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透过二战“神风特攻队”看日本的军国主义
5月12日，一部名为《我正为君去死》的电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所谓“神风”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大量使用的自杀性攻击手段。
当年部分神风特攻队队员在出发前的合影。
5月12日，一部名为《我正为君去死》的电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这部耗资达18亿日元的影片以颂扬近代日本“神风”特攻精神为主题，由右翼人士、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任编剧和总指挥，拍摄中还得到陆上自卫队的积极配合。
所谓“神风”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大量使用的自杀性攻击手段。据统计，到日本战败投降止，共有6900多名特攻队员丧命。《我正为君去死》则以战争期间经营日军指定食堂的女主人岛滨为轴线，描述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即将登上自杀飞机之际的情感纠葛。电影丝毫没有触及特攻的道义性，而是通过一些小故事，刻意渲染队员赴死的“悲壮”、岛滨对赴死者的关爱。电影甚至让朝鲜“志愿青年”表白要“把余生献给岛滨”，并在一曲《阿里郎》之后“慷慨赴死”。在电影的最后一幕，那些死去的特攻队员变成一只只闪闪发亮的萤火虫照耀着黑夜，很是“浪漫”。
“神风特攻队”由日本超保守派政界人物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亲手策划
日本人频繁受到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又深受佛教文化的熏染，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另外，日本还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格外强烈的民族。当上级在极端条件下要求属下牺牲个人以显示忠诚时，普通成员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即使在战后和平时期，日本企业为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而拼命导致过劳死的员工也明显多于其他发达国家。
虽然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上述文化观念显得比较突兀，但一般情况下仍具有内在的平衡性。然而，在近代特别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极端军国主义的氛围下，上述文化的内在平衡被打破、扭曲、极化。在征兵过程中，入伍体检不合格者都要遭受歧视和侮辱。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军又绝对禁止被俘。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飞行员一旦确认曾被俘虏，即使被救回，也必须于下次出击时，在上司监视下以自杀性攻击了断生命。面对如此残酷的军国文化压抑，很多普通官兵恐怕也只能“踊跃”赴死了。
二战期间美军士兵在观察日本II型I-18号特攻飞机
石原通过电影制造了诸多争相赴死的特攻“勇士”，却掩盖了大量冷酷、凄惨的历史事实，掩盖了军部及高级军官自私无能、漠视下属生命的嘴脸。战后学者对该问题的调查显示，日本陆海军机构战时曾逐级下达特攻队员招募指标——队员募集表面上是志愿制，实际上是“上司命令”。据曾任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日本人坂井三郎回忆，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属的飞行队遭受美军重创，只有少数飞机侥幸逃脱、返航。然而，喝得酩酊大醉的基地指挥官竟然命令生还者再度起飞作战，“战斗机和鱼雷机要带弹一起撞击敌航空母舰”。还有资料显示，日军竟然专门制造掺有毒品的“特攻酒”、“特攻药丸”，让这些最小年龄仅16岁的特攻队员吞服后 “从容”走向死亡。
上述违反人类良心的犯罪战术也曾引发日军官兵的抵触。一位在战时担任轰炸机乘员、名叫安永弘的日本人曾这样描述战败前夕自己听到指挥官叫嚷特攻时的想法：“你们(指挥官)想死的话，随便，也理所当然。反正我不会再奋起(去自杀攻击)”，“想死的话，自己去死好了”。
目前，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等体制性障碍，通过所谓普通国家化迈向军事政治大国，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削弱国内和平主义影响，恢复尚武、奉国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改变国民的和平观。正是在此背景下，从2006年8月至今，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东映电影公司先后推出《男人的大和》、《我正为君去死》两部右倾大片。这表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政界得手后，越发重视打着恢复民族精神的旗号，推动文化领域的右倾化，企图以近代黩武思想，抵消民众的侵略反省，为走向军事大国化奠定社会意识基础。
回顾十几年前，日本倡导和平主义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我正为君去死》公演后不到半个月，门票收入已超过30亿日元；而一个月前由日裔导演森本拍摄的、揭露神风特攻之恶的电影《败北之翼》，在岛内却掌声不多。个中原因仍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
在当前，日本保守势力虽然鼓吹普通国家化，但却已经显现出很多不“普通”的迹象。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所言：“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来源: 中国国防报
