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这是以死亡为代价，该结束了 | |
| 中产财经生活 ｜2022-04-13 | |
封了很多天，有点实际感受。现在疫情吃紧，还可能有城市进入封城状态，这些想法，对其他城市也适用，甚至更重要。因为每个城市第一波总是最混乱与绝望的。早点想明白，早做准备才能避免悲剧屡屡发生。
一、停止急诊要求核酸报告
急诊前先核酸，其荒谬让人惊异！这里的逻辑非常简单，
现在上海没有一例因为新冠死亡，但因为急诊要求核酸报告耽误，已经死亡多人了。之前城市也有类似事件。
在封控之下，能够出小区的，大多数已经是十万火急，既然已经是抢救了，既然已经是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了，那还有必要先做核酸吗？
是怕感染医生？
医生本就是做了防护的。难道医生给病人问诊一下，护士给病人输个液，比在方舱呆在一群阳性感染者中间更危险吗？
更何况，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病人、结核病人，难道医生就拒绝抢救吗？急诊医生给病人紧急止血，也不要求先出艾滋病毒报告啊?
更何况，奥密克戎感染后的风险非常小。
是怕病人之间相互感染？
在特殊时期，病人以及家属一定会愿意达成以下共识：“我进急诊，我不核酸，我接受其他病人也不做核酸，我自己承担感染新冠的风险”。病人肯定都会同意，因为减少手续时间等于活下来，而感染奥密克戎后面临的风险很小。
可见，急诊要核酸检测报告，造成的损失远大于风险。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道理。事实上，已经造成诸多悲剧，不停止，未来还会再现。
即便要检，也应用能立即出结果的抗原代替，即便假阴性高，风险也可接受。
即便不能所有急诊都免核酸，也可设立免核酸报告的急诊点，医生做好防护，患者责任自负。
二、排查边缘居民
这里的边缘人，指在居委会管理边缘的居民。老人、精神病患者、独居未成年人。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小区居住，也并不是所有人有呼救能力。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口约为581.5万人，占总人口的35.2%，独居老年人数达到了31.74万，孤老人数为2.49万人，他们是本轮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
不能清零胜利之后，才发现惨状。
三、超大型社区进行分割、分区管理
一个5栋楼，400家的小区，显然会比250栋楼，3000家的小区容易解封。但是，3000家的小区中，有1家阳性，就不能解封。这既不必要的增加了居民的封控时间，又增加了居民感染的风险，还增加了居委会、志愿者的劳动量。
如果小区有多个门，比如三个门，可以用铁丝网、铁板，临时分为三区，先解封2000家出来，就能极大的减小居委会、社区志愿者的劳动量，减少居民交叉感染的风险。
北京天通苑号称亚洲最大社区
四、伴随逐步解封，腾出更多人手，实行更多品种、更人性化的物资供给
城市抗疫需要很多物品。居民需要消毒，酒精、紫外线灯、臭氧消毒器、防护服等等，都需要通过电商进入被封控城市。
何为基本生活所需？现代生活很复杂。人要坚持足不出户，并不是只有食物就够了。
月抛的眼镜、呼吸机的过滤膜、净水器的滤芯、肠瘘的粪袋、卧床老人的褥疮垫、血糖试纸、屏幕摔了要换，这都是现代生活必需。甚至键盘、显示器坏掉了，买不到新的，都会毁掉一个人的生计。
水果算不算生活必须？似乎不算，但监狱也会供应水果。当然，如果长期封禁的小区，能分时段放风一下，就更好。
随着初期混乱逐渐平息，供应体系有能力满足一个稍微有尊严，提高人们耐受度的物资供应。
物资消毒问题，可以在社区找一间屋子封闭起来，加湿空气，用臭氧消毒1-2小时，臭氧分子无孔不入，对表面消毒，效果很好。0.05ppm和0.1ppm的低浓度臭氧，就能灭活新冠病毒。臭氧无污染，自然分解为氧气。臭氧对物品有氧化作用，需要注意，一般水果、瓶罐、外包装，表面被氧化也不要紧。具体技术细节，可以网上查询。
医用臭氧消毒。实际所需机器没有那么大，比打印机更小
或许有人会说，需要这么多，都是矫情，武汉封了76天，没人要求这些。但是，武汉病人很多在ICU，身上密布管子，人们害怕。而如今，上海阳人，在方舱跳舞、刷手机、打羽毛球、吵架、抢救医生。
当然，这会增加自愿者的工作量，所以，第五点......
