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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三分之一军费为华侨捐助

华侨的捐助在稳定战时中国金融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到1940年上半年，华侨捐助总数已达8亿元至10亿元。　　
侨胞发动赈款，捐赠方式丰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团体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种义卖活动以及公债等。南洋华侨筹款会曾制定各种筹捐赈款办法细则，其中列出捐款方式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戏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概括地讲，捐输可分三种，即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　
特别捐，多半是侨胞中最有钱的人参加，一次特别捐，最多可出到几十万元之巨。常月捐是一种长期固定的捐敖，筹赈总会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东爪哇泗水月认定国币15万元，苏门答腊月认国币6万元，缅甸月认国币30万元，越南的常月捐国币将及20万元等等。各地区动员各机关社团工厂商店职员，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捐出自己薪金之一部，一些地方的救亡团体还派员调查各华人商店薪水之多寡，来确定月捐数量的标准。从最大的实业家、银行家，直到工人小贩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历史记录下了他们的业绩。
“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载出来。无论是劳动阶级、薪水阶级，按人息缴5%以上的月捐。从抗战开始至今（1941年4月），没有间断。陈嘉庚先生全部精神花在筹赈工作上，最近且卖掉了仅有的饼干厂来偿清他老人家每月认缴的600元的月捐，各州府、各山巴，为了负责筹赈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南洋看得很平常了。”
在菲律宾，最先是由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领导着各种救亡工作，“菲岛侨胞对祖国经济之援助，尽过最大的力量，他们的捐款是长期性质的，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的职员，他们都乐意拿出20%的薪金贡献国家。虽然近年由于生活程度高涨，减为10%，但整个捐款之数量只有增无减，因为募款方法虽没有限制，但并不是没有组织。例如一般资本家的捐款，较过去就又增加了一倍。”
缅甸华侨每月自动认定月捐及特别捐。　
暹罗华侨好多商店都有组织的按月抽薪水5%。
香港最初没有赈筹会组织，月捐起步较晚。1938年底，每月月捐总计2万余元。
美国华侨从抗战第二年起，制定出严密的长期捐输办法，即每人每月限购公债5元，折合当时法币70元。
月捐带有强制性，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爱国不爱国的具体标尺，所以比较容易实行。这只是筹款的一种方法。
捐款声势最大、也颇有成效的办法是义卖、卖花、举行游艺会等。
义卖是1939年4、5月间由香港传到新加坡的。侨胞们都以插花为荣，一朵朵小小的花载满着侨胞对祖国的心意。义卖花受到无比欢迎。好多商店门前插着以几十元、几百元买来的一朵花。每个花篮起码叻币5元，多则50、60至500元。女工、女理发师、妓女、女佣组织了卖花队，每逢节日便到街上去劝买，有钱的人都热心捐助。所卖的钱全部交给祖国。
义卖内容广泛，各行各业都卷进这一浪潮。报贩义卖、油条店义卖、专供苦力吃食的小贩摊义卖、音乐会义卖、篮排球赛义卖、书法义卖、孙中山画像及抗战将领像义卖、旅行船票义卖等等。《申报》有一篇特约通讯，对马来西亚的献金运动有一段目击的现实的描写：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在抗战期中每个中华儿女应负的职责。而马来西亚的侨胞更切实地负起这种使命。除购1500万元公债（照财政部分配原额，马来西亚为1000万元，结果超出500万元）和每月捐约有200多万元以外，还有继续不断的特别捐献一日薪，小贩、咖啡店、炒卖店、酒馆一日所卖全数报效筹赈。至于学生是推动着一日一元运动捐。在新加坡的大世界游艺场，每逢星期六、星期日两晚更举行义卖赈济难童。还有快乐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每两月必报效三天，将所收入的钱，尽献给祖国。每次成绩约有10万元、5万元不等（国币）。遇到节日或纪念日，街头巷尾，都贴满了警惕标语、漫画、宣言，雄壮的歌声到处飘扬，动人的话剧在山巴（农村）、在马路旁演着。一队队的青年学生、工人，拿着一朵朵的血花、救国花、国耻花，向行人、商店、工厂、住户义卖，每一次奔走的队伍，约八、九百队，每队约有10人或8人不等。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努力的活跃着花的世界，布满了全市，每次的成绩总在国币30至50 万元左右。
