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澳大利亚对乙丙级台籍战犯的审判
粟明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的善后措施之一便是审判战争罪犯，以厘清战争责任，伸张正义，警示世人。就太平洋战场的盟国而言，便是展开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除了由盟国成员在东京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策划、准备和发起战争违反和平罪的甲级日本战犯予以审判，还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菲律宾八国所在国家或占领地区各自设立军事审判法庭，负责对犯有普通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的乙丙级日本战犯起诉和审理。根据1945年战争罪行法(The War Crimes Act 1945)，[1]澳大利亚在其国内和海外领地以及战后占领和接收地区(亦即战时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设立军事法庭，自1945年底开始至1951年，分别在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Morotai)、英属北婆罗洲的纳闽(Labuan)、澳大利亚的达尔文(Darwin)、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维瓦克(Wewak)及拉包尔(Rabaul)和马努斯(Manus)等地共进行了300场审判，[2]审理被指控或涉嫌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日军战犯达1140人，最终判决777名战犯，338名嫌犯无罪释放，另有25人没有定罪，这其中就包括了台籍战犯。[3]
自1950年代开始，以席慎思(DCS Sissons)为先锋的澳大利亚学术界就对由澳大利亚主导的战犯审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4]包括了从法律层面对审判程序和过程的梳理和所涉之伦理问题，[5]以及审判中揭示的日军暴行和相关战犯审判个案的探讨，[6]也关注过这些被判决之日军战犯中有台籍和朝鲜籍背景者，以及他们被审判前后所涉及的身份及国籍的转变，只是还没有系统地展开对台籍战犯及其相关问题的专门探究。[7]笔者在探索太平洋战争时期被强运到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 Island)的中国抗日战俘命运时，虽已涉及到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审理台籍战犯的问题，但并未能对此展开讨论。[8]进入21世纪后，台湾学术界系统地开始了有关台籍战犯问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学术成果积累；[9]作为这方面的主要学者，蓝适齐博士也拟定了详细的台籍战犯的研究计划，[10]在很大程度上回应社会和学界对这一群体离散经历及身份认同的关注，[11]然尚未就澳大利亚主导审判之日军战犯中台籍战犯的情况以及相关问题予以系统梳理。
事实上，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审判的台籍战犯嫌疑人超过百人，后者在太平洋战争中所犯下之违反人道罪也极其恶劣，尤其是在充当俘虏营看守(亦称为“监视员”)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盟军战俘的虐待和折磨较之日军守备队更甚，[12]必须予以清算，以彰显正义。本文根据澳大利亚所收藏的战犯审判记录作一梳理，将其所审判的台籍战犯的过程及后续遣返情况予以简要介绍，以便世人对这一群体所犯罪行有所了解，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台籍战犯的来源
台籍战犯基本上属于太平洋战争期间附属在南洋(此处的南洋系指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日本陆海军的军属或军夫，少部分人则属于正式在编具有军籍的日本兵，所有这些人被通称为“台籍日本兵”。台籍日本兵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而兵源日渐枯竭而在其殖民地台湾征集辅助人员，协助作战的结果。而在早期，他们这些“参军”的人士并不具备军籍，是以军属(可细分为比照军官待遇的嘱讬、士官待遇的雇员和士兵待遇的庸人)及军夫的身份从事文职、技术和后勤及粗劳力等工作。1938年4月1日，日本在台湾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打开了大批征用军属支援日军作战的大门。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因战线延绵而对相关辅助人员需求激增，除了在台湾大批动员征召军属支援其南洋作战外，也开始大力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让台籍日本兵入伍，直接加入前线部队参战。[13]由是，各种具备特殊技能的团体，例如以农业为主的“农业义勇团”、“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农业团”，以技术为主的“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以及直接担负丛林作战任务的“高砂义勇队”等等，就直接输送到了太平洋战场。而西南太平洋战区日军形势最为吃重，需求最甚，因而上述台籍日本兵主要就被送往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及周边荷属东印度的岛屿，包括沙捞越和英属北婆罗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到1945年投降时，日本总计从台湾招募了军属126570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则征召了80433名军人，二者合共为207087人，其中有30304人阵亡于战场。[14]在1943年底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军主力采取跳岛战术北向直接进攻菲律宾而向日本列岛推进后，打击和进攻困守于这一地区的日军就主要由澳军协助留守该战区的美军共同负责。可见，这大批的台籍日本兵就在澳军的作战区域里协助日军对付盟军。他们担任入侵并驻守当地的日军各项后勤作业的支援，比如建筑和维修飞行跑道、港口要塞、碉堡坑道、兵站补给、仓储运输、货物管理及设施维护、以及养殖种菜等工作。只是日军在盟军强力打击下，战局恶化，损失惨重，为垂死挣扎计，便在战场现地征召，挑选台籍军属转服特别志愿兵，直接编入作战部队，许多人就此战死异域。[15]
在这些台籍日本兵中，有680人因其在此前所受教育中学过或接触过英语，于 1942年被征召为战俘看守(监视员)，经短期军事训练，被分发南洋各地日军所设立之俘虏营看管盟军战俘。他们中有109人死于菲律宾战场，210人失踪或失联。[16]在上述澳军为主的西南太平洋作战区域里，日军在英属北婆罗洲设有两处战俘营，分别位于亚庇(Kota Kinabalu)和山打根(Sandakan)，在沙捞越的古晋(Kuching)也有一所；在葡属东帝汶则有帝力(Dili)和包考(Baucau)战俘营，在荷属东印度的安汶(Ambon)及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也各有一处。关押盟军战俘最多的战俘营是北婆罗洲和拉包尔，台籍战俘监视员大多就被派往这两个地方。
日本投降后，澳军接管了上述地区。作为日军在上述地区各战俘营担任看守的台籍日本兵，除了前述剩余人员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战犯嫌疑大部分被留下接受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审判外，[17]其余人员则幸运地在1946年由盟军派船遣返回到台湾。[18]
战犯指认与羁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亦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同盟国胜利告终。当天，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地面部队总司令暨澳大利亚军队最高指挥官布莱梅将军(Gen. Thomas Blamey)，立即下令该战区内的日军向澳军投降，解除武装。[19]然而，因战区辽阔，岛屿众多，澳军部队直到9月中旬才完成该地区的受降和盟军战俘的解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因应善后要求，推动对日本战犯的认定与审判，其当务之急便是先将这些战犯嫌疑人予以认定并羁押起来。在9月2日盟国于日本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的当天，澳大利亚便已向英联邦提出立即逮捕日本战犯接受审判的要求；[20]9月6日，也就在澳军于新不列颠岛辛普森湾外海上接受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主力第八方面军投降的当天，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大法官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席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也正式向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这一要求；[21]一周之后，麦克阿瑟接受了建议，在日本发出了命令。[22]于是，9月20日，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国会上力促在澳军接管的西南太平洋区域内就此立即采取行动，受到执政党和在野党支持，[23]次日，获得授权的澳军总司令布莱梅将军便向战区所属部队下达了逮捕战犯的命令。[24]
