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进城的博客
玩儿
正文
第八部分：教会支持反犹太人
纳粹开始采取反犹措施的时候，教会代表不仅顺从，而且积极顺从。纳粹关于雅利安血统的法律规定只适用于国家部门，而老普鲁士联盟的新教总会则通过教会自己的立法来补充纳粹立法。1933年9月5-6日，总会在柏林举行，通过“神职人员与教会公务员法律关系法”：
第一条（1）只有受过规定的训练并毫无保留地维护民族国家和德国新教教会的人才可以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2）不是雅利安血统或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人不允许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必须解雇。是否是雅利安血统，依帝国法律而定。
“德国基督徒”步调一致化（纳粹德国的专用术语 Gleichschaltung）的疯狂在1933年秋季达到顶峰，柏林牧师马丁·尼默勒被迫呼吁德国牧师成立“受困牧师联盟”，[……] 每一位成员通过自己的签字首先承认，“雅利安条款在教会内的运用带来了信条的损害”。
但是，对于从1924年起就不断投票选纳粹的尼默勒和其他“受困牧师联盟”的牧师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纳粹帝国采取的反犹措施，甚至连支持新教教会内的“非雅利安”教徒都谈不上。
1933年11月2日，尼默勒发表“教会对雅利安问题的几点看法”：基督教共同体中包含了改教皈依的犹太人，这一事实“要求我们这个深受犹太民族影响的民族高度自我否认”，所以，可以“要求犹太裔的公务员面临普遍的‘软弱’在适当的时刻保持克制，以避免麻烦。如果今天有非雅利安种的牧师占据教会领导层的职务或在人民委员会占居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不会带来好处”。
[KS 113ff]
随后不久，尼默勒组建的“受困牧师联盟”针对缺乏对领袖的忠诚的指责公开表态。1933年11月13日，联盟发表声明，称：
受困牧师联盟的成员无条件地与民族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为自己被教会的反对者逼迫站出来发表这种不言而喻的声明而感到耻辱。
[BW 23]
1935年，被正式称为“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的所谓的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帝国公民法中规定，犹太人和其他“陌生种类”的人被取消德国国籍，另一部法律也被称为血统保护法，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相近种类的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违者监禁。
1952年，威廉·尼默勒出版“承信教会”一书，为这个教会当时的成员开脱。他写道：
1935年9月15日颁布“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时，德国基督教毫无准备，不论哪个教派都没有能力团结起来抵抗新的立法。
[KS 124]
事实上，德国的基督教并非毫无准备。不仅仅是两大教会的代表人物早就在高谈种族清洁，纳粹的种族法说到底也不过是教会早先在中世纪禁止犹太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规定的翻版，只不过是所用的词汇不同而已。比如马堡的神学教授、德国神学自由派最重要的期刊“基督世界”的发行人马丁·拉德在1935年11月1日就 “血统保护法”评论道：
“这样，雅利安特征毫无疑问的族系，其种族纯洁得到了保障”。对于“纯犹太人”，国家可以任意而为，但是，受了洗的犹太人有权力受到保护。他对处置“半雅利安人”的建议：“他们唯一得救（！）的办法是移民，最保险的方法是集体移民到其他国家。”
读者稍微仔细一些就能注意到，这里所谓的种族学说白了就是基督教神学的怪胎，要不然，一个受了洗的犹太人怎么能突然一下成了“半雅利安人”呢！
吵得四分五裂的承信教会中的达勒姆派的领导曾在1936年5月28日给希特勒写了一份备忘录，文件在6月4日送达帝国首相府。这份秘密备忘录被称为是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和帝国兄弟共议会的手笔，[……] 其中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如果基督徒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框架内被强加以仇恨犹太人的反闪族主义，那么基督教的戒命是爱你的邻人。”
纳粹官方部门对这份备忘录未作反应，所以，国外媒体7月印发这份备忘录后，各方更为惊讶。承信教会的“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请盖世太保侦寻泄密人员。
8月23日，承信教会在礼拜时向信众介绍了情况，但是没有提及上面那句教会在1945年后引以自豪的话。
教会临时领导的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维斯勒博士被怀疑向外国媒体泄漏了备忘录，9月16日，承信教会令他暂时休职，10月初，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底，承信教会再次与他划清界限，正式解雇被盖世太保关押的维斯勒。
