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连载五）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二）

由景王始作俑，到潞王成惯例，从万历朝开始亲王们求请索取胃口越来越大，朱翊钧更是亲自带头，把朝廷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朱翊钧的宠儿福王朱常洵。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是常规的十倍。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1613年），福王已二十七岁，首辅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总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就藩按祖制是在春天，今年已经过期了。等明年春天再举行吧。”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福王引景王和潞王为例，要四万顷庄田。这时候和二十多年前潞王就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国家没有多余的官田了。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省的田地，大的郡府才有四万亩，少的郡府只有一二万亩。从太祖开始以来，封国不少，如果每个亲王都割一大郡的田地，天下田土已经割完了，非但老百姓没有田，连朝廷也没有田了。”又说：“如果田亩够了才能成行，则要等到那一天就藩?圣旨说明年春天就藩，也是必须做到的！福王奏称祖制，祖训中有吗?会典中有吗?历朝的功令中有吗?.....自古亲王开国承家，必须循理安分才能够长久。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爱小儿子太叔段，为他请求大的食邑；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爱小儿子梁孝王，要景帝封以大国，结果都还未传给下一代就败亡了。”引用郑庄公、汉景帝时代的故事，所说的话非常深切，很有警示的意思。
叶向高这些言论使郑贵妃很不高兴，据《表忠记》载，她派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宫太子着想，请分一些恩惠照顾福王吧。”叶向高正色答道：“这正是老臣全心全意为福王考虑。趁现在皇帝宠爱眷恋的时候启行，宫中如山之积的珠宝财物，随心所欲地要求资赠，所得可以比正常的多好几倍。倘若时势改变，只能得到常规的东西，额外丝毫难得。况且历年来因为福王迟迟没有就藩，大臣言官对此有很多意见，人言可畏啊！福王一旦就藩，所有误解都得以冰释，福王更能够得贤明的声誉。老臣怎麽没有为福王周到细致地考虑呢?”这番话软中有硬，实际上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皇帝已经五十多岁，年纪不小了，万一宫中“出大事”， 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郑贵妃深感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以最后一项影响最为严重。福王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事实上远不止此数，《明史》中就说“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除这一对国家财政的直接影响外，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开中法”。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明朝官营食盐有一个“开中法”，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运销的地区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 。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盐价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奏准洛阳改食淮盐，而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既无销路，自然没有人愿意到只给解盐盐引的边境粮仓缴粮，边饷随之支绌。于是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可与民争利。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两个字：“不报”即不予理睬。
第一项条件也非常扰民。因为河南的良田不足两万顷，要在山东、湖北另外再找田补充，这下又给那两省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福王府的“伴读”、“承奉”等官，驿骑四出，所至骚动。照会典所载，王府的赐田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作为租税，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税”之制，历代奉行不改。但是福王却要自己管业，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划界，借故断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坟墓，借以敲诈勒索，地方官纷纷奏陈，一概得不到解决。这样闹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广的田不足，又减一千顷，福王实得庄田一万九千顷。正史及野史记载了福王就藩前后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的情形。郑贵妃还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小儿子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无话可说。根据朱元璋立下的规矩，福王只能三年一朝，父母惜别爱子，彼此又为此后的会少离多不知哭了多少场。直到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都要留好几天才让他回洛阳去。朱翊钧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怠工皇帝，亲政三十八年有二十几年不上朝，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首辅要见他一面汇报工作，也很困难。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持有通行证通过中左门出入宫廷，如果有所陈述要见皇帝，早上报上去，晚上就可批准。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在万历朝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
为了使皇帝和郑贵妃放心，也为了让福王安心，叶向高动足了脑筋。亲王就藩向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藩，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太子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福王在洛阳的生活极其奢华，整天在府中饮酒作乐，他还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陕西高迎祥、李自成揭竿起义的时候，河南遭遇大旱和蝗灾，达到人吃人的地步，大量福王庄田的佃户饿死在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尽天下财力养肥了福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有金银百万，却叫我们受饥爱饿，死在农民军的手中。”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当时正在洛阳家中居住，听到以后非常害怕，以其中利害关系告诉福王，要他注意这情况，行为收敛一点，朱常洵却毫不在意，依然故我。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阳城内的守军响应农民军，李自成的军队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王子朱由崧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1643年崇祯皇帝让朱由崧袭福王爵。这位第二代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在生活上荒淫无耻，在政治上是个白痴，被后来史家称为“愔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而且弘光政权这麽快就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由于他的愔弱。也许一开始就由桂王朱由榔来当南明朝廷的皇帝，后来的情况会好一些，毕竟朱由榔在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十六年的抗清复明活动。但是朱由榔的父亲朱常瀛是朱常洵的弟弟，按长幼的顺序只能朱由崧在先，历史就是这样爱作弄人。
瑞王朱常浩是神宗第五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太子，同一天封福、瑞、惠、桂四王。朱常浩年纪到二十五岁还没有选婚。群臣纷纷上奏章建议皇帝快点儿完成王子的婚事，朱翊钧都不予理睬，同时几乎每天都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为婚费，拿了十八万两银子藏在宫中，还说这点钱连准备冠服都不够。天启七年瑞王就藩汉中，赐庄田三万顷。福王就藩，内廷积蓄都用空了，太监藉口诸王要行成人礼和结婚，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以充实宫中，所需动辄数十万两银子，还要相应的珠宝，一直弄到国库空虚，户部没办法给为止。惠王朱常润和弟弟桂王朱常瀛年龄二十了，都没有选婚。到后来兵荒马乱，才马马虎虎成礼。朱翊钧这些做法使明朝经济加速崩溃，所以说明亡于万历，一点也不错。
明朝后期的皇帝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达到7268691亩（接近484580顷）。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在农业社会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而诸王无止境地扩充庄田，是农民失地的重要原因。虽然在明朝的中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些农民成为矿工或织工，但是大多数沦为无业流民，失地的农民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由此可见，上述明朝宗室的作为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到了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中国社会，农民的失地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耕者有其地’一直是被近代中国政治家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虽然一个是采用强行剥夺的暴力方式，一个是采用政府赎买的和平方式，但都是要达到耕者有其地的目的。即使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远远不是农业社会，中央政府仍然很重视这个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妥善安排由于经济建设需要而失地的农民的生活，但有些地方还是出现了矛盾激化的情况，其原因就是当地干部漠视失地农民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