五、给自愿者、居委会、物业工作人员发钱
居委会、志愿者、物业为居民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是高尚的。其中，物业不属于政府机构，从法律而言，相当于是被征用。
不能让他们白白流汗，天气渐热，越发辛苦，即便他们不为了钱，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就像有人到你家来做客，不是为了那一杯茶，但这杯茶不应该少，还应该是杯好茶、贵茶。
人性有善恶，话分两支说。
未必所有人都高尚。一个工作，没有钱的时候，就有其他隐形的报酬。
对高尚者，报酬是自我实现、道德感。但道德感会厌倦，甚至在遇到矛盾时，遇到居民质疑时，会变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委屈、悲愤感，这就会激化矛盾。
对不那么高尚者，权力感是一种隐形的报酬，而权力对象是居民，这就会激化矛盾。现在，网上有太多的视频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需多言。
这两种隐形报酬，都应该用钱替代。钱发下去，为了获得隐形报酬的人，就会被新加入的人挤出，矛盾激化就会变得更少。
最后，讲个故事：
一位医生和朋友去野外，朋友心脏骤停，医生常规心肺复苏无效后，在没有消毒设备的情况下，直接用锋利的小刀切开了胸膛，直接用手按摩心脏，几分钟后，心跳恢复了。随后，救援来了，病人被运走了。
直接按摩心脏的案例挺多，但没有消毒，事后有人质疑：这么做不怕引发严重的感染吗？
那位医生微笑着说：是的，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
但是，
只有生命才会感染！
以死亡为代价的急诊前核酸检测，应该结束了！
上海疫情次生灾害，名人精英也难逃 | |
| 横河 ｜2022-04-13 | |
名人们在封城中
上海是奥密克戎变种流行以后被封城的第一个超级大城市，不算部分地区的局部封城，从3月27日开始的鸳鸯火锅封城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
上海乱象，有历次封城的表现，更有其独特的现象，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出事的名人及其家人多。
太平洋证券前总裁助理韦桂国是自己脑溢血求救无门死在家中。之前他在微博说，“我赞成坚持动态清零的策略，带湾湾回家时，全民战争动员也不过如此，漂亮国想想只能瞪眼目送。到那时看，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
于是他自己就成了最低成本的一部分。自己折腾成这样，还想着统一台湾。统一了，你韦桂国的下场就是榜样。
郎咸平的母亲则是因为等了4小时核酸结果没有出来，延误了治疗而去世的。为什么这些名人都有支持中共抗疫政策的历史？1）民众容易关注，因为强烈的对照，自己成为自己支持政策的牺牲品；2）只有支持中共政策才能成为名人；3）名人需要在各种中共新政策上表态，尽管自己多半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
问题在于，当他们为这个封城的政策欢呼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比较一下各种抗疫的模式，分析一下利弊，然后再说话呢？
为什么上海名人出事的多？当然一方面是上海和北京类似，各个专业领域全国性的顶尖人物多。上次说了，京派和海派，在各领域都有表现的；封的是上海，关注的人多；也说明这次封城波及面很广，受影响的不仅是普通人，也包括精英阶层，这些名人虽然有名，但毕竟还不是特权阶层，需要找人找关系打点的，遇到此类紧急情况是来不及的。可想而知普通民众就更困难了。
次生灾害的典型表现
另一个广传的故事是一个叫六六的作家兼编剧，我有点孤陋寡闻，这次之前从未听说过。她母亲从不出门，却被检测阳性，由于多次被威胁送方舱医院而心脏病发作。不过最后还是得到治疗后好转。
查了一下才知道，武汉封城期间她和方方是处于两极的，方方日记反映底层痛苦，她是拍摄正能量宣传中共抗疫成果的。她母亲怎么会阳性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病毒不需要密接就能传染，另一种就是做核酸检测时被传染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动态清零的全员核酸检测，她可能就不会有事。这就是政策性次生灾害的一种，由抗疫措施引发的疫情传播。这还是检测人员上门做的核酸，如果是人山人海挤着更容易传播。
郎咸平母亲的情况是另一类型的次生灾害。她需要治疗的只是肾脏有点衰竭，平时打一针就好的。这并非重症晚期无法抢救，可以说完全是严格的规定造成的。因为入院必须有核酸检测阴性，而核酸检测结果需要24小时。
上海现在的检测能力是每天4百万管，做完全市2,500万人口需要6天，绝大多数人是拿不出24小时内的核酸检验结果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上海市民是无法看急诊的。
谁应该对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任？医院吗？医院有两条互为矛盾的规定，没有核酸阴性结果不接收，不能拒绝病人。官方的说法自己就矛盾，邬惊雷表示，医疗机构急诊等部门，要进一步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最大限度减少对民众正常就医的影响，要求采取科学、规范、合理的防控措施，不能因疫情处置，对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一停了之。
官方说话滴水不漏，怎么解释都有理，问题是无法执行的，就像郎咸平的母亲，医院是收还是不收，不收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但如果收了，以后发现是阳性，收的人是要被追责的，谁敢承担这个责任？
别的国家不清楚，美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人道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各州有自己的权力，可以抵制一刀切的政策，还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可以部分阻断不合理行政令的实施。
而中国所有的人道灾难，都源于无限的权力，在上海或其它城市封城问题上，就是清零政策，这是个刚性的政策，全国一刀切，没有弹性，上海原本想搞点大前提下的小弹性政策，这下被否了，看上去还有点变本加厉。所以说，清零政策才是罪魁祸首。只要继续清零政策，人道灾难就不可避免。
人道灾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断粮断菜。这里也有一个名人的故事。复旦的沈逸教授，他发了个帖，有“是的，我快断粮了”的文字，但那是转的别人的文章，有人为他解释，说他并没有说自己挨饿。