同年11月18日到19日夜间，维斯勒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死于刑讯后遗症，承信教会没有为这位受洗的犹太人伸出救援之手，甚至没有为自己的第一位牺牲者祈祷。[乡人补注：德国教会直到2005年才在萨克森豪森树立“被他的教会所遗弃”的纪念牌，正式纪念这位受害者——见2005年2月20日柏林明镜日报报道]
[KS 125f]
这样，教会不怎么关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受害者，充其量只是关心涉及到教会仪式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少数教会代表真正为解救受害者努力，但是正是这些实际伸出救援之手的人却因此被教会抛弃。
1941年夏末，纳粹已经开始做屠杀犹太人的准备。1941年9月1日，“犹太人标志警规”颁布。根据这项规定，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配戴犹太星（但被禁止佩带勋章）。
柏林主教团下属的救助所（由 Bernhard Lichtenberg 领导：乡人注：这是公开反纳粹的少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之一，1943年死于押送达豪集中营途中）最初是天主教犹太人移民国外的咨询处，1941年夏禁止犹太人移民国外后，成了绝望者的避难所。1941年9月5日，救助所描述道：“法律公布后三天之内，就有天主教和信教的非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牧师和平信徒满怀忧虑地询问法律对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1、做礼拜时是否也必须在教堂内戴犹太星？2、犹太人是否可以参加礼拜，尽管他们佩戴犹太星？……”
救助所给柏林主教团的汇报中还写道：“另一方面，他们也准备承受因为到教堂礼拜时面临的非天主教徒的逼迫，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个时机，用以不顾任何危险和迫害，通过明显的忠于基督真正的教会的象征，为犹太民族对基督所作的一切赎罪。即使头脑冷静的人也能通过犹太标志看出来，一场对犹太人的屠杀正在准备之中……”
一种荒谬却很普遍的观念：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作对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赎罪！
枢机主教 Bertram 并不怎么关心“犹太”天主教徒们的绝望。1941年11月17日，他就信天主教的“非雅利安人”写信给慕尼黑的枢机主教 Faulhaber，说：“顺便说一句，主教团更应该利用自己微弱的影响力关注其他对教会更重要的事务、尤其是关注怎样有效阻止天主教青年教育中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影响这种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这种说法让我们担忧。”
[KS 143ff]
显然，令主教担忧的不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或部分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地区的暴行这样的罪恶本身，而是揭露这种暴行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宣传”带来的后果。
1941年12月17日，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正在被送到东欧，萨克森、黑森-拿骚、墨克伦堡、施勒斯维希-霍尔斯泰因、安哈尔特、图林根和吕贝克的教会领导共同声明：对信新教的犹太人也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们也必须被“驱逐出的意志地区”，“种族犹太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空间和权利”。
[KS 148]
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最严厉的措施”是什么。克拉考警区边防警一位刑警警官关于枪毙犹太人的供词：
“边防警察局的成员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愿意参加枪毙犹太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盛宴！今天他们可以说这说那，当时他们一个都没缺。……我再重申一次：谁要是相信当时的人只是很不情愿地执行了消灭犹太人的任务，那么他对历史不了解。对犹太人的仇恨太大了，那是复仇，是要他们的金钱和细软。”
[KJ 78]
一位褐衫军冲锋队长这样讲述1941年8月枪毙大约90个父母已经被谋杀的犹太孩子：
“军队已经挖好一个坑。一辆拖车把孩子们拉来……他们被安排到坑边，然后被枪毙，倒在坑里。被打中什么地方的都有，都掉进了坑里。那场景惨不忍睹。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景，永远不会感到轻松。特别是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我不会忘记。她一直都拉着我的手，最后也被枪毙了。”
[KJ 145]
在帝国境内，虽然1940年已经有不同的关于屠杀暴行的消息传到高层牧者的耳中，他们不仅仅是对精神病人被谋杀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人承认知道这些暴行，别人也不想知道详情。