在西南太平洋各群岛上执行受降和善后任务的澳军，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25]由于在这一区域投降的日军人数众多，超过了20多万人，[26]于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其集中安置等待遣返之后，澳军便根据战争罪行法列出了犯有普通战争罪的乙级战犯名单，这些人主要是日军的中高级军官；[27]而对那些犯有违反人道罪的丙级战犯，通常都是中低级军官和士兵，也包含在日军中服务的日本平民及台湾和朝鲜的军属及入伍官兵，则采取让其以群体集队在营地或驻地大街上列队行走的形式，由当地被其奴役虐待的民众及幸存下来的盟军战俘等在一旁指认。[28]比如，从日军在山打根战俘营里成功逃出来的澳军中士麦乃仁(Robert McLaren)，他随后便就地加入了澳军派往婆罗洲敌占区进行情报与游击活动的特别秘密行动小组，到日军投降时，已因功及卓越贡献而被晋升为上尉，此时也为了辨认战犯，特地从澳洲前来纳闽，履行指认职责。[29]而在维瓦克，1942年底被日军从新加坡俘虏的英军中转运过来做苦工的2600名印度兵中之唯一幸存者辛格中尉(Lieut. Chint Singh)，也于11月中旬赶到这里，要为其死去的弟兄同袍伸张正义，以告慰其在天之灵。[30]辛格中尉和其他在新几内亚的印度兵战俘一起，积极指认，[31]一位原本没有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日军曹长，就在拉包尔的营地外被这些印度兵战俘认出，使之与其他许多杀人凶手一起被关进拘留营，面临审判。[32]而在11月22日拉包尔的一次日军列队群里，一位印度尼西亚裔荷印兵战俘就当场指认出10名战犯，这些日军官兵在1942年都曾参与对荷印兵战俘的大规模集体屠杀，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捅，十分残忍。总计印度兵和荷印兵战俘指认了140名战犯。[33]1945年9月，在拉包尔的700多名中国战俘获澳军解救后，就已经向澳军表达了审判日军罪行的强烈愿望，列举了日军活埋和斩首中国战俘、残酷虐待的事实，为此，澳军特别在12月初安排那些管理和接触过中国战俘的日军和台籍日本兵列队前往中国营地，让其中国盟友指认。那些毒杀中国战俘、将生病无法工作的中国战俘活埋或枪杀的日军战犯，在中国官兵面前一一落网；[34]在这些日本兵中，有一人甚至还未等到中国战俘指认，就直接站了出来，因为他知道其本人对这些中国人的残酷手段实在是太臭名昭著。但令澳军遗憾的是，他们某次曾将一队18人的日军嫌疑犯带给中国军人指认，其中有一人却无法得到辨认确定，从而让其逃脱羁押和审判。[35]除了中国战俘外，澳军也在拉包尔解救了800多名由日军主要从广东省征募和强运到此的平民劳工，[36]这些平民劳工也同样遭受到日军的残酷对待和屠杀。为此，他们也积极参与对日军战犯的指认。但因中国官兵和平民缺乏翻译，导致至少有120名有嫌疑的日本战犯无法得以指证，澳军只得暂时将其继续羁押，以便此后能逐渐将其指证。[37]实际上，导致中国官兵与平民难以在战犯指证方面获得较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翻译，还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饱受日军欺凌奴役，甚至亲身经历或目睹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和平民的屠杀和其它暴行，也因不知道这些日军的姓名及番号(包括已被调动到别处)而难以举证。[38]尽管如此，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尽其可能地配合澳军，不让这些日本战犯逃脱应有的审判。
到1945年10月15日，在英属北婆罗洲，澳军第9师已将日军古晋战俘营120人警卫队的一半官兵羁押，其它战俘营总计500人警卫队的百分之十官兵，也被作为战犯嫌疑人逮捕。[39]到10月底，仅澳军第9师就已列出420名日军战犯嫌疑人名单，并将其195人收押监禁，等待审判。[40]而在新不列颠岛，澳军第11师因接收的规模大及范围广，此项行动进行得较为迟些，到当年11月6日，已经将逮捕的74名涉及虐待和屠杀美澳等盟军白人战俘的战犯嫌疑人关进拘留营；一个月后，再有200名战犯陆续遭到逮捕，后续还有更多的战犯将被逮捕并接受审判。[41]
战犯审判
澳大利亚动作迅速，很快便在其境内和西南太平洋战区所设的军事法庭对指认和逮捕的战犯进行了审判。1945年11月29日至1946年2月28日，在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岛进行了25场审判，被判刑的战犯共148名；[42]194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布亚岛的维瓦克进行了2场审判，被判刑的战犯共2名；[43]1945年12月3日至1946年1月31日，在英属北婆罗洲的纳闽进行了16场审判，被判刑的战犯共145名；[44]从1945年12月12日至1947年8月6日，在拉包尔共进行了188场审判，计有390名被指证的日军战犯受到了审讯，其中266人被确认有罪；[45]1946年3月1日至4月29日，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达尔文进行了3场审判，被判刑的战犯共22名；[46]1946年6月26日至1947年4月29日，在新加坡进行了23场审判，被判刑的战犯62名；[47]1947年11月24日到1948年12月8日，在香港进行了13场审判，判刑战犯42名；[48]1950年6月5日到1951年4月9日，在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进行了最后的26场审判，判决了121名战犯。[49]
仔细梳理上述各场审判个案，可以检视出被判刑之台籍日本兵战犯有95人，皆为军属及正式入伍的士兵，判刑的地点基本上集中于纳闽和拉包尔两地，而以前者居多，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皆为日军在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战俘营的看守。[50]但这些在纳闽被判刑的台籍战犯，也都在1946年初被转移集中到拉包尔继续审判，并对其在纳闽的判刑结果予以复核，最终定案。[51]
战时日军在沙捞越战俘营关押的盟军战俘(主要是英军和澳军)和平民总计有4660人，遭受到残酷虐待和屠杀，到日军投降时只剩下1393人；[52]在山打根战俘营则有2500名英、澳军战俘(包括因战机被击落而被俘的部分美军飞行员)，但到1945年9月时，除了有6名澳军战俘在此前趁机逃脱外，其余全部遭日军虐待致亡和枪杀。[53]1945年12月3日开始，纳闽军事法庭就日军在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战俘营盟军战俘被杀事件审判涉事凶手，首批7名日军和13名台籍战犯一起受审。他们因虐待并枪杀或用刺刀捅杀43名战俘，手段残忍，于12月6日全部被判枪决。[54]经其辩护人以这些台籍看守是奉命行事为由紧急上诉，最终在次年初被改判10年徒刑，并罚做苦工。[55]也许是受此次判决上诉的影响，当年12月31日在纳闽军事法庭受审的5名台籍战犯，就被判决5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56]1946年1月9日，18名台籍战犯分别被判8至20年不同的监禁；[57]1月13日至15日，又分别判处20名台籍战犯8年到20年不等的徒刑；[58]1月19日和30日，另外10名台籍战犯被判决12至15年不同的监禁；[59]1月31日，再有33名台籍战犯被判处3年到20年不等的徒刑。[60]由此可见，在纳闽军事法庭判决的145名战犯中，台籍战犯占了三分之二强。
到1946年2月，因澳军结束在沙捞越及英属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的军管，军队复员撤退回国，上述在纳闽被判刑的战犯及一些仍未曾接受审讯之嫌疑犯，就被转送到澳属海外领地的拉包尔，前者的刑期需要在此复核确认，后者则因需要而被集中于该地继续接受审判。[61]而在拉包尔的审判，也同样涉及到台籍日本兵。7名身为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团员而加入日军第26兵站服务的台籍战犯，因涉及在1943年于拉包尔附近枪杀7名中国战俘，于1946年4月16日被判处绞刑；到七月初复核的结果，他们中之5人改判终身监禁，另两人即日本名林一(中文名林发伊)和末代原武雄(中文名陈铭智)则因拒不认罪，法庭于7月7日确认维持原判，执行绞刑。[62]事实上，被判决死刑的还有另外5名台籍日本兵。其中一位名叫米田进(中文名潘进添)的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团员，来到拉包尔后在日军第26兵站入伍成为军曹，因涉及24名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6名生病中国战俘分别在1943年3月和4月于拉包尔附近的塔笠沥(Talili)海湾被害案，在1946月4月23日受审，他因亲手枪杀两名中国战俘而被判绞刑。[63]而那些在英属婆罗洲参与杀害英军和澳军战俘的台籍战犯，也有4人在移送到拉包尔后经复核与重审，于1946年5月20日和28日分别被判处绞刑，[64]经复核确认后在当年10月18日执行。[65]
虽然在1946年之后的审判中已经没有了台籍日本兵战犯的身影，但仅就其被判刑的人数而言，已占澳洲军事法庭所判决战犯人数的七分之一。除了被执行死刑者之外，所有这些被判刑的台籍战犯在判刑后的初期都关押在在拉包尔的临时监狱，随后不久则被送到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监狱服刑。
遣返
