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月笔迹
我是一颗忘忧草
二十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复活节就到了。我们安排好儿子 ，就跟罗德一起去了柏林。
说来惭愧，在德国住了近十年，之前只去过一次柏林的首都。那时我还跟汉诺威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妹妹来德国旅游，我和妹妹一起跟团去过西欧——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等几个国家后，“汉诺威”就带我们一起去了一趟柏林。
从汉诺威乘火车去柏林，一进入前东德的高速路，“汉诺威”就开始撇嘴，一个劲儿轻蔑地说：“哼！东德！哼——东德！”让我非常不舒服。到了柏林呢，我们就像乡下人进城，哪儿也找不到。两天的时间，光坐地铁了，还常常坐错或坐反方向。我那急脾气的妹妹，一路直嘟囔：“北京没有地铁吗？这么大老远来坐地铁来了！”因为那个“汉诺威”特别好面子，不愿意跟人问路，老想照着地图自己解决问题。我们觉得他是德国人，就跟着他走吧，结果，最后连柏林墙都没有找到，让我远道而来的妹妹大失所望，还差点误了回去的火车。
罗德听了，笑道：“其实我也不喜欢跟人问路的，德国、男人（也许中国男人不一样？）都不喜欢问路，那样显得自己挺弱智的。如果在汉诺威，我可能也会因为不熟悉而出丑，但在柏林，跟着我你算找对人了。”
的确，罗德在柏林住了30多年，又是一个特别爱动的人，所以对柏林非常熟悉。他带着我去的地方，可能很多德国人都没有去过。
我们开车驶入柏林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他一个的朋友打电话要我们一起吃晚餐。我很高兴，跟他认识半年多，还没有见过他任何的家人和朋友呢！我此刻好像突然理解了罗德当初跟我的朋友们见面时候的感觉——真是如临大考啊！
他先带我去亚历山大广场，又去了一个紧挨着电影城的咖啡厅。因为晚上有大餐，我们又不太饿，所以只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咖啡厅的装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正是复活节，到处都是跟复活节主题有关的小饰物——复活节彩蛋、抽芽儿的树枝、小兔子等等，而这里却似乎到处都只是粉白相间的羽毛，让人觉得浪漫、温馨、有创意，又不脱离主题。其实，复活节是纪年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了救赎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的日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兔子和鸡蛋扯上关系。
罗德说：“也许因为鸡蛋、新芽儿都是蕴含着新的生命，经过一个冬天，万象更新、万物复苏、复活。兔子嘛——你应该知道——因为你是属兔子的嘛！”
从咖啡厅出来，我们就直接开车到罗德在柏林的公寓，这是罗德住了20多年的地方。当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就在柏林这个有名的湖区、也是富人别墅区，租下了一个朋友祖传别墅的顶层，再也没有离开过，即使在他失落、甚至失业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为天色已晚，所以只觉得清洁而宁静的街道两边儿，都是茂密的参天大树和童话和梦幻一般的大房子，匆匆之间也并没有看得很清楚。房东一家去南部旅行了，所以整个一栋大别墅，只有我们两个人。因为跟朋友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进门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换衣服。
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像很多同胞姐妹一样，带来了很多讲究的套装、唐装和旗袍。可是，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很多衣服根本没有什么机会穿。跟国内相反，在德国，讲究穿着是年龄大的人。年轻人大多是T恤、夹克，牛仔裤和运动鞋，而穿套裙、皮草等比较讲究的衣服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刚刚春暖还有些寒气的时候，大街上或者咖啡厅里，美丽“冻人”的，都是那些精心装饰打扮过的老太太，戴着精致的呢帽——有的还恰到好处地插根儿羽毛，那个美啊！
好多国内来的朋友，住一阵子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个朋友来德前还特意花几万块买了一件裘皮大衣带来，发现这里不到七十岁的人都不会穿这个，就索性把很多讲究的衣服又邮寄回国了。
可是，罗德说，那其实是一个误区。“你们看见的是在大街上的情况，真正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的。如果在一些场合没有穿对衣服，是很失礼和尴尬的事情。”幸亏我箱子底儿还有一件从国内带来的、比较讲究而合体的套装，罗德说一定得带上，而今晚必须穿上，还必须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见什么重要人物啊？我开玩笑地说，但是，女人谁不愿意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呢？我到德国以后，还是第一次这么隆重地打扮自己呢！我还特意把长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显得庄重、大方而更有成熟女性的韵味。罗德把我从头到脚左看右看，非常满意。
罗德说，我们要见的是他一个十几年的朋友——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女律师。听说女朋友，我先是一惊；听说有三个孩子，我的心又落了地，再听说人家还带着男朋友——一位身分高贵的法官，我就有些笑自己小心眼儿了。于是，我就很大方地跟罗德一起去赴约，认识了罗德生命中的另一个神秘的女人——莫妮卡。
莫妮卡的家，也在柏林一个幽静的富人居住区。那崭新的独栋小楼，跟它的女主人一样，只有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那就是：精致。真的，莫妮卡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个子不高，也不是十分的漂亮，但是举手投足、言语气质，以及她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得无可挑剔。
我们到达的时候，她的法官男友还没有来。三个孩子被保姆带着出去了，家里只有她和一条同样精致的小狗儿。
我们坐下来边聊天边等待，我注意到整洁的客厅里，一架黑色的钢琴和旁边的吉他等乐器，显示着女主人在音乐艺术方面品味。罗德说，莫妮卡不但钢琴弹得好，而且是出色的业余歌剧演员，常不定期地举办个人古典歌剧演唱会呢。
我表示非常钦佩，注意到在我们坐的沙发旁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张照片，三个幸福的孩子微笑着：一个红头发的男孩儿——五岁，跟我儿子一样大；两个小些的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两岁。这个精致的德国女人，给人的感觉是自立和成功。同时，我也很不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的母亲非得离婚呢？那个父亲做了什么让她不能原谅的事情，让她把三个年幼的孩子跟父亲分开呢？
那个法官终于来了，是一个清瘦但精神矍铄的中年人，比莫妮卡大20岁，但是看上去两个人挺般配。他们听说我在大学教中文，就很好奇地问：“有那么多德国人学中文吗？”我说，当然，德国跟中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甚至中学都开设了中文专业，那些会中文的毕业生就业机会比别人多很多，而且收入也很高呢。
莫妮卡娇声地大笑说：“那看来我们都选错了职业了！”我赶快说：“哪里啊，当然还是律师和法官挣钱多了。”
又聊了一会儿，我们大家就起身出发去一家意大利餐厅。我出门儿一看，法官先生开的车只是一两非常普通的大众，还是大屁股的“康比”！罗德说，其实在德国真正的有钱人，反而很不是外露的。而那些在德国大街上开大奔、河马的，其实以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居多，还有就是德国的一些老年人。让他这么一说，我后来就留心了一下儿，好像还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