1943年4月10，枢机主教 Bertram 送给希特勒的不是对屠杀犹太人的抗议，而是预祝希特勒生日愉快：“您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担心，只有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会给祖国带来的不幸的人才能明白，只有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区别的人才能理解。”
……
1944年2月2日，弗莱堡大主教 Konrad Groeber 给教皇 Pius XII 递交长篇现状报告。这位与主教团其他六位成员自1934年就是党卫军促进会员的主教，甚至可以从曼海姆被轰炸中获取积极的东西。当时数千名曼海姆儿童被疏散到巴登，这位大主教认为，与父母的分离对孩子们来说“常常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温暖的天主教环境，而曼海姆直到现代还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巢穴”。
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向教皇介绍他的除夕日“布道词”说：“我阐释到，新的民族观念没有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尽管犹太教认为以色列民族是神意和召唤的承受者和中介者，但犹太教并不是。基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斗争以及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证明基督当时反对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使徒行传证明，犹太人的仇恨在基督教早期迫害了基督徒……”
在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时候，这位 Gröber 主教在教堂里没有发表反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反倒是宣讲基督徒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
直到1944年，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还在向教皇汇报纳粹主义的好处：“我们并没有忽视新世界观中好的东西，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最好的东西就是基督教的翻版[原文如此！]”
[KS 157f]
这一尖锐的说法，或许并不是有意说出来的，但是，其准确性在许多研究纳粹的史学著作中却至今还没有达到。
[未完待续]
纳粹开始采取反犹措施的时候，教会代表不仅顺从，而且积极顺从。纳粹关于雅利安血统的法律规定只适用于国家部门，而老普鲁士联盟的新教总会则通过教会自己的立法来补充纳粹立法。1933年9月5-6日，总会在柏林举行，通过“神职人员与教会公务员法律关系法”：
第一条（1）只有受过规定的训练并毫无保留地维护民族国家和德国新教教会的人才可以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2）不是雅利安血统或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人不允许成为教会管理机构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与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结婚的神职人员或公务员必须解雇。是否是雅利安血统，依帝国法律而定。
“德国基督徒”步调一致化（纳粹德国的专用术语 Gleichschaltung）的疯狂在1933年秋季达到顶峰，柏林牧师马丁·尼默勒被迫呼吁德国牧师成立“受困牧师联盟”，[……] 每一位成员通过自己的签字首先承认，“雅利安条款在教会内的运用带来了信条的损害”。
但是，对于从1924年起就不断投票选纳粹的尼默勒和其他“受困牧师联盟”的牧师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纳粹帝国采取的反犹措施，甚至连支持新教教会内的“非雅利安”教徒都谈不上。
1933年11月2日，尼默勒发表“教会对雅利安问题的几点看法”：基督教共同体中包含了改教皈依的犹太人，这一事实“要求我们这个深受犹太民族影响的民族高度自我否认”，所以，可以“要求犹太裔的公务员面临普遍的‘软弱’在适当的时刻保持克制，以避免麻烦。如果今天有非雅利安种的牧师占据教会领导层的职务或在人民委员会占居特别突出的地位，这不会带来好处”。
[KS 113ff]
随后不久，尼默勒组建的“受困牧师联盟”针对缺乏对领袖的忠诚的指责公开表态。1933年11月13日，联盟发表声明，称：
受困牧师联盟的成员无条件地与民族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为自己被教会的反对者逼迫站出来发表这种不言而喻的声明而感到耻辱。
[BW 23]
1935年，被正式称为“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的所谓的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帝国公民法中规定，犹太人和其他“陌生种类”的人被取消德国国籍，另一部法律也被称为血统保护法，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相近种类的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违者监禁。
