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聊天谈汉字和先秦诗歌

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诗歌是一个少不了的话题。诗歌的起源，猜想起来应该是在采集渔猎中，为了减轻劳作之累，先有号子之类的‘歌’。随着人类感情和语言的丰富，交往的增加，交流中感到光凭语言表达感情不足，口头作品的内容就向着表达更强烈感情的民歌和祭拜天地神灵祖先的庄严献歌开拓。文字出现以后，一些流传传广，历史久的口头作品被记录下来。汉字的出现是中国文化从“史前时期”走向“有史时期”的界碑。在汉字产生以前，汉民族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仅用口语进行交流的时期，后来，随着思想交流的日益复杂，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能够将语言记录下来的东西，经过契刻记事、结绳记事、图画记事等方法的探索后，汉字这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终于慢慢形成了，有了汉字，汉民族才有了书面的记录，也才有了历史。所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言。”以后，人类有了文字，“言以足志，文以足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汉字的形、义、音，在世界上和其他语言截然不同，文字是诗歌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写诗歌用汉语有与用其他语言不同的特点，所以要先谈谈汉字的特点。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个大类型：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种分类是从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是语义还是语音来确定的。汉字和其他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不同的是，其他文字在历史演变中或者已经消亡，或者变成了拼音文字，惟有汉字，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汉字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汉字的表意特征而言，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汉字在古文字阶段，其构字方法按现存最古老的字典，汉代许慎(约5 8— 14 7)所著的《说文解字》主要有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大体说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直接构造文字的方法，转注、假借是在运用过程中派生出来构字的方法。随着语言的发展，形声字最多，在甲骨文中占20%，在现代汉语中占80%以上。诗歌是运用文字而产生，因此转注、假借最为常用，尤其是转注的运用。《说文解字》中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以考、老两字为例，关于“一首”的解释，大致上有“形转、音转、义转”三说。（1）形转,有以“一首”指字形上同一部首的（考和老同属“老”部）；（2）音转，有以一首指词源上同韵或同声的，考和老，同属一韵（母），颠和顶同属一声（母）；（3）义转，有以一首指同一主要意义的（考和老两字的主要意义相同，都有“长寿”之意，可以互调）。正是由于汉字可以转注，给诗歌创作的用字、遣词、造句，在符合平仄和押韵的格律要求带来很大的灵活和方便。
第二，就汉字记录的单位而言，汉字属于音节—语素文字，并且用声调丰富音节的数量，区别含义。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而一个音节又往往代表一个语素。例如“一”这个字记录了“yi”这个音节，而这个音节代表“一”这个语素。这样用汉语不仅可以写出非常整齐的诗句，而且还可以有句子的对偶。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汉语的构词手段。汉语的读音有特殊规律，古代汉语分“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汉语分“阴平、阳平、上、去”四声，读音不同便会构成不同的词语。中国的诗词之所以可有格律，念起来迭宕起伏、抑扬顿挫，主要得益于此。汉语中一音多字和一字多音的情况较多。由于一音多字，诗歌特别在民歌中就可以运用谐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禹锡的那句“道是无晴还有晴”。又由于一字多音，对平仄处理带来方便，但要注意词义的不同。
第三，就汉字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构成的。汉字这个二维度的空间为汉字构件的结合提供了许多区别的因素。除了不同的构件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汉字外，相同的构件位置不同也可以构成不同的汉字。如“木”、“林”、“森”是构件多少的差别造成的；“呆”与“杏”、“太”与“犬”是位置不同造成的。这些在两维空间造成的区别与拼音文字由字母一维排列而结合是不同的，比如把“愁”字拆为“秋心”多次在诗词中出现，只能在汉语中做到。