早在军事法庭审判台籍战犯时，中国方面便通过驻澳大利亚公使馆向澳方表达了关切，即表示战后台湾回归中国，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国国民，希望能将其按战胜国的国民对待。但澳大利亚并不买账，认为他们是以敌国军民身份参与的战争罪行活动，仍然要以敌国公民身份待之并予以判决。[66]此后台湾各方面及外交部门通过种种途径，希望将这些被判刑的台籍战犯假释，并许以在台湾继续关押服刑的保证，也未动摇澳大利亚让这些战犯在马努斯岛继续关押的决心，只是对那些因健康原因需要治疗的战犯(如被判15年徒刑的邱荣)给予通融，出于人道关怀，将其送往日本。[67]事实上，促使澳大利亚在这件事情上不松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内要严惩日军战犯在战争期间所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强烈呼声。[68]
但在1951年即马努斯岛军事法庭战犯审判结束后，原先立场坚定的澳大利亚也迅速转变了遣返这些战犯的态度。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国际上要求对这些战犯予以大赦和假释的请愿运动规模强大，1950年3月7日麦克阿瑟在日本宣布对服刑表现良好的战犯减刑三分之一以及被判终身监禁者在服刑15年之后可以获得假释；之后又因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缔结而在次年4月28日生效，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态，激起国内要求释放所有乙丙级战犯返回日本的请愿运动。[69]当年9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设立战犯大赦和假释委员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推荐对相关被判刑之战犯提出减刑、假释及大赦的建议。[70]由是，澳大利亚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何况此前英国和荷兰就已经将在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审判的战犯送往日本的巢鸭监狱关押服刑。[71]尽管澳大利亚仍然不情愿，但也只能随着大流，于1953年将这些战犯遣送去往日本继续服刑，其中也包括了台籍战犯。[72]到1958年，所有战犯都被假释、减刑及以赦免的名义释放。[73]
而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一直坚持着以前的观点，即这些台籍战犯是服务于日军，也以其国民的名义对日军占领地区的当地平民及盟军战俘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行，因而拒绝了将其遣送去台湾的要求。例如，中国驻澳公使馆在1947年12月4日致函澳大利亚外务部，希望将在纳闽和拉包尔判刑的这些台籍战犯遣返台湾。但经外务部与军方多次沟通后，澳方于次年3月22日回绝了上述要求。[74]尽管这样，这些台籍战犯显然对去往日本并不介意，反而觉得那里才应该是其归宿，因为他们是为了日本而应召服役并加入日军，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将自己视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75]1946年4月，林江山在得之被判绞刑后所写之绝笔诗就是最好的写照。[76]而这些台籍战犯在日本获释后，并没有回到台湾，而是基本上都留在了日本，包括前述因病于1948年被遣送日本就医的邱荣，也利用机会从医院潜逃，就地藏匿。[77]这些台籍战犯的经历及其后半生，也是在简茂松的自述《我啊！一个台湾人日本兵的人生》于2001年在台湾出版后，方才为人所知。[78]
结语
本文只是根据澳大利亚所藏有的档案及相关研究，对战后澳洲军事法庭审判的台籍战犯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并顺带将台籍战犯审判相关的主要档案作为注释部分列出，以便检索。限于篇幅，本文对很多与台籍战犯相关的问题都未能顾及。例如，整个战犯审判过程中的审讯口供及证词都完整地保存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和战争纪念馆的档案中，从中可以看到战时这些台籍战犯是如何残忍地屠杀及虐待战俘和平民，这与几十年后台籍战犯所声称的只是执行看守任务，所获刑期是澳人报复结果完全不同。[79]事实上，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表明，对这些战犯的判决都是在大量证据基础上做出，完全是依据事实而判，[80]甚至其中一些审判中的澳人辩护律师，在这些日本战犯被判刑后，还根据程序为其提出上诉。[81]此外，战后同盟国之间对这些战犯国籍的变更和转换之间的问题之交涉和博弈，[82]以及日据时期皇民化措施对这些台籍日本兵在二战中行为及意识的影响等等，[83]关系到台湾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路径与方向，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与台籍战犯相关的问题，也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探讨。
2021/02/12
[1] 据澳大利亚联邦立法公报，1945年战争罪犯法是1945年第48号法案，当年10月4日在参众两院立法通过。见澳大利亚政府联邦立法公报网站：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8C00198 (网站访问日期：15/1/2021)。
[2] 实际上这里边也包括了在由英国主导的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军事法庭的39场审判，因其皆与日本战犯对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不同地区之澳军及盟军战俘和平民所犯罪行有关。详见： Sissons, D.C.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1942-51), p. 19。该文可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计算机开放设施网站上获取：https://www.ocf.berkeley.edu/~changmin/documents/Sissons%20Final%20War%20Crimes%20Text%2018-3-06.pdf (网站访问日期：15/1/2021)。
[3] Morris, Narrelle. Research Guide: Japanese war crimes in the Pacific-Australia’s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9, p. 145。作者Morris是目前澳洲最具权威的有关战犯审判档案的整理者和学者，上述数据是其最新统计。但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根据所藏档案综合统计，在整个军事法庭战犯审判期间，澳大利亚共计审讯了924名战犯嫌疑人，他们中有148人被判死刑并予以执行，还有496人被判处不同的刑期。见：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 Fact Sheet 61: World War II war crimes”, https://www.naa.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05/fs-61-World-War-II-war-crimes.pdf (网站访问日期：15/1/2021)。
[4] 席慎思是澳大利亚研究战犯审判的最主要学者，其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关战犯审判研究成果及手稿，已由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收藏存档并开放查阅，见：Papers of David Sissons -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ttps://nla.gov.au/nla.obj-337994618/findingaid (网站访问日期：15/1/2021)。
[5] 例如：Pappas, Caroline. Law and Politic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in the Pacific, 1943–1961,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998); Carrel, Michael. Australia’s Prosecu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Stimuli and Constraint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5); Okada, Emmi. “The Australian Trials of Class B and C Japanese War Crime Suspects, 1945–51”,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6 (2009): 47-80。
