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啊人性

从来未到过文化走廊，这个帖子不知道是否符合论坛的宗旨，如果班主认为可以，今后会多来逛逛。
先来转贴一段郑州东方今报记者采访的新闻：
　　一名10岁左右的女孩儿玩耍时掉入2.8米的深水中……河岸边有二三十名路人围观，只有两名男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女孩儿最终得救了。这两名救人者事后悄然离去。一个星期后，有人证实，见义勇为的这两个人其实是小偷，这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这又是两个怎样的小偷呢？
6月27日，记者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我知道一个事儿，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咋和你说。有个小女孩儿掉到水里，当时围观的好多人都没人下水救人，最后两名小偷下去把女孩儿救了上来。这事儿你信吗？”电话那端，陌生人的话里充满了犹豫。记者有很多的疑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小偷？”陌生人说：“他们经常在金水河附近活动，在那里做生意的都知道他们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事情，在大家眼中，这些小偷已被定性，好像只干坏事儿，不干好事儿，这次却恰恰相反。知道内情的人都很感动，附近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
　　记者也犹豫了，对这样一个新闻，立场和角度该怎么把握？这俩小偷如何同时充当了“坏人”和“英雄”的角色？关键时刻，为什么好多人站在河边围观，只有他们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女孩儿？记者最终决定调查这个事情，还原它的真实面目。
　　采访的过程并不容易，救人的两个人躲开了众人的视线。6月27日，记者来到中原区金水河路段，在他们经常出现的地方寻找。据附近的群众描述，两人一个叫周林生(化名)，一个叫赵庆(化名)，他们经常结伴出现，其中赵庆喜欢穿一件红色T恤，个子瘦高。记者从下午3点多找到晚上近10点，每天在这里溜达好多圈的他们，突然犹如从人间蒸发了，怎么也找不到。几经周折7月1日周林生和赵庆终于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了，在他们和目击者的叙述下，当天救人的现场得到了还原。
　　周林生和赵庆至今也回忆不起救人的确切日期，“反正有10多天了，那天特别热”。那天下午1点多，两人来到郑州市嵩山路与陇海路路段之间的金水河畔，还有其他几个哥们儿，一起坐在河边柳树下乘凉。周林生一边咒骂着炎热的天气，一边尽量往树荫下挪着身子。周林生前方河底处，是一个橡胶坝，橡胶坝宽1米多，用于存储和排放河水。虽然有管理人员不断过来吆喝：“别在这里玩水啊！”可还是有许多孩子脱光了鞋子跳到橡胶坝上，看着河水缓缓流过自己的小脚丫。
　　突然，河边有人吆喝起来：“救命啊，救命……”周林生起身一看，橡胶坝南边的深水里，有个女孩儿头朝下扎着猛子，“扑通、扑通”的，旁边她两个同学好像还在和她说话。过了几秒，女孩儿身体忽然翻到水面上，她扑腾了几下身体又开始下沉。
　　周围乘凉的人也发现情况不妙，一会儿会聚了20多人，可是所有的人只是站在岸上大声嚷嚷着“救人、救人”，却没有一个人跳下去。周林生看看膝盖，一年前车祸留下的伤疤还在。自从腿里打进钢板后，他的腿就有点活动不便。这时，一看情况危急，周林生猛地推了赵庆一把，“快去救人”。赵庆忽地站起来，一把扯掉上衣，从草坪上跳下1米多高的河堤，迈着大步冲向橡胶坝。他伸手去拽女孩儿，距离远没抓住。他猛地向前扑了一下，在抓住女孩儿一条腿的同时，他也一个趔趄掉进水里。被水猛地激了一下，赵庆清醒了：“我不会游泳，我咋跳下来了？不会把我的命也搭上吧？”
　　这时，岸上的周林生也急了：“赵庆是有名的‘旱鸭子’，每次我们一起去游泳时，他从不下水，我们逼着他下，他就抱着游泳圈缩在岸边的浅水里。”因为经常在附近出没，周林生知道橡胶坝旁的水深约2.8米。他害怕赵庆出事儿，三步并作两步下了岸边台阶，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橡胶坝。赵庆在水中呛了几口水，他拽着女孩儿的腿向岸边爬去。扑腾了几下，赵庆始终无法靠岸。周林生忙和旁边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手拉手站在橡胶坝上抓住赵庆，赵庆又抓着女孩儿，一串儿人就这样都上了岸。