第四，汉字的字形不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先秦时代汉字经过甲骨、金文、籀文（即大篆，也叫石鼓文）、小篆几个阶段，到西汉初年的隶书字形基本就固定下来。汉字重在以“形”表“义”，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先由“音”成“形”，再由“形”表“义”。因此，它既不受古今语音变化的影响，也不受不同方言的支配和左右，这样，就形成了它可贵的“超时空”性。二千年前成书的《说文解字》，半数以上至今还活着，读音虽不同，而字形字义却完全一样。但字形字义完全相同，正因为汉字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只要受一定的文言文语法和修辞训练，就可以对两千年前的书籍文献，都可以照读不误。无论是讲普通话、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上海话，甚至是识得汉字的少数民族，他们相互交谈可能有困难，但读同一份《人民日报》或中央文件，不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第五，从构词的情况来看，汉语没有词形变化，靠词序和虚词表示语法关系。（1）词序不同，句子的意义就可能完全不同。（2）古汉语中词性非常灵活，与不同的词搭配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古代汉语的语词意义在不同的环境中往往可以虚实转化，体现出语言表达中强烈的主体意识。而且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汉语表意丰富而简炼。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江落日圆。”没有一个动词，但音声优美，自成佳作。更奇的是在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有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这两句用十个名词代表十种景物，写出了早行环境和诗人一系列动作，中间却一个闲字没有。不仅没有一个动词，甚至连一个形容词也没有，
口头作品中那些比较短小且有声韵的感情特别强烈的歌谣，或在祭祀中反复使用的歌谣，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早期的诗。据称现存最早的诗歌是《吴越春秋》所记载的一首传为黃帝时的民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生动描写了先民用弹弓打猎的情景。相传是尧时的民歌《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有作:帝力于我何有哉).。”表现了自力更生，乐天知命的心理，还颇有藐视权威的味道。舜到解池（在今天的山西运城，现在开发为旅游点，叫中国死海）视察，看到人民把解池中含盐浓度很高的卤水铺开，当和暖（熏）的南风及时（时）从中条山山口吹来，蒸发了水分，得到了食盐，增加（阜）了财富，解除了烦恼（愠）。高兴得弹起五弦琴，唱起《南风歌》。后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外，在《尚书• 商书•汤誓》中写道：“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这段话是说夏桀的民众都怠工不支持他，并唱道：时日遏丧？予及汝皆亡。 表现愿和夏桀同归于尽的无比愤怒的感情，这又是一首上古诗歌。这些上古诗歌现在已经无法唱了，只留下歌词成为最早的诗，自然这些诗曾经被后人修饰过。
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一直是文学的主基调，其中《诗经》是现实主义的源头，而《离骚》则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河，二者被后世文人合称“风骚”，成为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
先秦时代大致有三种场合会有歌唱的需要：老百姓抒发感情的民歌、会盟宴乐中助兴的曲调、祭祀祖先时奉献的乐章。这些歌词经过孔丘（前551—前479）的收集整理最后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编定成书。《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签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作品。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共分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是各地区的民歌；雅共105篇，分“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是周民族的史诗，小雅74篇是周王室的雅曲；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宗庙祭祀之礼乐。从创作时代看，大致可以确定：“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东周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诗经》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方面：（l）祭祖颂歌和主要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其中以《大雅》中的五篇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为代表，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2）描写古代田猎、畜牧和农业生产的情景，《七月》一诗更是叙述了农夫一年四季劳动的过程；（3）描写战争和徭役的情形。如《采薇》、《东山》；（4）控诉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如《伐檀》、《硕鼠》；（5）描写爱情和婚姻。如《关雎》是歌唱美好爱情，《氓》则反映不幸婚姻。总的来说内容上以抒情言志之作为主，从此以后抒情诗就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周礼•春官》中有这麽一段话：“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汉人作的《诗大序》又把“六诗”改为“六义”。