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价薄熙来（上）

客观评价薄熙来（一万七千字，慎读）

方舟与中国

薄熙来和中国农民领袖

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则是官为豺狼，民为羔羊；官员总是像狼一样目露凶光，四面打量；所以群羊也就俯首帖耳，过得谨小慎微。大家都认为这是封建祖制，顺理成章，而社会也就此维持着一种平衡。

但久而久之，羊群也会心有不甘，生出一些具有抗逆心和号召力的人物；这种人通常是农民领袖，比如李自成和毛泽东。而狼群中也偶尔会出现异数，对羊产生共情，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凡民意代表，大抵都属于这两类人。不过中国近代却出现了一个一反常态的官员——薄熙来，他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从作风上看，他是一个亲民的领袖，处处代表人民；但同时，他的权力意识又很浓厚，显得狼性十足。

人们很难断定薄熙来究竟是一个改革者还是个野心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能力杰出，魅力非凡，对广大民众颇具吸引力。他不是最高领袖，甚至不是政治局常委，却开创了自毛泽东以来的先例，获得了群众的自发拥戴。而且他作为典型的红二代，在墨守成规的中国政坛浸淫几十年，却并不显得陈腐。当官僚们都不苟言笑，以刁钻刻板来展示权威时，薄熙来却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大胆地自我表现；他似乎是一个对政治乐在其中的人，而不是像大部分官员那样将其视作煎熬和苦旅。

这正是薄熙来的特别之处，他一反领导人矜持的常态，也没有达官贵人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他总是身体力行，积极作为，也愿意和民众交流。这让群众对他由衷喜爱，仿佛再次看到了大救星的形象，认为他会带领民族走向辉煌。薄熙来也是体制内罕见的没有成为最高领袖，却能施展出超凡影响力的政治家。而且在国际上，他一度是最受欢迎的共产党官员；外界认为他会毫无阻碍地进入常委，还有人认为他会成为总理，甚至是国家主席。

然而在 2013 年，薄熙来的政治事业被一系列突发事件所摧毁；这年 8 月，他的心腹下属王立军投敌并将其举报，薄熙来被免去职务，同时押解于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讯。最后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此结果让民议沸腾，法院外屡屡有人群聚集，为他拉横幅鸣冤；民间出现了声援薄熙来的集会，试图影响政府的决议。很多人表态说，薄熙来贪污多少他们就愿意补偿多少，因为他至少在当政期间做了实事。此外许多意见人士，甚至体制内喉舌，也在不同场合呐喊鼓动，要求中央释放薄熙来，让他重回工作岗位。这些支持者怀着十足的热情，相信薄熙来一定能逢凶化吉，并最终回归政坛。
 

 

这是个十分特异的现象，因为中国政治风向反复无常，人们早已养成了耳聪目明的特点。当一个人倒台后都是墙倒众人推，人人都会划清界限。而官员的案子被人民法院定谳，基本已判定其政治生涯终结。但这种情况下仍有如此多的人不顾以身犯险，对一个失势者表示拥护。

薄熙来的魅力可见一斑，没有切身体会过他执政的人可能感到匪夷所思；——官民不对立已是罕有之事，更不用说主动为他站台。而且从他淡出政坛到现在，朝野内外都持续有人为他鸣不平。大连和重庆是薄熙来驻足最久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在薄熙来离开后很伤感；无论他作为一个官员还是阶下囚，这些人都一如既往地想念他。香港记者曾在大连采访，发现市民们对薄熙来的认可比历任市长都多；在重庆也是如此，人们说政府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唯有薄熙来留在了他们心中。

薄熙来的基业（大连，重庆）

薄熙来的现象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明白他到底有何种魔力，或者说有什么作为，能引发人们如此深情。有人认为，民众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官僚体制本身过度恶劣。中国百姓长久生存于苛政之下，正好似终年酷暑，以至于下场酸雨也被认为是甘霖，而这种民情恰恰是薄熙来的基础。

但酸雨下久了也会让人灼痛，而薄熙来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确他很善于经营政治形象，不过政治形象无法如此长久地笼络人心；纵观其政治履历，他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卓著的个人才干；否则他不可能获得如此牢固的拥护，甚至这种拥护已经超越了他共产党官员的身份。