[6] 例如，Lee, Lisa. “A case from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Lieutenant General Nishimura, 1951”, Deakin Law Review, Vol 18, No.2(2013): 337-360; Cribb, Robert. "Atrocity and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Guilt,"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2: Iss. 3(2018): 4-9; Morris, Narrelle. “Unexpected Defeat: The Unsuccessful War Crimes Prosecution of Lt Gen Yamawaki Masataka and others at Manus Island, 195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11,3 (2013): 591-613; Aszkielowicz, Dean. The Australian Pursuit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1943–195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Morris, Narrelle. "Justice for 'Asian' Victim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of the Japanese, 1945-51."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War Crimes T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48-366。
[8] 粟明鲜：《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始末》，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页80-84。
[9] 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国际战犯审判中的台籍战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3年12月20-21日。会议收到的论文中，直接与澳大利亚审判相关者有：Shi-chi Mike Lan, “Crime of Interpreting: Taiwanese Interpreters as War Criminals” (蓝适齐：“翻译致罪：二次大战后受到国际战犯审判的台籍战地译者”) 、Dean Aszkielowicz,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ursuit of Korean and Formosan ‘Japanese’ War Criminals”以及Barak Kushber, “The Collapse of Empire and the Search for Colonial Guilt: Taiwanese War Criminals and the Conflict with International Law”。见：https://ccuhistory.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9.html (网站访问日期：20/1/2021)。而中国大陆学者虽然也有涉及战后中国审判日本战犯问题的研究，但可能因档案资料所限，尚未发现有对澳大利亚战犯审判中的台籍战犯情况之研究成果。
[10] 蓝适齐：“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期末报告：在国际战犯审判中的台籍战犯：被殖民者的战争与对‘殖民战争责任’的一个新思考”，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3月28日。见：https://ah.nccu.edu.tw/item?item_id=128086 (网站访问日期：17/1/2021)。
[11] 自1990年代开始，台湾学界开始有系统地记录、整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籍日本兵的经历，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对台籍战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见郑丽玲：《台湾人日本兵的“战争经验”》，台北县板桥市：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周婉窈：“日本在台军事动员与台湾人的海外参战经验”，《台湾史研究》，第2卷1期(1995年6月)，页85-126；蔡慧玉：《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周婉窈：《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湯熙勇：《台北市台籍日兵查访专辑：日治時期参与军务之台民口述历史》，台北：台北文献委员会，2001年；李展平：《前进婆罗洲：台籍战俘监视员》，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年，及《战火纹身的监视员：台籍战俘悲歌》，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7年；刘慧真：“‘国籍’之囚：台籍战俘监视员的离散经验”，台湾近代战争史(1941-1945)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高雄，2011年10月1日，见：http://taioanlaupeng.blogspot.com/2011/10/ (网站访问日期：17/1/2021)。
[12] 李维恂先生访谈(访谈者：粟明鲜；形式：面对面)，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见粟明鲜，前揭书，页81。李维恂，1918年生，前忠义救国军少校，1942年10月在江苏省松江县被日军俘虏，随后与其他1500名中国战俘被强运至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做苦工；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9月为澳军所解救。在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他曾担任幸存下来的中国战俘集中营副主官。
[13] 参见张迎来：“曰据时期台籍日本兵研究”，《现代台湾研究》2012年2期，页59-63；吴亮衡：“隐身于喧嚣中的台湾记忆──烽火下的军夫军属”(2016-11-8)，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wmilitary-porter-in-ww2/ (网站访问日期：17/1/2021)。
[14] 转引自蒋宗伟： "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4期。
[15] 比如，1943年底从中国战场调往太平洋战场之新几内亚岛西部的日军第36师团，配属该部的台湾军属1750人，战争结束时生存下来的只有577人，显然是因应战局变化而被补充为一线战斗兵，造成存活率只有33%。见：近藤正己(林诗庭译)：《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的崩溃》，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页387。
[16] 李展平：《战火纹身的监视员：台籍战俘悲歌》，“简介”。见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官网馆藏介绍：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71/2455 (网站访问日期：17/1/2021)。
[17] 据统计，战后总共有190名台籍日本兵成为战犯嫌疑人受审。除了被英国、荷兰和美国分别判刑26、7、4人之外，余皆由澳大利亚审判。见蓝适齐：“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台籍战犯”，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21064，上传时间：2018-11-23 18:45:54 (UTC+8) (网站访问日期：17/1/2021)。
[18] 日本投降后，澳军登陆拉包尔接管新不列颠岛后发现，在该地之台湾壮丁有6465人。很显然，他们即台籍日本兵。见“驻澳公使郑亦同电外交部为澳战犯接受之我国军民急需救济及遣送”(民国34年10月30日)，谢培屏编：《战后遣送旅外华侨回国史料汇编》(2)澳洲·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篇，台北：国史馆印行，2007年12月，页4-5。但档案未显示这些人何时被遣返回台之记录。而据一名叫苏喜的台籍日本兵所述，他先以军属身份于1942年被派往新不列颠岛服役，次年在现地前线受征召而成为当地日军部队的正式军人。战后，他随着大批台籍日本兵被盟军遣返，于1946年3月13日搭乘除役的日本特设航空母舰熊野丸回到台湾基隆。见周婉窈，前揭文，页91-92。
[19] “Order of the Day by General Sir Thomas Blamey, Advanced LHQ, Borneo, 15th August 1945”, AWM045104。
[20] “Australia demands arrest of Jap war criminals”, Advocate (Burnie, Tasmania), 3 September 1945, p. 3。
[21] “Arrest for Jap War Criminals”, The Courier-Mail (Brisbane), 7 September 1945, p. 2。
[22] “Gen. Macarthur orders arrest of war criminals”, Advocate, 13 September 1945, p. 1。
[23] “Action demanded on Jap war crimes trails in Aust. areas sought”, Daily Telegraph (Sydney), 21 September 1945, p. 3。
