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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悔之博客
近日，有一位网友转来一篇奇文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读后不禁掩卷长叹：难怪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总是在“特色”中打转，原来，在我党中高层，像陈奎元、张勤德一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真不少！
张勤德何许人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这里，且看开封网商都频道2007年6月18日的一篇报道：
记者火星报道：昨日，6月17日，应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邀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张勤德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为我市市民作了题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好党的十七大》、《股市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讲座。近千名市民听取了讲座。两位教授旁征博引，引来市民阵阵热烈的掌声。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孟玉华表示，请国内著名学者来我市讲学有利于促进市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更好地团结起来，扎实工作，开拓进取。……
原来，张大局长竟是张宏良同志的“亲密战友”！对张大局长的“庐山真面目”，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了。
张勤德所撰的《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名为“意见”，然而，在俺老李看来，它却活脱脱一篇“文革”式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其实是“六大罪状”！
张勤德的第一条“意见”（罪状），直指温家宝总理“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且看张勤德下面一番言论：
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 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看了张勤德上述一席话，不禁让人有点发愣：温家宝总理之言，不知何错之有？——毛泽东在位的三十年间，中国是否一个“贫穷僵化的中国”，30年前的中国，是否“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不但有数以亿计的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作证。还有无数官方的历史文献作证（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更有几千万非正常死难者的家属作证！当然，还有无数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和见证人撰写的各种题材文章作证。而三十多年前毛泽东临逝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有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讲话为证：
“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摘自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所以，三十年多年前中国“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并非是温家宝总理的“理论发明”！
再且听张大局长下面一番话：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张勤德上述言论中，人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位“国内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的思维和言论，与他的“战友”张宏良同志平时发言之语调何其相似乃尔！“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张大局长，“全党”这样认为说得过去，“全国”也这样认为？我看未必吧！
张勤德指责温总理这句话——“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一句，用“包藏祸心”来形容也并不为过——难道不是吗？对温家宝总理的话，决不能断章取义予以理解，因为温总理说三十年前中国“落后”，只是相对于今天中国的“先进”而言！——难道不是吗？且看温总理的原话：“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对此，只要是稍懂语法的人都会明白温总理此句的真正含意。然而，身为“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的张勤德，却硬说温总认为三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前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中国“一样封闭落后”——真不知张大局长是不懂语法，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30年前的中国，是否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个问题，也要好好与张大局长讨论一番——
对这个问题，李悔之认为，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即：如果仅从“封闭”而言，只有过之，没有不及！而是否“同样落后”，则要从不同角度以证之——
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十分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今日北朝鲜时下国际处境并不相差多少——举目遍是“敌人”，长期遭经济封锁。国家处于极为封闭的状态。偌大一个中国，甭说没有一家外资或合资企业，未经官方特许，任何外国新闻记者都不能进入中国进行自由采访。更甭说中国人能自由出入国境了！所以，那时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如同今日的世界想了解北朝鲜一样难！
请问张勤德：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和满清之时，中国有如此封闭吗？
当今中国，有些人总是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孤立和经济困境说成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敌视、封锁、制裁新中国造成的”。事情果真如此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权力领导核心，思维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束缚，缺乏应有的国际关系战略眼光，在国际外交关系方面完全采取一边倒立场，将中国溶入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际大家庭”中，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这样做的结果是：几乎将中国与大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隔离开了。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且举一例：中国出兵北朝鲜，瞬间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敌人。并在国际上造成了一种尚武好斗的印象。尤其是致使中国太多周边国家，一直对中国采取高度警惕和戒心。这就是中国长期在国际上遭冷遇和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与苏联闹翻后，中国尽管一再采取各种手段修复和改变自己的形象，试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局面。然而，代价却是极为高昂的——即：在中国人民仍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甚至是大量饿死人的之时，拿出无数金钱物资，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号，与很多亚非拉贫困小国进行事实上的“金钱外交”！尤其是对中国依赖成性的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不知吞下了可怜中国人民多少劳动所得？那条横亘非洲大陆的坦赞铁路，不知耗去多少中国人民血汗钱？
事例二、在美国杜鲁门政府事实上已经抛弃了盟友蒋介石政权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取悦讨好斯大林，竟然不顾刚结束三年内战，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极其严峻国情，极其愚蠢地出兵朝鲜。几年战争下来，不但牺牲了上百万条中华儿女鲜活的生命，还严重拖延、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恢复，极大加重了国内百姓的负担。还有，出兵朝鲜，使本来放弃了蒋介石政权的美国彻底改变了对华政策，立刻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中共失去了统一全中国的极好时机——当然，这对台湾人民则是一件幸事。对中华民族也未必是坏事！而对北朝鲜人民而言，中国的出兵，则绝对是帮倒忙！讲客气一点，叫“好心办坏事”。讲难听一点，叫“害人又害已”！——不但牺牲了上百万条中华儿女鲜活的生命，更使北朝鲜人民今日仍受万恶金氏王朝的残酷奴役！
而斯大林逝世之后，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领袖”，在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关系一直剑拨驽张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闹翻。使得本来十分封闭与孤立的中国，更加封闭与孤立。
正因为毛泽东国际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使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中国长期遭受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也使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尤其是在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闹翻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比蒋介石时代和清朝时代孤立。当然，也更封闭——那时，中国除了剩下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和非洲一些长期靠中国人民血汗钱救济的“兄弟国家”之外，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敌人了。
