那是一联对仗句：
树雄心，练一身本领；
立壮志，学满腹文章。
他说这两句对得好。“一身本领”对“满腹文章”很有气概。虽然“一”和“满”都是仄声，在句中略欠工整，但其他字换不了，非这两字不可。
我默默地听着他流畅的评论，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的高兴，知道我这炊事兵一样的老师，是有水平的。
老师总喜欢学习好的学生，邹老师从此对我就格外关切。他告诉我，他读高中时被应征入伍，到云南当兵。复员后考取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和另外两人一起，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心里高兴极了。老家都没回，兴冲冲第一个提前赶来报到。谁知恰逢复旦附中需要语文老师，大学就把他分到附中来教书了。他心里不愿意，但无奈自己是复员军人，哪有不听党的话的道理呢？后来看到晚来的另外两人，都留在大学本部，除了感叹命运无情外，不敢发一点牢骚。
复旦附中是住校制。我们四人一间。房内挤挤地放着两张双层床和一张桌子。邹老师的宿舍和我们的在同一层楼，同样大小。只是他一人住，和我们的相比，房内少一张双层床，多一个书橱。书橱的玻璃门后有布帘遮着，让人看不到里面的书。我们同学常到他屋里玩。有次仅我一人时，他打开橱门让我看了他的藏书。有刘大杰的文学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有史记、唐诗、宋词，还有中外名著和一本本中华活页文选的合订本。他见我爱诗，就借我一本喻守真编注的《唐诗三百首》，他说里面对每首诗的作法都有评讲，初学者可以从中悟到一些写诗的门道。但他叮嘱我：别看得太认真，不少评论，也是无话找话，牵强得很。
记得高一下学期那年，复旦附中举行全校作文比赛，自愿报名。报名快截止了，他在走廊里喊住我问：你怎么还没去报名？我有点惶恐，低声说：我才读高一，怕比不过高二高三的同学。他眉一皱说：这可不是写出立壮志学满腹文章的人说出的话！报名去！自古英雄出少年，怕什么！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报了名，参加了比赛，结果得了第一名。我记得那作文题目是《北京-哈瓦那》。我写了些什么，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觉得这题目政治性太强，我写得不顺，挤牙膏似的挤了两小时。但我记得老师的高兴，他说在评比时，高三有位同学和我旗鼓相当，后来评委觉得我遣词造句更简洁流畅些，就把桂冠给了我。老师边说边笑，我看着他闪闪的眼睛，体会到他的高兴和自豪。
和老师处熟了，讲话也就随便了。一次他告诉我：我第一堂课就注意到你了。那天你脸上很有点小看人的样子，我想这一定是个调皮的学生，谁知后来叫到名字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你。我听了也笑着说：邹老师，你知道那天我心里想什么？他好奇地问，有意思，想什么呀？我说：我在想，复旦附中怎么弄了个炊事兵来教我们语文！他听后仰天大笑：瑞冬啊，人不可貌相哟，哈！哈！哈！
高三上学期，有一天，邹老师递给我一叠文稿，说：这是我写的一篇东西，你帮我看看，提提意见。我抬眼看他，不敢相信老师竟这么器重我。他笑着又说：认真看，有什么意见大胆提。我们是兴味相投的朋友。
那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我躲到一间空教室里，读老师的作品。那是一首叙事诗，取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爱情故事：一对勤劳的青年男女热烈地相爱了，姑娘却又被土司的儿子看中，要强行威逼成婚。青年男女坚贞不屈，最后双双跳崖殉情。情节不复杂，但诗却写得潇洒自如，流畅清秀之间透出云南山乡的气息和作者浓烈的爱憎。我读着，感受到老师的才华。我被老师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
按复旦附中的惯例，高三下学期就要按文科和理科分班复习，迎接高考。同学们都以为我必定考文科，我却举棋不定。我虽然酷爱文学，小学时写作文“我的志愿”时，还说过想当诗人，但目睹十几年文苑的斗争风雨，使我不敢把我的生命之树植根到这片土壤中。邹老师始终没有劝我。一天在他房间里，他皱着眉头沉默着，一支又一支地抽烟，最后说：我理解你的顾虑。文学就作为你的业余爱好吧。
