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进城的博客
玩儿
正文
第七部分：教会斗争的童话和其他传说
今天提起反思纳粹时代，总要纪念反对纳粹犯罪政策的抵抗斗士，纪念许多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这时候，尤其是教会头面人物和虔诚的基督徒总要受到赞誉。事实上，今天所提到的许多人中，只有极少数真正从事了反法西斯的抵抗活动。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承信教会”（国内多译为悔罪教会——乡下人注）只不过是在教会内部的斗争中是“德国基督徒”的反对派，比如在对待新教教会内犹太裔德国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在对待自己人的一部分的问题上。如何对待未受洗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问题。反驳他人指责自己对纳粹德国缺乏忠义的，正是“承信教会”自己。
对新教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神学问题上与“德国基督徒”作对的牧师，往往同时也是纳粹党员，比如威廉·尼默勒。他1945年后发表大量的文章介绍“承信教会”的抵抗活动，事实上，他自己从192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因为在教会选举时投了“德国基督徒”的反对票，于1933年7月19日以违犯党纪的名义被开除出党，为此，他上诉党法院，并获得成功：1934年9月21日党法院决定撤销开除他出党的决定。
“维斯特伐伦报”报道1933年5月20日的一次包括比勒菲尔德帝国铁路党卫队队旗的开旗仪式：
“然后党内同志尼默勒牧师为三面崭新的万字旗举行开旗仪式……众人举手，宣誓忠于象征统一的万字旗，开旗仪式在霍斯特·威瑟尔之歌中进行。”
[KS 113f]
威廉的哥哥马丁·尼默勒一样毫无保留地忠于领袖和帝国。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联后，希特勒于10月15日收到声援电报，署名者之一就是马丁·尼默勒：
“在民族和祖国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向领袖致敬。我们对维护德国荣誉的勇敢行为和明确的话语表示感谢。谨以不属于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2500多名新教牧师的名义，宣示忠顺并祈求的挂念。”
[BW 4]
随后数年里，承信教会在其正式刊物《年轻教会》多次发表这类声明：
“承信教会对萨尔兰民意表决的态度：……对我们的民族和祖国、对我们的国家的忠诚，是对上帝的话语的顺从。”
1935年，87
纪念希特勒夺权两周年：
“德国新教教会内的承信共同体要求其追随者，为纪念领袖和帝国首相1月30日接管政权两周年，在纪念日前的星期天礼拜时为领袖祈祷，表达对上帝让领袖为民族的福祉在这两年之内所成就的一切的谢意，祈求在上帝的赐福下取得更多的成就。”
1935年，133
1937年祝贺领袖生日：
4月20日，将不会有任何一间新教教会和任何一个新教徒家庭没有为领袖和帝国首相祈祷过。新教徒请求主上帝通过赐福引导领袖的事业……
1937年，354
[BW 24f]
今天另一种传播较广的说法是，教会仅仅是在第三帝国初期被“蒙骗”才随了大流，后来才发现纳粹独裁的“真面目”，但是组织有效的抵抗已经太晚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教会代表对纳粹措施提出抗议，是在不得不承认希特勒不想履行对教会所作的承诺后的反应。一直到战争最后年月，教会广泛阶层都谈不上拒绝纳粹制度。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11天之后，1939年3月26日，“德国基督徒国家教会联盟”代表以及不同团体的牧师和平信徒签署“哥德堡声明”。声明中称：“国家社会主义取消教会的政治权利诉求，让所有的人遵循符合德意志民族物种（！）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这是在世界观-政治方面继续路德的事业，使我们在信仰方面重新获得对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理解。”
[KS 138f]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袭击波兰，随军主教 Justus Rarkowski 自豪地宣告，天主教的“战争牧师”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帝国境内所有教区的”许多教会与教团神职人员甚至“未经教会上级负责人的允许”报名参加陆军的心灵抚慰工作。
[KS 141f]
承信教会也为战争欢欣鼓舞。尽管马丁·尼默勒1939年已经被捕，教会依旧为领袖欢呼。承信教会在会刊《年轻教会》发表此类声明：
“战争祈祷……保护德意志战争力量，为所有属于战争力量的人赋予勇敢气概……赐福并以强壮的臂膀保护我们的领袖免受一切包围他的危险……”