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封闭和孤立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执政者自大、狂妄和愚蠢的思维所致——且看当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条标语：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如此自大、狂妄和愚蠢思维主宰下的外交政策，中国岂能不封闭孤立？
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封闭，远不止这些，——前面说过，毛泽东时代，偌大中国，甭说没有一间合资或外资企业。而且，不经中国政府许可，外国新闻记者绝对不能在中国大地自由采访。中国人民连收听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是犯罪行为。那时的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了解，简直就是瞎子和聋子。
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1975年，中国唐山暴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地震。这时，国际上无数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主动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前来救助和援助要求。然而，这些充满善意和博爱主义要求，却被声称“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极端僵死和愚蠢的“独立自主”思维，导致唐山上百万灾民无端失去了一个享受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的大好机会。
这是人类灾难史上的一大悲哀！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更是中国执政者身上的永远抹洗不去的耻辱！
可爱的张大局长：纵然是蒋介石时代和清王朝之时，也继不会发生如此荒谬、荒唐，令人心寒之蠢事吧！
再说三十年前中国的“落后”吧，当今中国，有些人总是拿毛泽东时代，中国搞了多少国家工业基础建设，搞出了“两弹一星”，当然，还自主制造万吨水制机，还能制造出飞机大炮，还能制造胰岛素等等等等……诚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人们应当明白的是：认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落后，决不能由上述因素作为评判条件和标准——须知，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北朝鲜，也能制造出核武器、远程导弹、卫星等等高精尖东西来！然而，另一方面，百姓却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每年都要靠国际救济过日子！几乎每年都要饿死人！几乎每年都有国民在越境逃亡时被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国家，能说它是先进的吗？
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样如此，一方面，倾举国之力，大搞重工业和军工企业建设。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乃至大面积饿死人之时，“两弹一星工程”仍不下马。然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民用工业却一直被严重忽视。导致工业发展严重畸形。尤其是“一大二公”的极左政策农村，再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导致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生活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然而，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中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金钱、军火和其它物资支援“世界革命”……完全可以这样说，三十年前中国人民的生活现状，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生存现状，除了1951年至1956年之间外，要比六十年前的中国，比一百年前的中国还要糟糕。这里，且甭说“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请问张勤德：如实讲出三十年前中国的现状，就是“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吗？看了你这番言论，真让李悔之怀疑你此文是否出自你的“战友”张宏良之手——毛泽东时代，是“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者导演的一部闹剧，悲剧！是一部由个别乌托邦狂热者瞎折腾中国人民的辛酸史！其间，有上亿计的人民惨遭种种身心迫害，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到毛泽东临死之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叶剑英语），真正面临“亡党亡国”之地步！如此“社会制度根本转变”，何来“划时代意义”？这段历史，更多的是不幸和悲剧，何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
张勤德在文中例举了一大堆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说什么“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
张大局长上述一段时，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应当承认，就农民的生活现状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间——即1951年至1956年间，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基本上过上了吃饱饭的日子。中国的粮食，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然而，自从1956年实行“合作化”之后，就走下坡路了。到了1958年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一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粮食就一直处于严重紧缺状态。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直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之间——对此，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明白这绝对是铁打的事实。不知道张大局长说的“世界公认的奇迹”来自何方？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外国新闻记者都不能进入中国进行自由采访、中国的统计数字，完全按政治现实需要而制定之条件下！
而张勤德关于“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一句，则活脱脱是一位小愤青的腔调——三十年前，究竟是“帝国主义封锁中国”而造成“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还是思维僵死、狂妄自大的执政者闭关自守的结果？张大局长难道忘记了当年袁庚在深圳蛇口开创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时，中共内部保守派是如何非议和反对的吗？张大局长难道忘记了邓小平当初是如何用铁腕手段才将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打开的吗？？？
（待续）
附：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2009.10.3）
2009年10月03日星期六 13:12
作者：张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
根据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囯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现对温家宝六个方面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求是》2009年8月16日)现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的产值计算在内的，它约占25％左右。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因此按可比性较强的工农业总产值来比，前30年的8.2％就会高于后30年的不到8％。这样，怎么能说前30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他采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本质，背弃实亊求是就会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月17日，见各新闻媒体)。他还在2008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囯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体上他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在处理囯家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联系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把社会主义中国总理的身份自贬为“学生”并向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老师”鞠躬；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说成“基于自由的创造”；在美国人大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的情况下，大讲中美“同舟共济”、“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这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所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说的应当实行普世价值主张的“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说穿了就是要把给西化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资本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