这一通讯，充分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侨深厚的救国情感。其救亡运动在陈嘉庚、侯西反等人的推动下，始终惊人的活跃，一切活动都被纳入援助祖国的计划中，穷苦的讲报人将他们讲报所得之钱捐献出来，每年九皇爷庙的香火余款，也全数交给筹赈会。更值得赞扬的是，儿童将旧历新年大人给的红包，都捐助出来。
只要是为了祖国，任何活动都会获得成功。武汉合唱团在陈嘉庚的帮助下，在马来西亚等地演出60余次，获得10万元。金山、王莹所率领的新中央剧团为扩大海外抗战宣传，协助侨胞救国工作，特出国长征，曾在香港及越南两地举行多次大规模筹款义演，宣扬抗战戏剧，救济祖国难民，成绩卓著。1940 年6月来马，南侨筹赈总会与之合作，主持一切义演事宜。历经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峨各区大小20余地，为期6个月，义演27次，大小80余场，筹得赈款达叻币700余万元。
华侨极为喜爱名画，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1938年底接受印度诗圣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曾在新加坡等地举行画展，将其全部收入 50多万元，如数捐助难民，华侨大受感动，更加踊跃捐输。历次画展均极成功：1939年3月在新加坡的画展收入13700叻币，合国币12万余元； 1941年2月在吉隆坡的画展，收入17800叻币，合国币15万余元；1941年3月在怡保城举行画展，收入叻币一万元，合国币8万元；1941年4月在槟榔屿举行画展，收入12000叻币，合国币10万余元。他的画展收入创中国个人画展收入之空前记录。这固然因为他的艺术造诣超群，为各界人士所景仰，也由于侨胞热心救国，踊跃捐助。至于徐的私人旅费、生活费，乃至诸画之裱工等，皆由他自己筹捐。
义卖运动由香港传到菲律宾马尼拉，由马尼拉立即扩大到菲律宾各省县。理发一次千元，常常一顿几角钱的饭，可卖到5元到10元，一包花生米可卖到20、30元，一个面包20元，一碗炒面50元，华侨店员救亡协会所主持的牛奶义卖。在短短的四天售得国币1万余元。国防剧社为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义演国防名剧《凤凰城》，有三天之内动员全社社员售券得菲币1500元，义卖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神圣的事业，以此成绩惊人。据统计，菲岛华侨每人捐助祖国的战费平均超出100元国币。
各地区的捐献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据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日一则消息说，美国侨胞捐款救国从购公债及汇回救济、购机、购药等款，已达美金500万元，约合国币1500万元，平均每一侨胞约捐国币250元。加拿大侨胞约捐300余万元，古巴、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地侨胞，约捐100万元，共合国币1200万元。总计全美洲侨胞赈款捐款，已达国币2700万元。
中美洲华侨人数较少，惟捐献并不落后，秘鲁筹款的办法，以演戏为大宗，每月举行两三次，并由各热心侨胞捐赠物品，售券开彩。此外还举行月捐、展览捐款。墨京侨胞有力捐款者仅500余人，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938年成立以来的16个月，举行义捐一次、劝募公债7次、筹款救济伤兵难民5次，并为广东筹款购机、劝募“七七”节食费。举行黄灾一日捐，还举行救灾奖券等，平均每月筹款一次，总计筹得墨币18万余元，平均每人约捐170元之巨。　
各地华侨在征募寒衣、医药、车辆、飞机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平日热爱救国工作，自抗战军兴后，主持筹捐事宜，兼任该埠筹赈会主席，出钱出力。他自己已捐数10万元，1940年又发动印尼华侨捐献金鸡纳霜丸，获得595万粒，计装119箱，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旧金山华侨捐助医药助华会美金12.5万元，办理赈济事宜。美国、加拿大、古巴及南洋各地侨胞在捐助寒衣及车辆方面，都很突出，如1939年10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捐军毯万条，1940年缅甸华侨捐献汽车百辆等。