[24] “Instruction to Blamey”,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September 1945, p. 3。
[25] “Australian army seizing Jap war criminals”, Truth (Sydney), 23 September 1945, p. 1; “Arrest ordered of Jap Nauru killers”, The Courier-Mail, 22 September 1945, p. 3。
[26] 仅在澳属新几内亚，日军第八方面军向澳军投降时的剩余兵力(包括陆海军)就有139000人，见“Islands surrender: force of 139000 Japanese yield to A.I.F.”, West Australian (Perth), 7 September 1945, p. 7；在巴布亚的维瓦克，日军第18军及海军部队向澳军投降时，其残余兵力合计仍有15000人，见“Wewak surrender to be made today”, Queensland Times (Ipswich, Queensland), 13 September 1945, p. 1；在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日军向澳军投降时，其余部仍有41000人，见“Morotai”, Daily News (Perth), 3 September 1945, p. 5, and “41000 surrender in the Moluccas”, The Sun (Sydney), 2 September 1945, p. 1；英属北婆罗洲的日军残余兵力，投降时也仍有18000人，见“Japs being concentrated in North Borneo”, Advocate, 1 November 1945, p. 5。
[27] 到1945年11月初，澳军便已根据相关名单逮捕了74名被列为乙级战犯的日军中高级军官。见“Australia completes cases against Japs”, Lithgow Mercury (Lithgow, NSW), 6 November1945, p. 1。
[28] “Australians pick criminals in Jap line-up”, Newcastle Sun (Newcastle, NSW), 1 October 1945, p. 2。
[29] “War criminals, identifying Japanese: Australian guerilla assists”, West Australian, 12 October 1945, p. 7; and “Sandakan escapee will identify Jap criminals”, The Argus (Melbourne), 12 October 1945, p. 20。
[30] “One survivors of 2600”, The Sun, 19 November 1945, p. 1。
[31] “Indians’ revenge: identifying Japanese war criminals”, Kalgoorlie Miner (Kalgoorlie, WA), 14 November 1945, p. 1。
[32] “Curiosity put Jap war criminal away”, The Sun, 18 November 1945, p. 1。
[33] “10 Japs identified as murderers”, Mercury (Hobart), 23 November 1945, p. 5。
[34] “Policed Japs guard Rabaul murderers”, Guinea Gold (Papua New Guinea), 4 December 1945, p. 4。
[35] “Chinese shed inscrutability as they identify Rabaul Japs”, Daily News, 4 December 1945, p. 4。
[36] “外交部电军转办关于处置澳战犯接管我国官兵及平民事”(民国34年11月5日)，见谢培屏，前揭书，页5-6。日军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及香港强行征召的平民劳工总计有2380人，于1942年10月将其强运到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占领区域做苦工，饱受虐待和屠杀；到日军投降时，只有800多人幸存下来。见：AWM54 1010/4/15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37] “War criminals identified at Rabaul”, The Argus, 24 November 1945, p. 3。
[38] 李维恂先生访谈(访谈者：粟明鲜；形式：面对面)，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39] “Trail for many Japs in Borneo”, The Courier-Mail, 16 October 1945, p. 1; “Trial for Japanese in Borneo; Investigations in progress”, Army News (Darwin), 18 October 1945, p. 4。
[40] “A.I.F. arrests 195 war criminals”, Daily Telegraph, 1 November 1945, p. 3。一个星期后，澳军在莫罗泰和英属北婆罗洲再逮捕了另外的153名战犯嫌疑人，等候审判。”Round up goes on”, Army News, 8 November 1945, p. 1。
[41] “Mass arrest of Rabaul suspects”, The Sun, 7 December 1945, p. 7。1950年，澳洲军事法庭在收集充足证据的基础上，再对关押的300名战犯嫌疑人审判，以及决定再于日本逮捕200战犯嫌疑人，一并审判。当然，这一年的审判，主要是与战时日军官兵对澳洲战俘的屠杀与虐待罪行有关，基本上已不涉及台籍日本兵。见：“War criminal tribunals again soon, Australians may seize 200 more Japanese suspects”, The Sunday Herald (Sydney), 15 January 1950, p. 7。
[42] 详见：AWM54 1010/2/3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Nominal roll,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embarked Morotai, on HMAS DUNTROON for onward movement to Rabaul, 1946; AWM54 1010/2/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Japanese in Australian PW Camps and on Administrative Staff Kuching。
[43] AWM54 1010/9/9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nvestigation of Atrocities:] Cannibalism - Murder of Indian Prisoners of War New Guinea - 1943-1944; AWM54 1010/4/168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Statements by Lieuts TW Ashton and FW Davis and others re the mutilation of the dead and cannibalism of Australians in the Wandumi area during February 1943。
[44] AWM54 1010/1/19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General:] List of documents used in trial of War Criminals, by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s, held at Labuan,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6; AWM54 1010/6/1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Summary of proceedings and petitions, messages and correspondence r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Labuan - 1945-1946。
[45] AWM54 1010/9/2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nvestigation of Atrocities:] Australian Military Forces War Crimes trials,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t Rabaul, Morotai, Labuan, Wewak and Darwin to terms of imprisonment imposed at Rabaul New Guinea 25/2/1947. Nominal roll of Japanese in Rabaul Area under sentence February 1947. Nominal rolls Japanese Legal Staff - suspects held in custody - Personnel to be held as witnesses - Personnel awaiting repatriation。