薄熙来的主要作为涉及三个地方，大连，重庆和商务部。他其实起步较晚，最初发迹的地方是东北；这个区域曾受累于历史包袱，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国企重工业；这种定位拖累了它的发展，即便在改革开放中，东北也是凋敝而沉重。国务院一直提出振兴东北，但无人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薄熙初到辽宁时同样面临一批积弊，——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欠缺活力，同时官僚化严重；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也走得举步维艰。直至他来到海滨城市大连，才看到一种别样的潜力。他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和绿化覆盖，并同时调整产业格局。他计划将这里改造为一个花园城市，并以旅游业来推动经济。

就在薄熙来建设大连的同时，国企集中的东北在九十年代下岗潮中遭受重创，仅大连的国企就裁员 30 多万。然而城市转型让大连迅速恢复，同时为了盘活就业，地方政府鼓励企业私营化。这些措施让大连成为了东北最早完成经济转型的城市，并让外企的眼光也投向这里；当时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来到北方考察，曾一度盛赞薄熙来打造的城市形象。

而大连的一系列举措，其实在于遵循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政治风气；薄熙来站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以整个国家进程作为后盾。最突出的是，薄熙来在建设城市的同时带着一种审美情趣，他创办了城市展览中心，并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此外还修建了很多广场，这些都是花园城市的重要指标，他最终希望的是站在这座自己建设的花园内闲庭信步。

当年联合国旅游组织将大连评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而且由于经济生态的改变，资本也奔赴此地；大连是外资银行较早进入的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五。通常金融机构进驻一个城市，便意味着商业地位的认可，会给地方产业带来活水。

城市从工业化向资本化过渡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会让其定位完全转变。而这种产业重心的转移，很大程度依赖于薄熙来所创造的环境。他在此执政十年，让大连从东三省这座老工业基地脱颖而出，并在名声上盖过了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大连像上海一样成为一座标志性城市，被誉为北方明珠；同时也类似于北方的深圳，产生了经济特区的效应。

2007 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再次担任一座城市的领导人。但这座城市与大连显著不同，重庆位于内陆，风气传统，且经济定位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已近 30 年之际，这里的发展却仍旧迟缓。

这座城市被江河所贯穿，地势参差不平；同时工业污染然严重，公共条件恶劣；此外三峡大坝对环境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曾经有一部电影《三峡好人》，其中的奉节县就是重庆周边的缩影；破旧，拆迁，浑浊，这就是当时重庆的色彩。

尽管是直辖市，重庆并未得到政府实质性的重视；相较大连而言，这里更像一个边缘化的内部孤岛，缺少天然的便利。薄熙来并没有计划再一次的经济转型，而是出台了“五个重庆”的规划案，着力于优化这座城市的基础。

但当时的重庆，或者不如说所有落后地区，都滋生着江泽民执政期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官员，商人和黑社会组成了垄断性的三角联盟。这种联盟掌控着城市的经济霸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官民冲突。在薄熙来就任的 2007 年，中国很多沿海城市都已具备了现代化气息，但重庆还是一个充斥着地痞的丛林式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著名的“唱红打黑”，这是一个很复杂且带有多重意图的决策。薄熙来整肃公检法，扫荡当地的黑社会及官僚派系。这并非一个严格的执法行为，而是夹带着政治目的的清洗；且像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波及了很多无辜者。但民众只要结果，而不在意程序。百姓苦于黑恶的荼毒，因此对政府的举动一致叫好，薄熙来一时间成为了代表着官方的绿林好汉。为了巩固打黑的成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跟进措施，建立了交巡警安保制度，并严格规定警务部门的出警效率。

而与此同时，薄熙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财政支援，以便对重庆进行基础建设改造。政府修桥造路，极大程度缓解了长江支流造成的不便；同时各个行政区重建学校，新增公共绿地及各种便民设施。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薄熙来一改政府在民生上吝啬的常态，显得十分大方。 他推出了针对中小学生的“蛋奶工程”，表示这可以惠及山区的一百多万留守儿童，且支出全部来自于财政。与此同时，他也进行着惯例性的招商引资，让境外资本和商团屡屡来重庆洽谈。