1952年，威廉·尼默勒出版“承信教会”一书，为这个教会当时的成员开脱。他写道：
1935年9月15日颁布“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荣誉保护法”时，德国基督教毫无准备，不论哪个教派都没有能力团结起来抵抗新的立法。
[KS 124]
事实上，德国的基督教并非毫无准备。不仅仅是两大教会的代表人物早就在高谈种族清洁，纳粹的种族法说到底也不过是教会早先在中世纪禁止犹太人与当地人通婚的规定的翻版，只不过是所用的词汇不同而已。比如马堡的神学教授、德国神学自由派最重要的期刊“基督世界”的发行人马丁·拉德在1935年11月1日就 “血统保护法”评论道：
“这样，雅利安特征毫无疑问的族系，其种族纯洁得到了保障”。对于“纯犹太人”，国家可以任意而为，但是，受了洗的犹太人有权力受到保护。他对处置“半雅利安人”的建议：“他们唯一得救（！）的办法是移民，最保险的方法是集体移民到其他国家。”
读者稍微仔细一些就能注意到，这里所谓的种族学说白了就是基督教神学的怪胎，要不然，一个受了洗的犹太人怎么能突然一下成了“半雅利安人”呢！
吵得四分五裂的承信教会中的达勒姆派的领导曾在1936年5月28日给希特勒写了一份备忘录，文件在6月4日送达帝国首相府。这份秘密备忘录被称为是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和帝国兄弟共议会的手笔，[……] 其中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如果基督徒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框架内被强加以仇恨犹太人的反闪族主义，那么基督教的戒命是爱你的邻人。”
纳粹官方部门对这份备忘录未作反应，所以，国外媒体7月印发这份备忘录后，各方更为惊讶。承信教会的“教会第二届临时领导”请盖世太保侦寻泄密人员。
8月23日，承信教会在礼拜时向信众介绍了情况，但是没有提及上面那句教会在1945年后引以自豪的话。
教会临时领导的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维斯勒博士被怀疑向外国媒体泄漏了备忘录，9月16日，承信教会令他暂时休职，10月初，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底，承信教会再次与他划清界限，正式解雇被盖世太保关押的维斯勒。
同年11月18日到19日夜间，维斯勒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死于刑讯后遗症，承信教会没有为这位受洗的犹太人伸出救援之手，甚至没有为自己的第一位牺牲者祈祷。[乡人补注：德国教会直到2005年才在萨克森豪森树立“被他的教会所遗弃”的纪念牌，正式纪念这位受害者——见2005年2月20日柏林明镜日报报道]
[KS 125f]
这样，教会不怎么关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受害者，充其量只是关心涉及到教会仪式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少数教会代表真正为解救受害者努力，但是正是这些实际伸出救援之手的人却因此被教会抛弃。
1941年夏末，纳粹已经开始做屠杀犹太人的准备。1941年9月1日，“犹太人标志警规”颁布。根据这项规定，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配戴犹太星（但被禁止佩带勋章）。
柏林主教团下属的救助所（由 Bernhard Lichtenberg 领导：乡人注：这是公开反纳粹的少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之一，1943年死于押送达豪集中营途中）最初是天主教犹太人移民国外的咨询处，1941年夏禁止犹太人移民国外后，成了绝望者的避难所。1941年9月5日，救助所描述道：“法律公布后三天之内，就有天主教和信教的非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牧师和平信徒满怀忧虑地询问法律对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1、做礼拜时是否也必须在教堂内戴犹太星？2、犹太人是否可以参加礼拜，尽管他们佩戴犹太星？……”
救助所给柏林主教团的汇报中还写道：“另一方面，他们也准备承受因为到教堂礼拜时面临的非天主教徒的逼迫，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个时机，用以不顾任何危险和迫害，通过明显的忠于基督真正的教会的象征，为犹太民族对基督所作的一切赎罪。即使头脑冷静的人也能通过犹太标志看出来，一场对犹太人的屠杀正在准备之中……”
一种荒谬却很普遍的观念：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作对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赎罪！
枢机主教 Bertram 并不怎么关心“犹太”天主教徒们的绝望。1941年11月17日，他就信天主教的“非雅利安人”写信给慕尼黑的枢机主教 Faulhaber，说：“顺便说一句，主教团更应该利用自己微弱的影响力关注其他对教会更重要的事务、尤其是关注怎样有效阻止天主教青年教育中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影响这种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这种说法让我们担忧。”