1940年，45
（进攻挪威后）
“我们充满感激地仰望领袖及其再次在正确的时刻排除了危险的军队”
1940年，217
（进攻法国）
“集体祈祷……如同赐福给先祖们勇敢和至死的忠诚，现在赐福我们的民族奋起保卫德意志土地、抵抗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吧。感谢你赠与我们的所有战斗胜利，继续帮助我们吧，忠诚的上帝……”
“意想不到的、伟大的胜利进军……这是前线士兵的时刻……为了最终胜利，民族要求最终的努力！在这一时刻，任何人不许袖手旁观。”
1940年，278
“这是胜利的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敬仰向领袖和他的士兵欢呼……世界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他的诫律……就是决定世界史进程的伟大律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1940年，312
（战胜法国）
“……这是德意志民族可以自豪地写进史书的光辉的一页……在这一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感激和对上帝的谦卑深深地向神鞠躬……”
1940年，341
[BW 25f]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东欧战俘。与英美战俘不同，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人道的对待。多数被迫做苦工的战俘们的非人生活，并不是迫使德国高层牧者表态的理由。
富尔达主教联席会议主席、枢机主教 Adolf Bertram 的表态，和在对集中营囚犯问题上的说法一样。1941年1月17日，他写信给帝国教会事务部，说，异常多的波兰人在德意志生存空间在德国人中间走动，是否应该通过有效的心灵抚慰手段——指忏悔——“尽可能强化对他们的道德影响”，还是“让他们因为没有心灵抚慰而陷入道德堕落”，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部门不应该等闲视之。
直到1944年8月5日，他还写信给德国主教团，说波兰劳工中的野婚和私生子数量增加，“其他的不道德情况也出现了”。但是，波兰劳工在德国被当作奴隶使用，他一个字都不提。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受害者的道德。
[KS 141]
如果考虑到他有可能是字面理解他的圣经，那么他这种态度就顺理成章了：原来德文圣经中的奴隶字样，在现代版本中才改成了不那么惹眼的“仆人”。
今天提起反思纳粹时代，总要纪念反对纳粹犯罪政策的抵抗斗士，纪念许多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人，这时候，尤其是教会头面人物和虔诚的基督徒总要受到赞誉。事实上，今天所提到的许多人中，只有极少数真正从事了反法西斯的抵抗活动。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承信教会”（国内多译为悔罪教会——乡下人注）只不过是在教会内部的斗争中是“德国基督徒”的反对派，比如在对待新教教会内犹太裔德国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在对待自己人的一部分的问题上。如何对待未受洗的犹太人根本就不是问题。反驳他人指责自己对纳粹德国缺乏忠义的，正是“承信教会”自己。
对新教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神学问题上与“德国基督徒”作对的牧师，往往同时也是纳粹党员，比如威廉·尼默勒。他1945年后发表大量的文章介绍“承信教会”的抵抗活动，事实上，他自己从192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因为在教会选举时投了“德国基督徒”的反对票，于1933年7月19日以违犯党纪的名义被开除出党，为此，他上诉党法院，并获得成功：1934年9月21日党法院决定撤销开除他出党的决定。
“维斯特伐伦报”报道1933年5月20日的一次包括比勒菲尔德帝国铁路党卫队队旗的开旗仪式：
“然后党内同志尼默勒牧师为三面崭新的万字旗举行开旗仪式……众人举手，宣誓忠于象征统一的万字旗，开旗仪式在霍斯特·威瑟尔之歌中进行。”
[KS 113f]
威廉的哥哥马丁·尼默勒一样毫无保留地忠于领袖和帝国。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联后，希特勒于10月15日收到声援电报，署名者之一就是马丁·尼默勒：
“在民族和祖国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向领袖致敬。我们对维护德国荣誉的勇敢行为和明确的话语表示感谢。谨以不属于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2500多名新教牧师的名义，宣示忠顺并祈求的挂念。”
[BW 4]
随后数年里，承信教会在其正式刊物《年轻教会》多次发表这类声明：
“承信教会对萨尔兰民意表决的态度：……对我们的民族和祖国、对我们的国家的忠诚，是对上帝的话语的顺从。”