　　赵庆拖着昏迷的女孩儿放在河岸边。她的两个同学一个吓得哇哇大哭，另一个脸色苍白。落水女孩儿看起来10岁左右，她吐了几口水后慢慢清醒过来。过了几分钟，女孩儿摇晃着身体站起来，在同学的搀扶下脸色呆呆的，一摇一晃地走了。赵庆全身湿漉漉的，他拎拎裤子，水顺着裤边儿一股股地向下流。这时，一位大姐走过来递给他一部手机：“你刚才从草坪上跳下去的时候，手机掉了。”赵庆接过手机一看，屏幕全摔碎了，上面一片空白。他苦笑了一下，这手机1000多元钱刚买一个月。他又摸摸口袋，里面的钱全湿了。
赵庆全身淤泥，又黑又臭。他松松皮带，准备脱了裤子晒晒。这时，刚才围观的20多人中，一名男子朝着他和周林生鼓掌，好几个人跟着开始鼓掌。周林生和赵庆对视一眼，俩人拎起衣服就跑。周林生后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特别丢人，飞一样地逃跑了。”周林生说，他习惯了在生活中被别人视为坏人，当大家把掌声和赞誉给他时，他本能地逃跑了。“要是熟悉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肯定会说：‘就这些孬孩儿，还救人啊？装的吧！’”。因为他俩的生活经历很相似。抢劫、吸毒、偷盗，不知不觉中离正常的生活越来越远。
　7月2日下午2时10分，记者的电话响起。说话的是周林生的朋友：“巧了，在同样的地方，周林生又和他朋友救起一个女孩儿。”记者迅速赶到现场，见到被救的女孩儿小李。小李说，她从巩义来郑州打工，昨天中午，她买了点桃子，想在河边找水洗洗吃，结果脚一滑，她在三四米宽的河坝上打了几个滚后跌进了河中。北边的橡胶坝正在蓄水，女孩蹬了几下没蹬到河底儿，在水没到脖子的时候，她拼命地喊出了：“救命、救命。”周林生和朋友刚巧在岸边，他们忙跳进水里拖住女孩儿，女孩儿慌乱中上不了岸，周林生的朋友把腿垫在女孩儿身体下，两人合力把女孩儿拖到岸上。
　　见到记者，周林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可不是为炒作才给你打电话，我是想着你为这件事跑了这么多天，今天这么凑巧，希望把这件事说说，或许对你写稿子有帮助。”记者很诧异：“你出车祸后，腿里打着钢板敢下水吗？”周林生挠挠头：“如果第一次救人是偶然，在你采访的前前后后和周围人的评价中，说句心里话，我是得到了鼓励，我想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我会一直做下去。”
不知诸位看了这篇报道有何感想，在下却想到了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善恶是古往今来哲人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所有的宗教无不涉及它，就是在儒家内部还有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之争。启蒙读物《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下理解这里的‘习’是指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价值观的灌输和影响。整篇报道太长，略去了记者和报道中的两个主人公的对话。他们直言不讳的说不是不能找到每月挣两三千元的正当职业，而是认为那样的血汗钱太辛苦，来得太慢，所以去偷。这是他们性恶的一面。但是他们又认为人的生命很重要，救人是应该做的，手机坏了，损失千把块钱算不了什麽，甚至盗亦有道，从不偷病人的钱，这是他们性善的一面。周围围观不救人的二十多位观众，恐怕全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这是他们人性善的一面，而对生命的漠视却是他们性恶的一面。
在下又想起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最精彩的就是最后三章，特别是第三部的第六章‘胜利后的斗争’把人性的善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不愧是文豪的大手笔。八十岁的老头德.朗特纳克侯爵是一个狂热的保皇党，197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旺代叛乱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共和派镇压叛乱的远征军追捕他三个月了，好不容易通过城堡的秘道逃了出来。离开城堡之前，不顾城堡里还有三个萍水相逢的可怜孩子，捡来的孩子，素不相识、衣衫褴褛的乞儿，而且还是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命令他的助手放火烧毁城堡。就在脱离包围的瞬刻，他听到了一个女人发现三个在大火中孩子的绝望呼救声，接着又看到前来救孩子的远征军战士们在坚固的城堡门前束手无策。毅然由秘道返回城堡，冒着被大火吞噬的危险和被远征军逮捕处死的后果，救出这三个与他毫无瓜葛、往日被他鄙视的平民的孤儿，完成了人性善的回归。