我看了一下，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首先，确实是有人断粮，当然现在这早已不是新闻，断粮的人很多。上次节目有一位普陀区的观众朋友留言，很长，说了上海的一些情况，谢谢提供的消息和关注（不过很快那个留言就不见了）。
我也有很多同学还在上海。而沈逸没有断粮并非供应充足，而是因为“太座操持有方，准备充足”。从个人家庭来说，这是幸运，但作为一个城市，完全靠个人运气或准备，这是城市管理的失败。而且能准备充足正好是不听政府宣传的结果。
这两天还有一条消息，上海冰柜销量翻倍，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4月12日，央视短评中，主持人呼吁民众勿“抢购囤货”，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物资的丰富程度、物流的发达程度、资源调配的高效程度、全球供应的顺畅程度足以让我们有牢固信心”，最后还奉劝道：“不要去做那种事后自己都觉得可笑的事情”。
现在上海人可能最庆幸的可能就是那些有意无意屯了货的人了。央视这段话，没有一句是对的，因为一封城，物质再丰富、物流再发达，都在瞬间停摆了。到不了民众家里有什么用？
看到两个故事，一个是某人去年看到城管在赶一位卖粉条的大叔，看不下去，买了十斤，以为是帮了人，结果封城后才发现，是人家帮了他，这是好心好报的故事。还有个故事，说她父母在上海妹妹家晒了很多萝卜乾和肉干，妹妹想扔了，父母已回老家，说不要扔，给他们寄去，结果还没寄，上海封城了。
现代人谁能想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会出现三年大饥荒的情境呢？物质丰富却闹饥荒，这倒是和大跃进一样，都是人祸。
说到人祸，这次很多人谈到现在上海是文革重现。我把上海封城及其动态清零政策看作中共建政后的又一次政治运动，上海是开始。上海开埠以来，从未经历过这种规模的封城和粮荒，日本占领期间没有，中共建政占领上海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年代上海都没有发生，文革中也没有。
这次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子：大饥荒、文革，上山下乡、一胎化。其中最值得说的是大饥荒。1958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达到新高，结果来了个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民都大炼钢铁去了，不种地了，虚报产量使征收粮食过度，食堂大锅饭浪费了不少，这才造成大饥荒，所以大饥荒不是在58年而是59年开始的。
而这次上海饥荒也并非粮食蔬菜不足，而是人为封城打断了城市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另一个可以类比的现象就是民众画地为牢无法求助。大饥荒的年代，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那么多人为什么等着饿死也不逃荒也不反抗。
社会的原子化是重要因素，土改消灭了农村精英，摧毁了农村自组织系统，大饥荒一来，连组织反抗的人都没有，（当然不是没有，但很少）民兵持枪村头守着，谁都出不去，而且中共统治全国一盘棋，逃到哪里都是中共，而且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的自然灾害甚至包括战争，都还是局部性的，总有地方好一些，但中共政策造成的大饥荒是全国性的，别人也没有余粮。
上海这次也是，民间互助组织是没有的，网上有人说有程序员编了求救和互助的应用程序，但很快就被封了。如果允许民间有组织的自助互助，上海的情况会好很多。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上海奥密克戎疫情让习近平陷入两难”，文章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向政治局常委发表的未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即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
因为奥密克戎的特点，重症本来就不多，可能很快达成群体免疫，峰值过去后也会自动下降，封不封城都一样，也就是说，疫情本身的伤害，一是不见得那么严重，二是自己会过去，但抗疫政策造成的伤害，一是比病毒严重得多，比如上海据说这次病毒只死了一个，但次生灾害死亡人数，光从这几个名人看，估计成千上万是不会低估的；二是次生灾害在这一波疫情过去以后还会继续危害。
即使上海渡过难关，动态清零政策还会继续危害其它省市。
怎么办，先说说直接受害者，这次的教训能不能使一部分人清醒？总是有的，而且不会少。但名人不好说。有些名人并非不知道，只是由于各种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希望像郎咸平和六六这样的人，以后不要再盲目地吹捧中共的政策，不能批评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果六六能通过自己父母的遭遇重新审视一下武汉封城自己的表现，对方方有所理解，那也不是坏事。
对于普通民众，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不要相信中共说的任何话，一个字都不能信。我相信这次上海的非人道的各种措施，当然有很多是强制的，但我也相信有一部分是民众配合的。就像那个男子和疾控中心女领导对话中说的，其实方舱医院是可以不去的。方舱医院里挥舞五星血旗唱红歌，完全可以不唱。
做什么都是有后果的，这就是因果关系。今天讲的名人支持的政策伤害到自己和家人，和好心得好报，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己愚昧 | |
| 洞誉 ｜2022-04-13 | |
1
九十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
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借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
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自己。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
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颠。
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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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