[46] AWM54 1010/6/10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Report on Darwin Trials. Lt-Col Yutani and others concerned in the murder of two Prisoners of War - Armstrong and Martin at Timor。
[47] AWM54 1010/4/17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Official statements made by Lieut Fukuda IJA OC Shimo Sonkurai, POW Camp Thailand between 15/5/1943 and 31/7/1943. Appendix VI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 1 Report by Col EB Holmes 5/9/1945; 2 Statements etc. obtained by HQ AIF in Changi, Singapore, August - September 1945; AWM54 1010/4/16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Australian War Crimes Commission, questionnaire - statements by Indians, captured at Singapore, 1942。
[48] AWM54 1010/3/111 Part 1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his was the trial of Japanese concern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ustralian and Dutch Prisoners of War at Hainan. Trial of Tahara Susumu; AWM54 1010/3/111 Part 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rial of Tahara Susumu (March-May 1948); AWM54 1010/3/111 Part 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rial of Tahara Susumu。
[49] AWM54 1010/1/2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General:] Movement of Japanese suspect War Criminals from Japan to Manus Island。
[50] “外交部电国防部司法行政部转驻雪梨总领馆呈来被澳陆军部判决之台籍战犯名单”(民国37年4月16日)，《澳大利亚陆军部日台战犯审判记录(一)》，国史馆档案史料，典藏号：020-010117-0048。
[51] 详见日本“近現代史?腹備忘録”网站整理的B级裁判资料：“157：オーストラリア管轄戦犯裁判”，http://stomach122.jugem.jp/?eid=157 (网站访问日期：22/1/2021)。
[52] Thomas Fuller, “Borneo Death March /Of 2,700 Prisoners, 6 Survived : An Old Soldier Remembers a Wartime Atrocit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9. See: https://www.nytimes.com/1999/03/23/news/borneo-death-march-of-2700-prisoners-6-survived-an-old-soldier.html(网站访问日期：22/1/2021)。
[53] Sandakan Death March - Sgt J.W. Sue, NAA: MP927/1, A274/1/54; Loss of Australian PoW in death march from Sandakan to Ranau, NAA: MP742/1, 51/1/269;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Australian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https://www.awm.gov.au/articles/encyclopedia/pow/general_info (网站访问日期：22/1/2021)。
[54] Eric Thornton, “Death sentence for Jap, massacre of POW’s”, The Argus, 6 December 1945, p. 16。
[5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ATSUMOTO Hideo AWC 776: YOKOYAMA Nobuo AWC 866: NANGO Hiroshi AWC 796: YAMADA Yoshimasa AWC 854 - Sugino Unit: MAEKAWA Harukichi (Corporal) AWC 768: KANEKO Masumi (Corporal) AWC 745: YAMADA Tokuichi (Corporal) AWC 855: IGAWA (Ikawa) Kichizaemon (Private) AWC 735: SASAI Shinzaburo (Private AWC 811: HIROTOMI Asao (Private) AWC 729: KOMAKI Kiyomatsu (Private) AWC 762: KOIZUMI Jisako (Private) AWC 761: HODOSHIMA Namiji (Private) AWC 731: MIURA Wataru (Private): NAKAYAMU Hiroji (Private) - Labuan Unit: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8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14;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IROTA Selichi AWC 728 : KANASHIGE Shokichi AWC 748: FUJIKAWA Tetsuo AWC 704: HIRAYAMA Hideo AWC 725: NAKAYAMA Kenichi AWC 795: KAWAMURA Teruhoshi AWC 752: UMEMURA Susumu AWC 848: MIYAMOTO Fumio: KUMADA Norihara: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8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04。
[56]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IWABE Shigaru (Sergeant) AWC 74 : HAVASHIBA Mitsujiro AWC 722: ISHII Fujio AWC 740: KAWAKAMI Kiyoshi AWC 751: SUZUKI Saburo AWC 824: TAKATA Kunio AWC 830: YANAI Kenji AWC 862: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29 and 31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16。
[57]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NAGAHIRO Maseo: NAKAYAMA Tameo: HIROTA Ginjiro: HIROUCHI Jiro: MIYAKE Tadao: SHOJI Shinsuke: YOSHIKAWA Tatsuhiko: FUKUSHIMA Masao: GOTO Tsuneyoshi: MATSUBA Shokichi: TAKEUCHI Yoshmitsu: KAMIMURA Shoichi: KOBAYASHI Shizuo: MATSUDA Kenji: SANADA Shigenori: SONE Takeyoshi: TAKEMOTO Isao: UMEMURA Kemburo: UTSUNOMIYA Seichi : YOKOTA Kinzo: YOSHIMURA Hideo: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7-9 August 1946], NAA: A471, 8077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OKADA Toshiharu (Sergeant): HIROTA Ginjiro (Sergeant): HIROUCHI Jiro (Sergeant): MATSUDA Nobunaga (Sergeant): MIAKE Tadao (Sergeant): MORIOKA Teikichi (Sergeant): SHOJI Shinsuke (Sergeant): YOSHIKAWA Tatsuhiko (Sergeant): YOSHIOKA Shigeo (Sergeant): YASUYAMA Eikichi (Sergeant): Unit - N/A: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11-13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1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FUKUSHIMA Masao AWC 173: Unit - Sandakan POW Camp: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30 and 31 May 1946], NAA: A471, 81218; AWM54 1010/4/17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Affidavits by Japanese personnel in connection with charges arising from Sandakan - Ranau, death march with comments by Warrant Officer HW Sticpewich covering prelude to march, War crimes and events by Warrant Officer WH Sticpewich。