他在2008年3月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强调这三点，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人所共知，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者)拨乱反正的斗争越来越有力；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要求摆脱弱势群体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资改派把“不问姓社姓资”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三不足”，无疑在客观上起着鼓励右派在解放思想时不要怕被人骂为丢祖宗、不要怕拨乱反正的强大声势、不要怕人民群众普遍反对的作用。
他对于当前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多次强调“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我们知道，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就是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如信心之类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对这种危机，应揭露它的实质和危害，以保护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却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态去挽救美帝国主义，而且用大树信心来鼓劲。这样，便使“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只有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声浪大增。
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就会大滑坡。《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就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么严重。
第二，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在公有制经济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温家宝策划和主持制定的“非公36条”，大大推进了产权私有化。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是48%比52%；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2%比6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7%比63%”(毛泽东旗帜网，2009年7月3日)。这导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网2008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同时，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导致问题越积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来说，便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这样，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便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
他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大家知道，尽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它的主体是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层次的资产阶级。据有关专家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社《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问题在于，他明明知道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却硬要坚持这种所谓的改革。
制定并参与推行苏联休克疗法的美国“教授”萨克斯对我国的改革路径早就明确地说过：“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2004年2月9日）温家宝也说：“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把改革开放的实质归结为实现“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无疑也会导致“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使中国变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这样，自然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第三，致使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
温家宝在前面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联系他的其他言论便可以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说不清，现在说不清，将来也难说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这实质上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即社会主义革命有理，这个大道理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要服从经济建设。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是纲，包括文化工作、经济工作在内的具体工作是目。大讲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应当“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用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社会主义为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实质上是主张在国内熄灭我们的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助长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
“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实质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即真正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合”进西方囯家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庸俗发展观里去。
正是在这种庸俗发展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指出的“带血的GDP”和许多人所说的“浪费型GDP”的问题，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这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
(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仅以豆腐渣工程为例，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的垮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使重复建设大量发生。这自然会使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促使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造成经济同时过热过冷的二元现象。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投资建设的有关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而制造业则是过冷的。这必然造成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使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并助长通货膨胀。
(四)体制、机制的弊端形成障碍。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35页)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达4.8万亿元，这大多是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获得的。但由于对这类体制、机制改革很少，所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当大。
(五)黑市经济非常猖獗。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家，使他们短期内获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买不到。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着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
(六)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网上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七)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伤。大批工人的雇佣化、贫困化；约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广大农民工超时劳动、工伤增多、矿难频发、常常被拖欠工资，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八)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10倍左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这使我们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种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剥削越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的局面。
(九)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现在中国29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乌有之乡》2008年3月28日)