[KS 143ff]
显然，令主教担忧的不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或部分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地区的暴行这样的罪恶本身，而是揭露这种暴行的“反基督教和反教会宣传”带来的后果。
1941年12月17日，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正在被送到东欧，萨克森、黑森-拿骚、墨克伦堡、施勒斯维希-霍尔斯泰因、安哈尔特、图林根和吕贝克的教会领导共同声明：对信新教的犹太人也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们也必须被“驱逐出的意志地区”，“种族犹太基督徒”在教会里没有“空间和权利”。
[KS 148]
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最严厉的措施”是什么。克拉考警区边防警一位刑警警官关于枪毙犹太人的供词：
“边防警察局的成员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愿意参加枪毙犹太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盛宴！今天他们可以说这说那，当时他们一个都没缺。……我再重申一次：谁要是相信当时的人只是很不情愿地执行了消灭犹太人的任务，那么他对历史不了解。对犹太人的仇恨太大了，那是复仇，是要他们的金钱和细软。”
[KJ 78]
一位褐衫军冲锋队长这样讲述1941年8月枪毙大约90个父母已经被谋杀的犹太孩子：
“军队已经挖好一个坑。一辆拖车把孩子们拉来……他们被安排到坑边，然后被枪毙，倒在坑里。被打中什么地方的都有，都掉进了坑里。那场景惨不忍睹。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景，永远不会感到轻松。特别是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我不会忘记。她一直都拉着我的手，最后也被枪毙了。”
[KJ 145]
在帝国境内，虽然1940年已经有不同的关于屠杀暴行的消息传到高层牧者的耳中，他们不仅仅是对精神病人被谋杀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人承认知道这些暴行，别人也不想知道详情。
1943年4月10，枢机主教 Bertram 送给希特勒的不是对屠杀犹太人的抗议，而是预祝希特勒生日愉快：“您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担心，只有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会给祖国带来的不幸的人才能明白，只有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区别的人才能理解。”
……
1944年2月2日，弗莱堡大主教 Konrad Groeber 给教皇 Pius XII 递交长篇现状报告。这位与主教团其他六位成员自1934年就是党卫军促进会员的主教，甚至可以从曼海姆被轰炸中获取积极的东西。当时数千名曼海姆儿童被疏散到巴登，这位大主教认为，与父母的分离对孩子们来说“常常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温暖的天主教环境，而曼海姆直到现代还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巢穴”。
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向教皇介绍他的除夕日“布道词”说：“我阐释到，新的民族观念没有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尽管犹太教认为以色列民族是神意和召唤的承受者和中介者，但犹太教并不是。基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斗争以及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证明基督当时反对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使徒行传证明，犹太人的仇恨在基督教早期迫害了基督徒……”
在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时候，这位 Gröber 主教在教堂里没有发表反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反倒是宣讲基督徒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
直到1944年，这位弗莱堡的大主教还在向教皇汇报纳粹主义的好处：“我们并没有忽视新世界观中好的东西，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最好的东西就是基督教的翻版[原文如此！]”
[KS 157f]
这一尖锐的说法，或许并不是有意说出来的，但是，其准确性在许多研究纳粹的史学著作中却至今还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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