[58]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GOTO Tsuneyoshi: HAYASHIDA Kiyoshi: KANASHIGE Yoshio: MATSUBA Shokichi: NISHIKAWA Moriji: TAKEUCHI Yoshimitsu: TOMIYAMA Shintaro: TOYOOKA Eijiro: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13 and 14 January 1946], NAA: A471, 81970;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BEPPU Yoichi (Sergeant): YAMAMOTO Jiro: HASHIMOTO Masao: KAWAKAMI Kiyoshi: NAGAHIRO Masao: NAKAYAMA Tamao: OYAMA Tatsuo: Unit - Borneo Prison Camp: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14, 15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913。
[59]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UROZUMI Hisaa (Sergeant): FUKUDA Nobuo: GOTO Yoshitaro: HIROTA Nobuo: IKEDA Yashio: MATSUDA Takeo: NAGATA Shinichi: NISHIKAWA Yoshinori: TOYODA Kokichi: YANAGAWA Hideo: YANAGAWA Shigeinori: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18-19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76;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AYASHI Yoshineri: KITAMURA Kotaro: KIYOSHIMA Tadeo: Unit - N/A: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30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79。
[60]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1;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3。
[61] AWM54 1010/2/3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Nominal roll,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embarked Morotai, on HMAS DUNTROON for onward movement to Rabaul, 1946。
[6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ATSUSHIMA Tozaburo (Sergeant) AWC 2910: AYIZAWA Harimoto (Private) AWC 2651: HAYASI Hajimo AWC 2683: KIOHARA Takeo AWC 2913: OKABAYASHI Eikyu AWC 2685: YANAGAWA Vetane AWC 2914: SHIMURA Yuzo AWC 2911: FURUYA Eisuke AWC 2912: TAKABAYASHI Tsuruichi AWC 2684: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10-16 April 1946], NAA: A471, 80915; AWM54, 1010/6/103-[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Sgt Matsushima Tozaburo - Sup Pte Ayizawa, Harimoto Civilian Hayasi Hajime; Kiohara Takeo; Okabayashi Eikyu; Yanagawa Uetane; Shimura Yuzo; Furuya Eisuke; Takabayashi Tsurwichi -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 number of Chinese on or about 3rd March or 11 November 1943。
[63]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TASAKA Mitsuo (Lieutenant) AWC 2915, 26th Supply Depot: TAJIMA Moriji (Lance Corporal) AWC 2916, 228th Infantry Regiment: YONEDA Susume AWC 2686: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23 April 1946], NAA: A471, 80978; AWM54, 1010/6/49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AWC 2915 Lt Tasaka Mitsuo; 2916 L/Cpl Tajima Moriji; 2682 Civilian Yoneda Susume,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five Chinese at Talili, 1943。
[64] AWM54, 1010/6/30-[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of civilian, Kitamura Kotoro; Civilian Kawakami Koyashi; Civilian Suzuki Saburo, Statement by Keith Botterill, 1946; AWM54, 1010/6/105-[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at Rabaul of Kitamura Kotoro, Kawakami Koyoshi, Suzuki Saburo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ustralian soldier Pte Cleary at Ranau, Borneo in 194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KITAMURA Kotoro AWC 755: KAWAKAMI Koyoshi AWC 751: SUZUKI Saburo AWC 824: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25, 27 and 28 July 1946], NAA: A471, 81213; AWM54, 1010/6/89-[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AWC 720 Hayashi Yoshinori,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ustralian Pte N Parker at Ranau, Borneo, 194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AYASHI Yoshinori AWC 720: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29 and 30 May 1946], NAA: A471, 81015。这4名台籍战犯的名字是铃木三郎(Suzuki Saburo，中文名林琳彩)、川上清(Kawakami Kiyoshi，中文名蒋清全)、北村光太郎(Kitamura Kotoro，中文名王壁山)和林义德(Hayashi Yoshinori，中文名林江山)。
