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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谈到诗时,说过这么几句话: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代的诗是嚷出来的,唐以后的诗是想出来的,现代的诗是仿出来的。
我体会,所谓长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生活丰富了,感情丰富了,需要一种表达,一种宣泄,慢慢就产生了诗。就像阶前的碧草,几阵春风春雨,就碧绿如染了。正因为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诗就自然清新,少雕琢,不做作。
如古诗《七夕》“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如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再如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些诗,都因其平实真切而感人。
唐代的诗是嚷出来的,因为这时诗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已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诗。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诗肠发痒,不嚷不解兴。嚷出来的诗,往往主题鲜明,特别紧密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并带有强烈的个人真情。关塞诗,战乱诗,送别诗,悼亡诗,讽今诗,闺怨诗,甚至咏景诗,很多都带有嚷的特色。“衔泥燕子争归社,独自狂夫不忆家”是嚷,“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也是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是嚷,“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也是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是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也是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嚷,“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何尝不是嚷呢。那真是一个诗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想嚷就嚷,嚷后就将诗写在旅舍,酒楼,驿亭的墙壁上。“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是白居易写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的诗。朋友嚷后写在壁上,人离去,诗留那给大家看。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因为此时唐的辉煌已过,大家诗肠已不太发痒,但诗还是有人写,为了风雅,也为了仕途,于是就有点为诗而诗的味道,也就是启功先生说的想着做诗了。想出来的诗是动了脑子的,喜欢争巧弄姿,常见刻意的痕迹。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是想出来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是想出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称赞的人多,我读后却没有太深的感觉,总觉得想的功夫和刻意造句的痕迹还是很重的。难怪这首所谓的千古绝唱,钱钟书《宋诗选注》就没有选。还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个绿字,更是花了力气想出来的了。再如清代这首五绝咏梅花“竹屋围深雪,林间无路通。暗香留不住,多事是春风”,亮点就是一个构思,或一个想字。想出来的诗,有时就有点刁钻,不太能通意,需要自己注释,或他人考证。其结果是姿态多了,意思少了,脱离生活远了。所以唐诗比宋诗更有活气,更好懂好记,更入心入肺。后来这些时代,虽刻印了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但他们自己的诗风,却和唐诗日见远离,因为人家是嚷出来的真情诗,不是想出来的雕琢诗。
到了现代,指的是民国以后白话文的新时代,旧体诗受到冷落,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偶尔吟几句。如郁达夫,鲁迅,汪精卫,毛泽东。 老毛自己写诗词,却公开说过不宜在年青人中提倡。但毛死后,慢慢的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旧体诗了,网络诗人的遍地开花就是一个证明,因为美的东西不愁没人爱。然而新人写诗常见的毛病是仿古,包括仿词汇,仿形式,仿别人已经吟烂了的内容,结果是太多的雷同,太少的新意,太醉心的玩弄词汇,太频繁的无病呻吟。现在网络上写风花雪月,梅兰菊竹的太多,但真正写得好的少,读后总感到这些作品,不是作者自己的,不是现代的,而是前人的牙慧。读后常常上口不入心,不能留在记忆里。读多了,就失去兴味。真正写这个时代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真正能嚷诗的诗人,还是很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状。所以启功说这些诗是仿出来的,道理也就在此吧?
当然,启功先生这四句话,是对总体而言的。唐代也自有想出来的诗,如《唐诗别裁》中不厌其烦收集的那些应制诗,都是想出来的,徒有其表,不见深度。唐代也自有不嚷之人,如贾岛孟郊。一个推和敲,考虑了那么久,哪还有嚷的兴趣呢。而宋代也自有嚷的人,大诗人陆游那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 正是一位八十五岁老人临终最后一声呼喊,几百年来,音犹在耳,催人泪下。至于近代诗人,柳亚子的诗想的痕迹重,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确是一嚷而出的好句。而启功先生自己的诗,很少想的痕迹,似乎界与“长”和“嚷”之间。以后体会深了,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