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所包含的内容，赋、比、兴是古人根据《诗经》中的作品所总结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物以言情，《郑风•将仲子》是一首用赋手法的典型；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周南•关雎》用的就是比的手法；兴就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周南•桃夭》就是因桃的花、果、叶而起兴说到家庭生活的和美。《诗经》创立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和兴，两者的特点是含蓄，作诗也要求含蓄而忌直白，比兴就成为我国诗歌广泛使用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言二拍是劳动的节奏，是古人最熟悉的（很难想象劳动中会用圆舞曲的三拍子，以前有部喜剧片《锦上添花》，韩非扮演一个知识青年，创作了一首三拍子的抬木头的劳动号子，结果全乱套了）。四句独立成章，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因此显得错落有致，具有自然的节奏。《诗经》在章法上多为重章叠唱的复沓结构，即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换少数词语，反复咏唱。这样的结构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感和节奏感，同时对动作的进程和诗人情感的变化起作用。叠章以外，《诗经》还往往叠句叠字，尤其是双声（声母相同）叠韵（韵母相同）字，对刻画形象，详尽地表达感情，起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同时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音节舒缓悠扬，更富音乐美感。
西汉刘向（约前77—前6，西汉文学家）编集的《楚辞》是另一部先秦的诗歌总集，东汉王逸（生活在汉安帝至顺帝年间，东汉文学家）的《楚辞章句》为它作了注释，使后人容易理解。《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继《诗经》之后的一种新体诗。《楚辞》是在当时楚国以及更南部中国独特的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南北合流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楚辞》和《诗经》一样，广泛采用了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
南方地区的民歌是《楚辞》的渊源。当时南方地区也有许多民歌，也和现代中国一样有许多方言。刘向所著的《说苑》卷第十一善说篇中讲到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五百二十九年四、五月间鄂君子皙（楚康王第四个儿子，时任楚国第二把手令尹，时间的断定是因为当时楚国发生许多事件，说来也很有趣，只是离题太远不讲了。）泛舟于碧波之中，一个撑船的越人抱着船桨唱起歌来，歌词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飠甚（此字为食旁加甚，音kan砍）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谁也听不懂，于是鄂君子皙召来越语翻译，这个翻译水平真高，居然能译成楚语民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以木作比，枝、知谐音都是民歌常用手法，这首歌被叫做《越人歌》，是中国最早的一首译诗，因为电影《夜宴》而得到流传。这里越人有人认为是浙江越国人，也有人认为是广西百越部落，在下认为最有可能应该是当时生活在浙闽赣交界处的雒越部落。沅、湘一带的巫歌是《楚辞》的另一来源，《九歌》脱胎于楚地的巫歌，从篇目看都是鬼神的名称，湘君、湘夫人在下以为也仅是湘水之神，应该与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无关，《九歌》很明显是祀神用的，国殇更是追思为国捐躯英烈的祭奠之歌。
《楚辞》和《诗经》最大的区别《楚辞》是专业诗人的作品，作为歌词的诗《楚辞》作者主要有屈原、宋玉等。《楚辞》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由于楚地音乐具有特殊的色彩，无论在节奏或旋律都和中原地区有明显差异，春秋时就有“南风”与“北风”之别。于是作为歌词的诗《楚辞》的形式是杂言体，不同于《诗经》基本是二拍子的四言诗。句式长短参差，富于变化，通篇隔句句尾加“兮”字，句中还配有其他虚字，用以协调音节，增强了诗中咏叹、抒情的气氛，便于朗读。
屈原是“楚辞”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等，据汉书记载共二十五篇，有的已失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达373行，共有两千四百九十个字的《离骚》。这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离骚是遭遇忧患的意思，是屈原用他的全部心血熔铸而成。诗中表现了诗人爱国主义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及宁死不屈的个性，通过诗人的悲剧遭遇揭露了楚国社会的黑暗。《离骚》充满了大胆、丰富的幻想和想象，它把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天上、人间、仙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构成了五彩斑斓、奇特非凡的幻想世界。《离骚》句与句之间，又多用对偶，一句之中又常常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感谢王逸的注解，使后人知道《离骚》中所大量使用的当时楚地的方言，因此诗歌具有浓厚的南方情调和鲜明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