全世界华侨都在热烈地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这是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此外，爪哇万隆埠侨胞40人，合购债券6.8万元；加属之占尾、利市两地侨胞，每人平均捐650元。美国匪匿埠平均每人捐500元。香港侨胞捐款情形，尤为热烈。该地之捐款，初起系由苦力及小买卖发动，以后渐次推行于各大商店。现在各大小商店一致尽力捐款。各商店之捐款方法，尤为别开生面，将每日之捐款，悬诸店门前，以昭众信。此种海外侨胞热烈捐款情形，殊值国内之注意。”
历史留下这些可靠的捐献数字，使我们可以洞观当时华侨节衣缩食所作出的贡献。国民政府海外事务委员会讲，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 月，海外华侨至少已捐款1亿元，充实中国军费，由委员会经手者，占此数中之6850万元。海峡殖民地与荷属东印度两地华侨较多，所捐之数，占数亦最巨。总数之中计海峡殖民地华侨捐2600万元，爪哇100万元，菲律宾450万元，苏门答腊350万元，缅甸250万元，英国25万元，美国278.7万元，加拿大123.8万元，夏威夷40万元，澳州35.7万元，新西兰53.4万元。
陈嘉庚根据1939和到1941年南洋各属华侨逐月捐输，得出的平均数是：“菲律宾每月平均国币70万元，每人平均5元；马来西亚每月平均国币420万元，每人平均l.75元；缅甸每月平均国币54万元，每人平均1.2元；荷印每月平均160万元，每人1元；安南每月平均国币20余万元，每人0.5元；英婆罗洲及暹属小埠，每月平均10余万元。以上各地华侨500余万人，每月平均捐输国币734万元。
华侨捐输总趋势是逐年增加的。以南洋来说，1938年汇水定新加坡币30元合国币100元，全南洋月捐国币400余万元。1939年各属所汇为7300余万元，1940年汇水大降，全年各属汇出7300余万元。马来西亚中国银行存坡币300余万元，值国币3000万元，因为当局规定每月只准汇出赈济坡币50万元。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止，各属汇出的捐款共14445.6万元。这里不包括购药、救乡巨款和捐购卡车等项。
华侨汇款回国，多经中国交通等银行，寄至重庆政府。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巴城、仰光设有分行，并在英荷暹各属委托各汇庄信局为该行汇兑代理处，约达50余家。少数捐款是给延安和八路军的，如菲律宾即有“今日中国店员救国协会汇洋八千元予宋庆龄女士，指明该款系捐助新四军，请宋女士转交”之事。
抵制日货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他们的抵抗日货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震惊于世界。他们举行的许许多多抗日示威和罢工活动，赢得了所在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世界五大洲通商口岸的华人在其港口有轮船向日本运输战略物资时，总是举行罢工，阻止不道德的贸易，开展不买日货，不替日本运铁的活动。 1938年12月，旧金山华侨组成2000多个纠察队，不少美国工人、教士及爱好和平的人士也参加进来，阻止该埠轮船运输军火赴日。这一壮举，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往日本去的轮船，经阻止后，已不能开出。全埠的航行，有停顿的趋势。运动大有普遍于美国西部整个海岸的趋势。随后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埠均开展了禁止运输军需品到日本之活动，有时是中美人民共同举行；如匹斯利亚港“有废铁一批，准备运往日本，多数市民闻讯之后，即结队举行示威运动，阻止装运出口，其口号为制止日本屠杀中国无辜平民”，“示威时并有多数中国妇孺参加其间”。这种举动、这种抗议，打破了日本横行世界搜刮战略物资的计划，英勇斗争的华侨在太平洋彼岸与祖国总是息息相通的。
华工的罢工，总是引起强烈的反响。1939年8月15日伦敦华籍船员静坐罢工，阻止运铁赴日，就是一例，这次罢工的见证人，《每日电讯报》访员论述如下：“上周末，有中国的侍者及仆役数千人，在预备装运破铁赴日之某轮船所泊码头举行静坐罢工，闻各方表示同情者纷纷，以饮料及三明治等供给各罢工者。此项封锁轮船之罢工，已于昨日获得胜利，码头主人已允禁止装载此次货物”。