近日，有一位网友转来一篇奇文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读后不禁掩卷长叹：难怪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总是在“特色”中打转，原来，在我党中高层，像陈奎元、张勤德一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真不少！
张勤德何许人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这里，且看开封网商都频道2007年6月18日的一篇报道：
记者火星报道：昨日，6月17日，应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邀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张勤德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为我市市民作了题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好党的十七大》、《股市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讲座。近千名市民听取了讲座。两位教授旁征博引，引来市民阵阵热烈的掌声。开封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孟玉华表示，请国内著名学者来我市讲学有利于促进市民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更好地团结起来，扎实工作，开拓进取。……
原来，张大局长竟是张宏良同志的“亲密战友”！对张大局长的“庐山真面目”，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了。
张勤德所撰的《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名为“意见”，然而，在俺老李看来，它却活脱脱一篇“文革”式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其实是“六大罪状”！
张勤德的第一条“意见”（罪状），直指温家宝总理“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且看张勤德下面一番言论：
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 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看了张勤德上述一席话，不禁让人有点发愣：温家宝总理之言，不知何错之有？——毛泽东在位的三十年间，中国是否一个“贫穷僵化的中国”，30年前的中国，是否“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不但有数以亿计的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作证。还有无数官方的历史文献作证（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更有几千万非正常死难者的家属作证！当然，还有无数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和见证人撰写的各种题材文章作证。而三十多年前毛泽东临逝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有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讲话为证：
“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摘自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所以，三十年多年前中国“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并非是温家宝总理的“理论发明”！
再且听张大局长下面一番话：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张勤德上述言论中，人们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位“国内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的思维和言论，与他的“战友”张宏良同志平时发言之语调何其相似乃尔！“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张大局长，“全党”这样认为说得过去，“全国”也这样认为？我看未必吧！
张勤德指责温总理这句话——“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一句，用“包藏祸心”来形容也并不为过——难道不是吗？对温家宝总理的话，决不能断章取义予以理解，因为温总理说三十年前中国“落后”，只是相对于今天中国的“先进”而言！——难道不是吗？且看温总理的原话：“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对此，只要是稍懂语法的人都会明白温总理此句的真正含意。然而，身为“著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的张勤德，却硬说温总认为三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前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中国“一样封闭落后”——真不知张大局长是不懂语法，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30年前的中国，是否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个问题，也要好好与张大局长讨论一番——
对这个问题，李悔之认为，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即：如果仅从“封闭”而言，只有过之，没有不及！而是否“同样落后”，则要从不同角度以证之——
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十分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今日北朝鲜时下国际处境并不相差多少——举目遍是“敌人”，长期遭经济封锁。国家处于极为封闭的状态。偌大一个中国，甭说没有一家外资或合资企业，未经官方特许，任何外国新闻记者都不能进入中国进行自由采访。更甭说中国人能自由出入国境了！所以，那时世界要了解中国，就如同今日的世界想了解北朝鲜一样难！
请问张勤德：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和满清之时，中国有如此封闭吗？
当今中国，有些人总是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孤立和经济困境说成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敌视、封锁、制裁新中国造成的”。事情果真如此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权力领导核心，思维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束缚，缺乏应有的国际关系战略眼光，在国际外交关系方面完全采取一边倒立场，将中国溶入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际大家庭”中，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这样做的结果是：几乎将中国与大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隔离开了。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且举一例：中国出兵北朝鲜，瞬间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敌人。并在国际上造成了一种尚武好斗的印象。尤其是致使中国太多周边国家，一直对中国采取高度警惕和戒心。这就是中国长期在国际上遭冷遇和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与苏联闹翻后，中国尽管一再采取各种手段修复和改变自己的形象，试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局面。然而，代价却是极为高昂的——即：在中国人民仍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甚至是大量饿死人的之时，拿出无数金钱物资，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号，与很多亚非拉贫困小国进行事实上的“金钱外交”！尤其是对中国依赖成性的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不知吞下了可怜中国人民多少劳动所得？那条横亘非洲大陆的坦赞铁路，不知耗去多少中国人民血汗钱？
事例二、在美国杜鲁门政府事实上已经抛弃了盟友蒋介石政权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取悦讨好斯大林，竟然不顾刚结束三年内战，国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极其严峻国情，极其愚蠢地出兵朝鲜。几年战争下来，不但牺牲了上百万条中华儿女鲜活的生命，还严重拖延、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恢复，极大加重了国内百姓的负担。还有，出兵朝鲜，使本来放弃了蒋介石政权的美国彻底改变了对华政策，立刻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中共失去了统一全中国的极好时机——当然，这对台湾人民则是一件幸事。对中华民族也未必是坏事！而对北朝鲜人民而言，中国的出兵，则绝对是帮倒忙！讲客气一点，叫“好心办坏事”。讲难听一点，叫“害人又害已”！——不但牺牲了上百万条中华儿女鲜活的生命，更使北朝鲜人民今日仍受万恶金氏王朝的残酷奴役！
而斯大林逝世之后，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领袖”，在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关系一直剑拨驽张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闹翻。使得本来十分封闭与孤立的中国，更加封闭与孤立。
正因为毛泽东国际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使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中国长期遭受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也使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尤其是在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闹翻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比蒋介石时代和清朝时代孤立。当然，也更封闭——那时，中国除了剩下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和非洲一些长期靠中国人民血汗钱救济的“兄弟国家”之外，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敌人了。