1935年，87
纪念希特勒夺权两周年：
“德国新教教会内的承信共同体要求其追随者，为纪念领袖和帝国首相1月30日接管政权两周年，在纪念日前的星期天礼拜时为领袖祈祷，表达对上帝让领袖为民族的福祉在这两年之内所成就的一切的谢意，祈求在上帝的赐福下取得更多的成就。”
1935年，133
1937年祝贺领袖生日：
4月20日，将不会有任何一间新教教会和任何一个新教徒家庭没有为领袖和帝国首相祈祷过。新教徒请求主上帝通过赐福引导领袖的事业……
1937年，354
[BW 24f]
今天另一种传播较广的说法是，教会仅仅是在第三帝国初期被“蒙骗”才随了大流，后来才发现纳粹独裁的“真面目”，但是组织有效的抵抗已经太晚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教会代表对纳粹措施提出抗议，是在不得不承认希特勒不想履行对教会所作的承诺后的反应。一直到战争最后年月，教会广泛阶层都谈不上拒绝纳粹制度。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11天之后，1939年3月26日，“德国基督徒国家教会联盟”代表以及不同团体的牧师和平信徒签署“哥德堡声明”。声明中称：“国家社会主义取消教会的政治权利诉求，让所有的人遵循符合德意志民族物种（！）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这是在世界观-政治方面继续路德的事业，使我们在信仰方面重新获得对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理解。”
[KS 138f]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袭击波兰，随军主教 Justus Rarkowski 自豪地宣告，天主教的“战争牧师”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帝国境内所有教区的”许多教会与教团神职人员甚至“未经教会上级负责人的允许”报名参加陆军的心灵抚慰工作。
[KS 141f]
承信教会也为战争欢欣鼓舞。尽管马丁·尼默勒1939年已经被捕，教会依旧为领袖欢呼。承信教会在会刊《年轻教会》发表此类声明：
“战争祈祷……保护德意志战争力量，为所有属于战争力量的人赋予勇敢气概……赐福并以强壮的臂膀保护我们的领袖免受一切包围他的危险……”
1940年，45
（进攻挪威后）
“我们充满感激地仰望领袖及其再次在正确的时刻排除了危险的军队”
1940年，217
（进攻法国）
“集体祈祷……如同赐福给先祖们勇敢和至死的忠诚，现在赐福我们的民族奋起保卫德意志土地、抵抗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吧。感谢你赠与我们的所有战斗胜利，继续帮助我们吧，忠诚的上帝……”
“意想不到的、伟大的胜利进军……这是前线士兵的时刻……为了最终胜利，民族要求最终的努力！在这一时刻，任何人不许袖手旁观。”
1940年，278
“这是胜利的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敬仰向领袖和他的士兵欢呼……世界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他的诫律……就是决定世界史进程的伟大律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1940年，312
（战胜法国）
“……这是德意志民族可以自豪地写进史书的光辉的一页……在这一时刻，德国人民满怀感激和对上帝的谦卑深深地向神鞠躬……”
1940年，341
[BW 25f]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东欧战俘。与英美战俘不同，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人道的对待。多数被迫做苦工的战俘们的非人生活，并不是迫使德国高层牧者表态的理由。
富尔达主教联席会议主席、枢机主教 Adolf Bertram 的表态，和在对集中营囚犯问题上的说法一样。1941年1月17日，他写信给帝国教会事务部，说，异常多的波兰人在德意志生存空间在德国人中间走动，是否应该通过有效的心灵抚慰手段——指忏悔——“尽可能强化对他们的道德影响”，还是“让他们因为没有心灵抚慰而陷入道德堕落”，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部门不应该等闲视之。
直到1944年8月5日，他还写信给德国主教团，说波兰劳工中的野婚和私生子数量增加，“其他的不道德情况也出现了”。但是，波兰劳工在德国被当作奴隶使用，他一个字都不提。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受害者的道德。
[KS 141]
如果考虑到他有可能是字面理解他的圣经，那么他这种态度就顺理成章了：原来德文圣经中的奴隶字样，在现代版本中才改成了不那么惹眼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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