抵制日货最激烈、最彻底的是商洋一带。这一地区数十年来已成为日本重要市场。日本仰给于南洋的原料很多，在南洋各地经营着巨大的商业，开设着各种工厂，利用种种方法攫取了马来西亚、柔佛、吉宁丹、丁加奴等地的铁矿开采权，每年取之于此的铁矿砂达150余万吨。然而那里每一工厂的工人差不多全是闽粤两省的华侨，大部分的零卖商也是华侨。全面抗战爆发，龙运矿山3000工人不再为日人生产制造杀害自己同胞的利器，举行罢工。该矿厂不得不宣布倒闭。麻埠、巴抹巴辖、柔佛、新山等地的日人矿山，也完全陷于停顿。一所日人在亚洲仅有的铝厂，日本资本家和军方均视之为珍宝，全部机器也都化作灰烬。
新加坡发动的大规模抵货运动，风声所播，弥漫全马。抵货运动以商会为执行的最高机关，而以广泛的群众为推动力量。凡私卖日货的商店，都要被处罚，罚金自300元至2000元不等，所有罚款，都拨充救国捐款。这一运动执行得非常严厉而有效。无数救亡的爱国青年，整日活跃在街头巷尾，在山巴，在热闹地区讲演、演剧、唱歌，壁报、漫画贴遍了任何一个角落。在码头上，如发现一批日货到了，立即调查承购的商店，先给以书面警告，随即到商会去告发，请执行罚款，商会即派代表去和该商号交涉，如该商号老板置之不理，那商号的招牌便马上被群众扯下来，涂上黑煤油，这个商店的买卖也就做不成了，无人再去买他的东西。如仍执迷不悟，便有被割去耳朵的危险。1939年2月26日路透社通讯说：“两星期内，新加坡华侨四人被割耳，内有二起系同夜发生，闻华侨秘密团体决定使新加坡全体华侨一致采取强硬反日态度，采取割耳行动，以为警戒。”尝过这种滋味的至1939年止，在马来西亚已有二、三十人。暹罗一些有血性的青年也组织了秘密团体，监视奸商的不法行为，对情节严重，不听劝告的，采取直接行动，“所以抗战以来，奸商的耳朵被割，或面部被砍，或甚而至于生命被结束的，已成为数见不鲜之事。”这种手段相当过火，可是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惩治厚颜无耻的，又似乎非如是不足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经过这样的行动，买卖日货者日见减少。以南洋为经济侵略根据地的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遭受到这强烈的打击，也先后宣布倒闭。
抵货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新加坡英国商会委员会向英国海外贸易部提出的报告，以1937和1938年作对比，讲日本贸易受到重大打击的状况，“马来群岛华侨甚众，历行抵制日货颇着成效，日货输入马来群岛者，其价值以新加坡货币计之，在1937年为40，482，000元，至1938年即已减至 12，426，000元，其中煤炭减去一半，水泥减去三分之二，石棉自1229吨减至l吨，棉纱与棉织品价值自7，406，000元减至2，787， 000元，毛织品价值自652，000减至218，000元，丝织品价值自3，492，000元减至1，021，000元，钢铁与钢铁制品价值自3， 361，000元减至305，000元。”菲律宾侨胞“对于仇货不贩不卖不运，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就海关数字稽考，日本运菲的面粉、鱼类、棉织品大为减少，日本在菲的百货公司因此不支倒闭。”
自抗战开始至1939年底，两年半来，日本对南洋群岛的输出一落千丈，日本大藏省哀叹对南洋的输出已不及战前三分之一。日本从马来西亚输入的铁矿减少达90%以上。　
华侨的抗战工作，所以迈着坚定的前进步伐，是因为他们坚信抗日战争可以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洗刷掉民族的耻辱，他们在海外即可扬眉吐气。他们为扫除一切外来的阻力而奋斗，在汇款回国、烧毁日货、罢工、游行的进行中，时常受到所在地当局的限制和阻拦。海峡殖民地总巡抚赖得对此供认不讳，他说：“在过去一年中，海峡殖民地之华人及在海峡殖民地出生之华人，事实上已成帝国公民，因为爱国心的驱使，常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常作种种示威运动及抵制日货之运动，常与殖民地警务人员发生冲突。颇使殖民地政府陷入为难之地步。”更严重的是，暹罗亲日排华，1938年2月曾在一夜之间大捕华侨一万人左右，后因曼谷所有拘留所毫无容身之地，始行罢手。此一万左右的被拘华侨，后来只有一部分保释，其余一概被解出境。这种排华行径，未能镇压住华侨爱国之心和爱国行动。1939年七七献金，就有140多万元，由华侨、广东两银行代收捐款。对少数贩卖日货的华侨奸商，则课以献金的制裁。暹罗当局对此极为恼火，搜查华人团体各会馆及商会，7月27日更搜查华侨、广东两银行，掠去大批赈款收据，说他们不应该收汇侨胞的献金和捐款，日本的特务机关还开了一张华侨重要爱国分子的名单，命令暹政府逮捕，非法被捕的达3000余人，华人报馆全被封闭停办，华人学校40余所被查封，造成华侨社会风声鹤唳，白色恐怖迫使华侨纷纷回国，移居云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