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封闭和孤立的最根本原因，恰恰是执政者自大、狂妄和愚蠢的思维所致——且看当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条标语：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如此自大、狂妄和愚蠢思维主宰下的外交政策，中国岂能不封闭孤立？
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封闭，远不止这些，——前面说过，毛泽东时代，偌大中国，甭说没有一间合资或外资企业。而且，不经中国政府许可，外国新闻记者绝对不能在中国大地自由采访。中国人民连收听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是犯罪行为。那时的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了解，简直就是瞎子和聋子。
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1975年，中国唐山暴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地震。这时，国际上无数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主动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前来救助和援助要求。然而，这些充满善意和博爱主义要求，却被声称“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中国政府坚决拒绝了。极端僵死和愚蠢的“独立自主”思维，导致唐山上百万灾民无端失去了一个享受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的大好机会。
这是人类灾难史上的一大悲哀！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更是中国执政者身上的永远抹洗不去的耻辱！
可爱的张大局长：纵然是蒋介石时代和清王朝之时，也继不会发生如此荒谬、荒唐，令人心寒之蠢事吧！
再说三十年前中国的“落后”吧，当今中国，有些人总是拿毛泽东时代，中国搞了多少国家工业基础建设，搞出了“两弹一星”，当然，还自主制造万吨水制机，还能制造出飞机大炮，还能制造胰岛素等等等等……诚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人们应当明白的是：认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落后，决不能由上述因素作为评判条件和标准——须知，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北朝鲜，也能制造出核武器、远程导弹、卫星等等高精尖东西来！然而，另一方面，百姓却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每年都要靠国际救济过日子！几乎每年都要饿死人！几乎每年都有国民在越境逃亡时被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国家，能说它是先进的吗？
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样如此，一方面，倾举国之力，大搞重工业和军工企业建设。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乃至大面积饿死人之时，“两弹一星工程”仍不下马。然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民用工业却一直被严重忽视。导致工业发展严重畸形。尤其是“一大二公”的极左政策农村，再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导致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生活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然而，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中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金钱、军火和其它物资支援“世界革命”……完全可以这样说，三十年前中国人民的生活现状，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生存现状，除了1951年至1956年之间外，要比六十年前的中国，比一百年前的中国还要糟糕。这里，且甭说“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请问张勤德：如实讲出三十年前中国的现状，就是“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吗？看了你这番言论，真让李悔之怀疑你此文是否出自你的“战友”张宏良之手——毛泽东时代，是“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者导演的一部闹剧，悲剧！是一部由个别乌托邦狂热者瞎折腾中国人民的辛酸史！其间，有上亿计的人民惨遭种种身心迫害，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到毛泽东临死之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叶剑英语），真正面临“亡党亡国”之地步！如此“社会制度根本转变”，何来“划时代意义”？这段历史，更多的是不幸和悲剧，何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
张勤德在文中例举了一大堆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成就”，说什么“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
张大局长上述一段时，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应当承认，就农民的生活现状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间——即1951年至1956年间，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基本上过上了吃饱饭的日子。中国的粮食，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然而，自从1956年实行“合作化”之后，就走下坡路了。到了1958年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一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粮食就一直处于严重紧缺状态。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直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之间——对此，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明白这绝对是铁打的事实。不知道张大局长说的“世界公认的奇迹”来自何方？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外国新闻记者都不能进入中国进行自由采访、中国的统计数字，完全按政治现实需要而制定之条件下！
而张勤德关于“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一句，则活脱脱是一位小愤青的腔调——三十年前，究竟是“帝国主义封锁中国”而造成“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还是思维僵死、狂妄自大的执政者闭关自守的结果？张大局长难道忘记了当年袁庚在深圳蛇口开创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时，中共内部保守派是如何非议和反对的吗？张大局长难道忘记了邓小平当初是如何用铁腕手段才将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打开的吗？？？
（待续）
附：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2009.10.3）
2009年10月03日星期六 13:12
作者：张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
根据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囯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现对温家宝六个方面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求是》2009年8月16日)现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的产值计算在内的，它约占25％左右。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因此按可比性较强的工农业总产值来比，前30年的8.2％就会高于后30年的不到8％。这样，怎么能说前30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他采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本质，背弃实亊求是就会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月17日，见各新闻媒体)。他还在2008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囯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体上他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在处理囯家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联系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把社会主义中国总理的身份自贬为“学生”并向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老师”鞠躬；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说成“基于自由的创造”；在美国人大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的情况下，大讲中美“同舟共济”、“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这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所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说的应当实行普世价值主张的“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说穿了就是要把给西化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资本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