高三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突然听说邹老师要调离上海了。我问他：是真的吗？他点了点头说：我一直想把我爱人调到上海来，调不来！现在我要到江西南昌县去教书了。我一听，脱口说：南昌县？南昌县哪能和上海比啊？他点了点头，顿了顿，似乎是自语般地说：老妻划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勾，不是比我一人在上海强吗？
临别前夜，我到他宿舍去看他。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说：留个纪念吧。那是一张他当年服役时身穿戎装的照片，显得年轻而英武。挺神气的！我说。他笑了，问：不像个炊事兵吧？
我勉强笑了笑。翻过照片，看到老师在照片背后题了四句诗：“瑞冬吾小弟，交在师友间。三年恨聚少，情谊满春山” 那天我失眠了，反复吟着这四句小诗， 难过了一夜。
邹老师离开后，生活就像房间里封了一扇窗，顿时暗淡了许多。
我后来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和老师通过几次信。有一年下乡帮助农民夏收，写了三首七绝，曾寄给他，颇得他的称赞，说诗有内容，有生活，有感情，和以前大不相同。我知道老师在委婉地指出我高中时的习作，有浮华而不充实的毛病。我那三首诗是：
一《割麦》：万里晴天夏日红，青年汗雨竞挥空。镰刀卷起千层浪，多少英雄战此中。
二《丰收》：千家万户俱同舟，万险千难共运筹。汗雨换来肥硕果，满村老少话丰收。
三《联欢》：明灯高照满场辉，儿辈欢腾老笑微。难得乡亲情意好，纵然深夜不思归。
后来很快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乘大串联的机会，去了南昌，而后乘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到了南昌县的莲塘，去看望我的老师。莲塘是一个乡镇，有狭窄的石板路，有清澈的池塘。我一边问路，一边四顾，感到好像不是去访老师，而是去寻一位隐居的高士。
邹老师意外地看到我，高兴极了。他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老师住在一间黑瓦平房里，木窗外有一个铺着青砖的小院子。我们闲谈时，恰有几只喜鹊飞来，落在院中，喳喳地为我们助兴。他夫人端来一碗酒酿圆子。江西的酒酿圆子大，酒味比上海的浓洌。
我谈及老师那首长诗，问可曾发表。老师苦笑说：“现在能往哪儿投啊？”是啊，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刊了，《阿诗玛》都被钉在箭靶上挨批判了，老师的长诗能发表吗？我自知失言，沉默不语。
后来文化大革命越闹越乱，我们终于失去了联系。三十四年的日子，水一样地流走了。一直到前几年，我尝试着投书莲塘，几经转折，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他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长信表达了他意外的惊喜。从信中，我也得知，他文革中吃了大苦，合家下放到农村，一九八〇年才重回县城教书。然而面对磨难，他信却写得胸怀大畅。“困厄坑人，人不畏困厄，困厄便造就了一辈辈新人”这是鼓励我，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那时，我正在为一家报社写专栏，我告诉他我要把他的事写进这专栏里，还寄给他看了我的文章。他回信时写了一首诗赠我。诗为：“阶下青苔陌上尘，白云苍狗惜余曛。虚名忝附生花笔，何幸当年竟识君！”
接信第二天，我正好去德国开会。在云天万里的飞机上，想起老师这首诗，深深动了情，就原韵和了老师一首：“玉宇吟诗脱俗尘，云涛滚滚日微曛。飞天洒下无穷忆，万里高风好到君！”
三十多年前的师友，三十多年后得以重新唱和，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啊。
(1212745)
文革前的小学，中学里都有很多才华横溢，人品正直的老师，所以那时候不论文理科，那一代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感到过那种终身受益的启蒙。
读这种文章总是让我想的很多。。。教育的力量不是单纯教会一些知识，而是启迪，而许多人的一生爱好或事业就是被一个特殊的小学或中学老师所影响的。
而现在的商品，物质，功利占上风的社会，很少听到这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