薄熙来的政绩观及重庆打黑典故

有人坚持认为，薄熙来在大连和重庆的作为是一系列政绩面子工程；在中国，做表面功夫往往最得人心。

不过这未免把薄熙来过于脸谱化，就像是为满足戏剧效果而刻意简化人性；如果把薄熙来视作一个顾表不顾里，为政绩马首是瞻的官员，实在是忽略了这个政治人物的抱负，也轻视了薄一波这个政治家族的底蕴。薄熙来可以说是红色后代中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人，红色继承人的身份并不足以界定他；他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有十足的进取心，希望在政治上做出某些建设和变革，以让他显赫的家族事业继续踵事增华。

和大部分红色后代一样，薄熙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在体制的熏陶下长大；但他天资出众，个性独立，可谓是党内最能跳出长辈光环的一个后代；和大部分世家子弟不同，薄熙来思想开放，并受到了西方观念浓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了他的整个政治理念中，使他无论在政治作风还是个人作风上，都更类似一个西方政客而不是中国官僚。

在薄熙来看来，或许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不同，但发达国家的模式可资借鉴。因为这种模式存在真正的政治创设，以及一种事业性的精细筹谋；这是在一党制政体中不可能存在的优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它的商业制度一样，就是讲求绩效和竞争；这和薄熙来的自我精神十分契合，他执政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屑于走马观花，同时比较反感官僚系统中无所作为，力求平稳的风气。在辽宁期间，他规定官员不能轻易关闭电话通讯，要保持随时待命；在商务部其间，他设立了严苛的行政准则，以加强工作效率。

这是集权制度下难能可贵的觉悟，因为它背离了体制的风气。薄熙来的观念十分西化，甚至比海外留学的人更前卫，而这让他比较注重政绩的深层意义。中国的政绩标准向来是高楼大厦火车道，但薄熙来在大连时就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他当时曾表达过一个想法，认为提升城市水准的同时能提高市民素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城市化和公民化过程。他取得了其中的精髓，注重对城市的软实力进行塑造，这甚至重于那些可见的外部建设。正如在他任职前后，都没人能把大连打造为北方滨海第一城，也没人能把重庆打造为现代化的内陆城市。

薄熙来最瞩目的政绩是在大连，但他的执政作为却更多体现在重庆；因为他主政重庆时的背景更复杂，而且正是中国政治风气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就是打黑运动。打黑一直被视为薄熙来最突出的政治博弈，对他的意义就和习近平的反腐一样，都是以个人风格来推行的社会变革；这场活动指示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薄熙来强硬的政治做派和中国时代气候的冲突。

一件比较能反映这种冲突的例子是 2008 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几千名司机因运输成本上升和黑车导致的竞争恶化而上街抗议。官方媒体立刻指责工人骚乱造反，不过薄熙来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拿出体恤民情的姿态，举行了一次公开对话，最后与司机们协商组建工会。

这次上街运动被云淡风轻地处理，但却让薄熙来看到了整个事件后面盘根错节的势力，尤其是运输业大亨黎强与他在政府内部的保护伞；而黎强傲慢的态度，更让他动了杀机。他在打黑的旗号下扫荡了这些势力，并执意处死了作为黑社会后台的司法局长。



这是一出标准的政治戡乱，但也是一场行政改革；因为打黑在本质上基于一个宏观背景，就是江泽民时期粗放和官僚化管理所造成的丛林式社会；这种社会导致利益关系毫无节制的延伸，导致官员和商人对市场资源进行垄断，而在这层垄断下，黑社会则起到了威胁竞争者及镇压民众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强拆强占，几乎都是由黑社会操办。

江泽民放任官僚野蛮生长，让官商黑去侵蚀民生空间，这一点在内陆城市尤其突出。甚至很多官员还认为黑社会很好用，他们不用像警察那样承担暴力执法的责任，还能在某种意义上强化政府的权威。因为人们会在黑社会背后隐隐感受到一股官方力量，而这将让他们更加恐惧。