接下来就是全书最华彩的一章，描写坚定的共和派、远征军指挥官、侯爵哥哥的孙子戈万关于人性思索的内心斗争。革命为了什麽？难道只是为了报复？戈万是共和派，他相信绝对性，而且身体力行，然而刚才出现了一种更高的绝对性。 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人既然有种种恶习：狂暴、谬误、盲目、顽固、傲慢、自私，那么，戈万刚才看见的就是奇迹。 人性的善对人的胜利。 人性的善战胜了人性的恶。人们看见了三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幼小，不懂人事，无人照管，无父无母，孤立无援，正在牙牙学语和微笑，但他们受到种种妖魔的威胁：内战、以牙还牙的报复、可怕的镇压逻辑、谋杀、屠杀、兄弟残杀、狂怒、积恨；人们看见一场蓄谋杀人的可耻的大火流产、失败了；人们看见残酷的预谋被打乱、被挫败了；人们看见古旧的封建暴虐，根深蒂固、毫不留情的傲慢，所谓的战争需要、国家利益等等无情老人的偏见都在初入人世者的蓝眼睛前消失了，其实这很简单，初入人世者没有作过恶，因此他就是正义，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纯洁；上天的巨大天使正是在幼童身上。
　　这个景象是有益的，既是忠告又是教训。无情战争的狂热战士们突然看见在一切罪行、侵害、狂热、谋杀面前，在点燃火刑堆的复仇行动和举着火把的死亡面前，在大量的罪恶之上，出现了这个无所不能的威力--天真无邪。 天真无邪取得了胜利。 这次战斗的场所是良心。 朗特纳克的良心。于是戈万做出了私自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同时为了维护共和国法律的严肃性，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朗特纳克会不会从此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戈万知道不会的，朗特纳克只会继续叛乱，人民会继续流血。人性啊，真是复杂。
由此在下回想起从小接受的教育：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大敌；世上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要服从阶级性。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界线分明，戈万的行为正可以解释为是一个绝妙的反面例子。看电影好人坏人分得清清楚楚，好人个个眉清目秀，相貌堂堂，坏蛋必定是獐头鼠目，形象猥琐，世界就这麽简单。
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前程，所以解放初查良镛在外交部做外交部顾问梅如璈（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的秘书时，和乔冠华混熟了，乔冠华十分诚恳地告诉查良镛，地主出身的他在外交部是出不了头的。虽然都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从苏俄的列宁开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保留很浓厚的封建色彩，这大概是东方国家国情的缘故。所谓的阶级出身和封建时代参加科举要填三代履历有什麽两样？也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地理论版。这个出身论不知毁了多少人才，如果查良镛不是听了乔冠华德良言劝告，离开北京到香港，现在世界上就没有金大侠，而只有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公务员（若没有被打成右派还算幸运）。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或出乎别的目的，有成分论还不唯成分论，留了一个重在表现的尾巴。结果更坏，由人性恶的一面所致，演绎出许许多多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人间悲剧。在下曾亲耳听一位政工领导干部介绍一位正面典型。某人资本家出身，背叛了其出身的家庭，表现了很好的无产阶级党性。其父在公私合营后按当时的政策可以安排一个公司（商店？）副经理的职位，在儿子坚强党性坚持下，最后当了一名清洁工，儿子还经常监督其劳动态度。后来在下听说这个儿子虽然入了党，始终是一个一般干部，并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
