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年祭
接连几夜,都梦见母亲,她好像还很年轻,穿件细格子棉袄,侧身坐在“鸡公车”上。
“鸡公车”是苏北农村的木制独轮车,推着会叽叽嘎嘎叫唤。我呢,大概只有六七岁,坐在“鸡公车”的另一侧;车梁上绑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晃晃荡荡,好像会掉落在地,我使劲揪着不放,随着崎岖不平的泥路,一起颠簸。
这,似乎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记忆了。
天空还飘着雪花,愈下愈猛,风也大,母亲一件骆驼绒厚大衣,带着她暖烘烘的体温,把我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可是,迷迷糊糊,一路上什么也看不清。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带着我,搭汽车,乘轮船,又坐“鸡公车”,路远迢迢去探望我几年未归的父亲。
父亲喜欢舞文弄墨,写了几篇短文谩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占领了江南,吓得他连夜逃出苏州城,在苏北乡镇一家布厂当庶务。
我见到父亲已是夜晚了。父亲和一个姜姓女子住在一起,叫我和母亲在外间打个地铺。我很快就睡着了,母亲却淌了一夜眼泪。
几天后,便是过年。父亲把我叫进里房,那女子摸着我的头,给我厚厚一包压岁钱,要我叫她一声“妈”。我自己有妈,当然强着颈梗抿紧嘴巴不出声,钱也不肯拿,扔到了地下。父亲扬手给我一巴掌,打出了鼻血。母亲冲进屋里,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
当天下午,母亲带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没有“鸡公车”,就背着我,一步高一步低,走在坑坑洼洼泥泞的小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手上脸上都擦出了血,还滑进了很深的水沟里。我尽管有骆驼绒大衣包裹着,也摔成了泥猴子,浑身精湿,衣袖口挂了冰棱。
那天正是大年初一,风雪之中,空空茫茫,长长的路上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好不容易上了船,我就阵阵发冷,牙齿咔咔作响。母亲解开衣襟,把我紧紧抱在她温暖的怀里,我才慢慢地缓过气来,身子不再颤抖;随后又发起高烧,大病一场。
这些记忆,刻在我人生书本上,第一页。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在冬天,还是在船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下放到苏北响水县农村。搬家的船行至半途,开不动了,被冰冻在大运河里。寒风凛冽,饥肠辘辘,整整十个昼夜,也唯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又过了若干年,我随妻子女儿出国了,心中唯一的牵挂是年老的母亲。几年后,姐姐来信说,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一心盼我回国见她一面。
我回国时,母亲已不会开口说话,招手让我坐在床边,抖抖索索从枕下取出一包钱来,我姐姐帮她点清,整钱零票总共九仟九佰多元(一万元还缺几块钱)。要我装进口袋,然后,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返回加拿大去了。
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从无经济收入。这九仟九佰多元人民币,是小辈们给她三元五元零化钱积聚起来的,如何的不容易!
姐姐说,母亲一定要你回国,就为了把毕生的积蓄,亲手交予你这唯一的儿子。现在她放心了,你可以去加拿大,和妻子女儿团聚了。
我笑着说,就为这些钱,非要我回国一趟,连来回机票钱也不够啊!
那时,我刚离开了一家华文报社,另一家华文报社要聘用我,应允的条件十分优越。我因为要回国探亲,只得婉言谢绝。心里很清楚,以后再难找到这样称心的工作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对母亲说,这趟回来就不走了,要在“沙家浜”扎下来,陪你安度晚年。你今年98岁,争取再活两年,做个百岁老人。人民政府在“老人节”会给你200元“敬老金”,你这辈子也总算领到国家工资啦!
母亲咧开了没牙的瘪嘴,只是笑。
为了逗她老人家开心,我把麻将牌“哗啦啦”倒在桌上,招呼道,妈,你别躺着不起来,我们打几圈麻将,保证你精神就好啦!
母亲无力摇着双手,翕动了几下乾枯的嘴唇,说不出话来;撑住胳膊,怎么使劲也抬不起半个身体,只是咧开嘴巴对我一股劲地傻笑。我看到母亲的两腿瘦得脱了形,皮包骨头,细如树棍,根本不可能支撑身子。我望着出了神,禁不住湿漉漉的泪水流了一脸。
几天后,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奇事。半夜里刮起大风,突然来了寒潮,气温陡降。我98岁的老母亲竟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跌跌撞撞,到我房里,给我这61岁的儿子盖被。被子盖到我身上,她一屁股跌坐在地,气喘吁吁,再也起不来了。
对母亲的记忆,如树的年轮,长在心里,永难抹去。
母亲没有活满百岁,几个月后就过世了。逝世前的十多天便粒米不进,连水都不肯喝一口;她怕大小便失禁,拉在床上。她半昏半醒,渐渐神志模糊,谁叫她都不搭理,唯独认识我一个人。见我站在床前,与她说话,便咧开没牙的瘪嘴,笑,只是笑。笑容渐渐凝固,微微合上双眼,身子已经僵硬了。此时,窗外彩霞满天,映红了房间。似乎有幽幽的檀香弥漫在她四周,经久不散。我拿她留下的九仟九佰多元,为她办了丧事。
至今母亲逝世已有十年,我还不时梦见她。我到现在还穿着她亲手打的毛袜、加厚的毛裤,使我这个做儿子的,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赋予的温暖、不尽的爱…。
我对她的怀念和感激也是绵绵不绝,会延续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做儿女的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