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盛烨，建议在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却认为自己热爱国家。
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
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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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透过历史和现实，确实会遭到他国的阻挠。特别是新兴大国，受到的牵制更大。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
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纳粹、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他们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
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
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两千年前的沉痛感悟，穿透厚厚的历史帷幕，依然闪烁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芒，照见历史照进现实。
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 | |
| 王丹 ｜ 自由亚洲电台 ｜2022-04-13 | |
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全面封城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周了，不仅疫情并没有被控制住，简单粗暴的防疫措施本身也已经到了荒唐、荒谬和荒诞的地步。最近，上海卫视想举办抗疫晚会，结果被网民骂到偃旗息鼓，已经足以说明民怨沸腾的程度。
一场防疫，口头上说是为了人民健康，但中共当局的实际做法，带给中国和上海人民的却是各种次生危机。举例而言，现在许多省市为防堵疫情而封闭境内的高速公路，导致全国沿海省份大片地区的物流陷入瘫痪，上千万名驾驶司机受困，影响中国逾3/4的货运量。封城防疫最需要的就是物资的大量供应，而封闭高速公路的做法完全与抗疫的本意背道而驰，显示出当局面对疫情，在应对上豪无章法。再例如，中共一再说当前的这种强行封城的做法和“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为了保护老人。但事实正好相反，现在上海处境最惨的就是老人。据网民披露，一位70岁的老人郭红旗，本身患有肺气肿、高血压等基础病，因为家里已经没药，4月8日拨打110、120、12345都没有回应，打疾控电话也没有人接，被逼无奈之下只好从二楼跳下去寻求援助。上海老龄化很严重，8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百万，大量的独居老人要怎样度过难关不堪设想，这才是最大的人道危机。当局怎么还好意思说，现在的防疫措施是为了“保护老人”呢？
另外，据广东省卫健委4月9日通报，全省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其中， 2例确诊及1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广州。尽管疫情不严重， 但广州仍宣布，9日全市11个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目前，广州市白云区、天河区、越秀区已封控部分区域，广州机场高速公路也有部分路口封闭。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面对这一波疫情所采取的措施，用“简单粗暴”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而之所以可以如此简单粗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可以以国家机器为后盾，以国家暴力压制任何可能的民情反弹。在有恃无恐的情况下，当局可以根本不必考虑民怨，也不必为人民付出的代价承担责任。说到底，造成如此混乱局面，导致长春、上海等地人民遭受如此苦难的根源，还是中国的制度问题。同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民主制度的国家。
建立在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基础上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已经形成了制度惯性。这不仅使得享有权力的人久而久之对行使不受监督的权力上瘾，而且会产生除了独裁者自然死亡之外，找不到纠正机制的严重问题。以这次上海的情况为例就可以看出，原本上海市政府曾经打算根据疫情的发展灵活调整防疫措施，不再坚持根本不可能的“清零“政策；但”清零“政策作为习近平自我标榜的政绩之一，不容挑战和质疑，否则就会被认为威胁到领袖的权威和政权的稳定。因此，上海市政府只能在这个2500万人的大城市，用最笨和最蛮横的办法压制疫情。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全党统一。
事实很清楚，不结束极权制度，中国人还会面对更多的人祸、官祸。不要说什么大国崛起，人民是否还能正常生活，未来都是大问题，这才是这次上海封城，最值得国人内心思考的问题。
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社会悲剧就要重演 | |
| 冯骥才 ｜ 一百个人的十年 ｜2022-04-13 | |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
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３０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２０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８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４０００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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