在下对阶级分析方法一直存在疑问。从大的方面来看，整个地主阶级中黄世仁这样的地主即使是经过艺术的典型化，现实中当然也还会是有的。但以在下若干年前曾在各地向老一辈农民乡亲（包括许多贫下中农）了解，似乎多数的地主并不坏，甚至还有受到称赞的，黄世仁式的人物只是少数。
在下家乡有一些例子。有一家人家，父亲是清朝的道台，四个儿子，长子早亡，剩下三个儿子分家后尽管都是地主，表现各有不同。二儿子是个败家子，抽鸦片抽光了家产，临解放时靠经商的女婿接济还能维持着体面的生活，土改时评为破落地主。三儿子分家后土地不增不减，因为他会每年拿出租谷的一半，用于乡村的教育之类的公益事业，几个儿子有国民党军官，也有共产党干部（结果在国共双方都得不到重用，此是后话），土改评做开明地主。小儿子从小就很吝啬，只知道敛财，对佃户很刻薄，但也没有什麽严重的罪行，土改时作为恶霸地主被枪毙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新解放区的案例。其实那个小儿子虽然做人不大地道，但也罪不至死，据说是因为土改中要枪毙一定比例的地主分子，那人和那一家倒霉被选中了。在下相信这一说法，因为邻村有一个地主被捕以后，因为他一贯热衷公益事业，全村人都出面保他，结果还是被枪毙了。（这一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时在英国留学。小儿子在家务农，被编入另册吃尽苦头，总算盼到改革开放。此时，哥哥已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于是县上给弟弟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让他到英国游说哥哥回国投资，说明家乡父老已为拯救父亲竭尽全力。结果还是得不到哥哥的谅解，无功而返。）原因大概也就是这个比例问题，因为如果达不到比例，就是工作队右倾，需要整顿。整顿的结果工作队长，队员轻则检讨重新达标，重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至追查刑事责任。
在下还有一个远亲的案例，这位远亲家住海边一小集镇，是镇上一位士绅，有三个女儿。该地清朝是一个卫所的所在地，卫所的最高长官是一名把总。这位远亲把大女儿嫁给了把总的儿子，其他两个女儿也嫁给了当地的地主人家，都算是门当户对。二女婿和三女婿虽然没有很大的出息，还能够守住家业。大女婿是个纨绔子弟，把总在世时还受点约束，把总去世后他就花天酒地，没几年工夫就把家产败尽，在解放前三年早已沦为赤贫人家。土改时两家姻亲都是地主，就他家是贫农。改革开放前他家比另外两家风光多了，改革开放后另外两家经济情况迅速上升，而他家却依然十分困难。
所以在下以为那个阶级分析方法是靠不大住的，因之以阶级性高于人性，人性善恶决定于阶级性的理论恐怕是有些问题的。说这些老古话，70`s以后的人恐怕不会相信这些事曾经在中华大地发生过，就是在下这一代很多人也是印象模糊，时间会抹平一切坎坷。原因不仅在此，还有利害关系的影响。现在还为文化大革命叫好，说是很有必要的人即使还有，大概也是很少很少了，因为从那场运动中得益的人群早已被打下去。现在认为反右派斗争有必要的不管内心想法如何，至少在口头上还大有人在，甚至写入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因为得益者一派还要继续掌权，不愿意承认错误给自己脸上抹黑，影响威信。再往前愿意检讨事件是非的人就更少了，一是当事人多半已经凋零，二是政治继承人担心由此影响政权的根基。说到底还是涉及人性的善和恶。
在下以为人性善的一面带有诸如宽容、同情、兼爱、诚信、勤劳等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最终把这些内容作为全人类价值观的核心，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社会就会变得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