[65] Suzuki Saburo - CME - War Criminal number 824 - [box 6], NAA: B5563, 1258; Suzuki, Saburo - Civilian - Executed 18/10/46, NAA: B5569, SUZUKI/SABURO。
[66] Gavan McCormack, "Apportioning the blame: Australian trials for railway crimes", in Gavan McCormack and Hank Nelson (eds), The Burma-Thailand Railway: Memory and history, Allen & Unwin: 1993, p. 82。亦见：“驻雪梨总领事馆代电”(1947年9月1日)，《澳大利亚陆军部日台战犯审判记录(一)》，国史馆档案史料，典藏号：020-010117-0048；及“国防部为请转向澳洲联邦政府索寄台籍战犯判决书各一份以凭办理由”(1948年5月4日)，《澳大利亚陆军部日台战犯审判记录(二)》，国史馆档案史料，典藏号：020-010117-0049。
[67] “驻雪梨总领事馆电呈台籍战犯起诉罪状及判决表由”(1948年8月23日)，《澳大利亚陆军部日台战犯审判记录(一)》，国史馆档案史料，典藏号：020-010117-0048。邱荣的日本名是丰冈荣次郎(Toyooka Eijiro)。
[68] “Diggers furious over Japs' light sentences”, The Sun, 17 March 1946, p. 1。2005年，一位澳洲学者也在其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专辟一章讲述澳洲民众对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及判刑惩罚的强烈愿望，以彰显正义。见Michael Carrel, Australia's prosecu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stimuli and constraints,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5, p. 290。即便是在1953年所有战犯都被遣送到日本继续服刑后，面对来自各方面对这些台籍战犯减刑和提前释放的要求和具体安排，直到1955年中，即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顺应形势及盟国要求，跟在美国和英国之后而决定逐渐假释和赦免这些关押在日本巢鸭监狱的战犯后，军方仍然以不能忘记这些日军帮凶当年在山打根死亡行军过程中对英、澳军战俘灭绝人性的屠杀行为和罪行作为依据，密电外交部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见“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24 Aug 1955”, War criminals of Formosan and Korean origin [granting of parole], NAA: MP729/8, 66/431/27。
[69] Dean Aszkielowicz, “Chapter 21: Changing Direction: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n Australian Custody”, in Georgina Fitzpatrick, Timothy L.H. McCormack, and Narrelle Morri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1945-51, Brill | Nijhoff, 2016, pp. 732-754。
[70] “Harry S. Truman, Executive Order 10393—Establishment of the Clemency and Parole Board for War Criminals”,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78804 (网站访问日期：7/2/2021)。
[71] 比如，1950年1月23日，在荷属东印度军事法庭判决的600多名日本战犯就搭乘荷兰政府安排的轮船回到日本服刑，这些战犯中也包括了1947年在拉包尔被判刑10年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见：“Criminals retur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4 January 1950, p. 1。
[72] Narrelle Morri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the Pacific: Australia's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9, pp. 246-273。
[73] Dean Michael Aszkielowicz, After the Surrender：Australia and the Japanese Class B and C war criminals, 1945-1958,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July 2002, pp. 288-299。
[74]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NAA: A1838, 1550/21。
[75] 例如，1947年9月11日澳军对台籍战犯二等兵竹永茂松(Takenaga Shigematsu，中文名简茂松)及二等兵松本秀夫(Matsumoto Pideo，中文名吴金盛)的审讯记录表明，他们皆自愿应召入伍，宣誓效忠天皇和遵守日本法律。见“Interrogation of Formosan Civilian TAKENAGA Shigematsu by Capt. J. Gerke of HQ 8 MD, on 11 Sept 47, at RABAUL”及“Interrogation of AWC 776 2nd Class Pte MATSUMOTO Pideo of 15853 Field Depot and Civilian Guard, Borneo, by Capt J. Gerke of HQ 8 MD, on 11 Sept 47 at RABAUL”，《澳大利亚陆军部日台战犯审判记录(一)》，国史馆档案史料，典藏号：020-010117-0048。另见刘香君：“那一年，我们为了日本而战！”，《Taiwan Panorama台湾光华杂志》,2001年7月，页104。
[76] 林江山的绝笔诗是：“狱中赠花是亲友，好花美香解悲愁；人间如花无异样，盛咲既散万事休。花束如宝随人卧，嗅香忘悲谢贵君；与花同床偕五更，甦生若樱大和魂。”详见日本“近現代史?腹備忘録”网站整理的B级裁判资料：“1979：オーストラリア管轄?ラバウル裁判?第104号法廷／俘虜暴行致死?林事件”，http://stomach122.jugem.jp/?eid=1979 (网站访问日期：7/2/2021)。
[77]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NAA: A1838, 1550/21。
[78] 详见：滨崎紘一著、邱振瑞译：《我啊！一个台湾人日本兵简茂松的人生》，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
[79] 比如，庄智：“我啊！一个台湾人日本兵简茂松的人生”，《台湾光华杂志》，2001年6月，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71c7022f-a72c-4081-93a9-b8dfe65ed430 (网站访问日期：8/2/2021)。
[80] Narrelle Morris and Tim McCormack, “Chapter 23: Were the Australian Trials Fair?”, in Georgina Fitzpatrick, Timothy L.H. McCormack, and Narrelle Morri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1945-51, Brill | Nijhoff, 2016, pp. 781-809。
[81] 例如，Emmi Okada, 前揭文，pp. 56-57。
[82] Narrelle Morris, “Justice for ‘Asian’ Victims-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of the Japanese, 1945–51”, in Kevin Jon Heller and Gerry Simpson,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War Crimes T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48-366。
[83] Yoichi Nakano, Japan’s Wartime Use of Colonial Labour: Taiwan and Korea (1937-1945), Master of Art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8; and Patricia Hului, “Fighting For Japan: The Korean And Formosan Soldiers During WWII” (July 15, 2020), https://kajomag.com/fighting-for-japan-the-korean-and-formosan-soldiers-during-wwii/ (网站访问日期：8/2/2021)。
这是追踪了十几年收集档案材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