5月12日，一部名为《我正为君去死》的电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所谓“神风”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大量使用的自杀性攻击手段。
当年部分神风特攻队队员在出发前的合影。
5月12日，一部名为《我正为君去死》的电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这部耗资达18亿日元的影片以颂扬近代日本“神风”特攻精神为主题，由右翼人士、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任编剧和总指挥，拍摄中还得到陆上自卫队的积极配合。
所谓“神风”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大量使用的自杀性攻击手段。据统计，到日本战败投降止，共有6900多名特攻队员丧命。《我正为君去死》则以战争期间经营日军指定食堂的女主人岛滨为轴线，描述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即将登上自杀飞机之际的情感纠葛。电影丝毫没有触及特攻的道义性，而是通过一些小故事，刻意渲染队员赴死的“悲壮”、岛滨对赴死者的关爱。电影甚至让朝鲜“志愿青年”表白要“把余生献给岛滨”，并在一曲《阿里郎》之后“慷慨赴死”。在电影的最后一幕，那些死去的特攻队员变成一只只闪闪发亮的萤火虫照耀着黑夜，很是“浪漫”。
“神风特攻队”由日本超保守派政界人物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亲手策划
日本人频繁受到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又深受佛教文化的熏染，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另外，日本还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格外强烈的民族。当上级在极端条件下要求属下牺牲个人以显示忠诚时，普通成员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即使在战后和平时期，日本企业为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而拼命导致过劳死的员工也明显多于其他发达国家。
虽然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上述文化观念显得比较突兀，但一般情况下仍具有内在的平衡性。然而，在近代特别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极端军国主义的氛围下，上述文化的内在平衡被打破、扭曲、极化。在征兵过程中，入伍体检不合格者都要遭受歧视和侮辱。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军又绝对禁止被俘。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飞行员一旦确认曾被俘虏，即使被救回，也必须于下次出击时，在上司监视下以自杀性攻击了断生命。面对如此残酷的军国文化压抑，很多普通官兵恐怕也只能“踊跃”赴死了。
二战期间美军士兵在观察日本II型I-18号特攻飞机
石原通过电影制造了诸多争相赴死的特攻“勇士”，却掩盖了大量冷酷、凄惨的历史事实，掩盖了军部及高级军官自私无能、漠视下属生命的嘴脸。战后学者对该问题的调查显示，日本陆海军机构战时曾逐级下达特攻队员招募指标——队员募集表面上是志愿制，实际上是“上司命令”。据曾任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日本人坂井三郎回忆，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属的飞行队遭受美军重创，只有少数飞机侥幸逃脱、返航。然而，喝得酩酊大醉的基地指挥官竟然命令生还者再度起飞作战，“战斗机和鱼雷机要带弹一起撞击敌航空母舰”。还有资料显示，日军竟然专门制造掺有毒品的“特攻酒”、“特攻药丸”，让这些最小年龄仅16岁的特攻队员吞服后 “从容”走向死亡。
上述违反人类良心的犯罪战术也曾引发日军官兵的抵触。一位在战时担任轰炸机乘员、名叫安永弘的日本人曾这样描述战败前夕自己听到指挥官叫嚷特攻时的想法：“你们(指挥官)想死的话，随便，也理所当然。反正我不会再奋起(去自杀攻击)”，“想死的话，自己去死好了”。
目前，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等体制性障碍，通过所谓普通国家化迈向军事政治大国，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削弱国内和平主义影响，恢复尚武、奉国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改变国民的和平观。正是在此背景下，从2006年8月至今，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东映电影公司先后推出《男人的大和》、《我正为君去死》两部右倾大片。这表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政界得手后，越发重视打着恢复民族精神的旗号，推动文化领域的右倾化，企图以近代黩武思想，抵消民众的侵略反省，为走向军事大国化奠定社会意识基础。
回顾十几年前，日本倡导和平主义的影视作品大行其道，《我正为君去死》公演后不到半个月，门票收入已超过30亿日元；而一个月前由日裔导演森本拍摄的、揭露神风特攻之恶的电影《败北之翼》，在岛内却掌声不多。个中原因仍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
在当前，日本保守势力虽然鼓吹普通国家化，但却已经显现出很多不“普通”的迹象。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所言：“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来源: 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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