他在2008年3月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强调这三点，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人所共知，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者)拨乱反正的斗争越来越有力；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要求摆脱弱势群体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资改派把“不问姓社姓资”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三不足”，无疑在客观上起着鼓励右派在解放思想时不要怕被人骂为丢祖宗、不要怕拨乱反正的强大声势、不要怕人民群众普遍反对的作用。
他对于当前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多次强调“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我们知道，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就是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如信心之类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对这种危机，应揭露它的实质和危害，以保护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却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态去挽救美帝国主义，而且用大树信心来鼓劲。这样，便使“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只有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声浪大增。
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就会大滑坡。《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就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么严重。
第二，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在公有制经济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温家宝策划和主持制定的“非公36条”，大大推进了产权私有化。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是48%比52%；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2%比6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7%比63%”(毛泽东旗帜网，2009年7月3日)。这导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网2008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同时，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导致问题越积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来说，便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这样，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便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
他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大家知道，尽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它的主体是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层次的资产阶级。据有关专家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社《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问题在于，他明明知道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却硬要坚持这种所谓的改革。
制定并参与推行苏联休克疗法的美国“教授”萨克斯对我国的改革路径早就明确地说过：“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2004年2月9日）温家宝也说：“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把改革开放的实质归结为实现“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无疑也会导致“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使中国变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这样，自然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第三，致使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
温家宝在前面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联系他的其他言论便可以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说不清，现在说不清，将来也难说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这实质上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即社会主义革命有理，这个大道理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要服从经济建设。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是纲，包括文化工作、经济工作在内的具体工作是目。大讲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应当“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用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社会主义为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实质上是主张在国内熄灭我们的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助长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
“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实质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即真正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合”进西方囯家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庸俗发展观里去。
正是在这种庸俗发展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指出的“带血的GDP”和许多人所说的“浪费型GDP”的问题，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这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
(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仅以豆腐渣工程为例，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的垮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使重复建设大量发生。这自然会使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促使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造成经济同时过热过冷的二元现象。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投资建设的有关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而制造业则是过冷的。这必然造成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使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并助长通货膨胀。
(四)体制、机制的弊端形成障碍。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35页)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达4.8万亿元，这大多是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获得的。但由于对这类体制、机制改革很少，所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当大。
(五)黑市经济非常猖獗。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家，使他们短期内获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买不到。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着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
(六)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网上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七)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伤。大批工人的雇佣化、贫困化；约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广大农民工超时劳动、工伤增多、矿难频发、常常被拖欠工资，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八)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10倍左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这使我们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种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剥削越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的局面。
(九)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现在中国29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乌有之乡》200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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