但薄熙来留意到了这种模式的隐患，他看到官员，商人和黑社会勾结，已经无异于共产主义所批判的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一些家庭同时涉足三个领域，在地方上各自为政。作为一个权力意志很强的官员，薄熙来看出这种勾结会分化中央权威，并且在损害政治基础（这一点习近平和他看法一致）；毕竟社会不能在割据力量的压迫下发展，否则民间早晚会酝酿出下一次的“八九六四”。

同时薄熙来有一个基础观点，就是丛林式的国家和现代化路线相冲突，要发展国力，就要构造一个让大众得以生息的环境；如果官员不走这一步，就无法创造真正的市场化。

显然江泽民时期的遗风要革除，中国要脱离草莽式的政治生态；虽然薄熙来和江一样都是作风豪迈的管理者，并且由于家族渊源而成为了同路人，但薄的执政思路更现代化一些，他用打黑带来了重庆的稳定，并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可以说江泽民时期的很多流弊，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终结。

薄熙来的经济学

从打黑可以看出，薄熙来行事雷霆万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手段，他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从大连时期就能够看出，他极力希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偏向西方模式的经济体。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薄熙来跟西方政治家沟通比跟党内官员沟通更协调；因为他比较务实，没有官场中惯例的模糊，空泛，和反反复复；他显然清楚中国的吏治和西方的政治孰优孰劣。而在商务和贸易问题上，外界也都更愿意找他这样的官员；曾经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向薄熙来告知中国经商手续繁琐，薄熙来便当场为他解决。除此之外，他在外交上也比较进退有度，他曾向美国提出贸易不对等的问题，也制定过国有产业的保护政策；但国际上没有指责他贸易保护，或者是个民粹主义者。

总的来说，薄熙来在文化上比较青睐西方。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由他主政的城市，无论在行政方式，福利政策，或是市政建设上，都带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甚至就连社会风气都会和其他中国城市不同。而这也让他的作风自成一派。他在商务部 2007 年的演讲中说，“很多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而创新是有风险的”。

显然传统的官场风气决定了官员们谨小慎微，在执政上亦步亦趋；但薄熙来从来不搞统一建设，例如他对大连和重庆的规划就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定位通常很固化，很难转型成功；但他不仅在大连扭转了工业经济的路线，还在重庆主导了一场消费型经济的改革。

这些成果得益于薄熙来先天的判断力，以及他在西方经济学中所受的教益。纵观中国这三十年，他的规划几乎都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他在大连时曾力推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但在重庆时，则提出要改善分配。在 2012 年两会中他说：“穷人无法消费，而富人消费又是有一定限度，这不利于经济总体的增长。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的投资出口已经相当高，剩下就是要提高消费水平。”——显然在整个过程中，薄熙来观察到中国已经从贸易开放步入到需求结构调整的阶段。他告诉记者：“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只有提高民众的富裕程度才能增加人的积极性，且政府维稳的成本都会大大降低。”

这反映出薄熙来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直觉，而这每每让他跳出了集权体制的政策惯性。——集权体制是一个不善创新的制度，常常依赖于既有的产业政策，让经济滞留于一种循环；而这往往造成产业的过度集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长达几十年；这个支柱曾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下遭到重创，但政府投入四万亿货币，很快又将国家拉回到不动产投资的热潮。

通常来说，官僚化的政府会像吸毒一样迷恋一个产业，因为变革会为它带来诸多不适。所以中央一直宣称要刺激消费，改变经济结构，但无人先行。薄熙来可能是唯一对此实践的官员，当整个国家都打算在房地产上走更远的时候，他却打算背离这一模式。在重庆打黑后，他就开始对社会福利做根基式的改革，除了对民生的财政支付外，他还大举推广公租房。而与此配套的是他实行了宽松的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和农民也可以入籍城市。

这是具有颠覆性的一项举措，对推动社会福利具有深层意义。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公租房，但因为政府是商品房的庄家，所以对公租房的申请卡扣很严。但薄熙来的政策在本质上不同，它具有公正的执行标准。此外，户籍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政治工具，它固化着人们的阶层，同时决定他们的居民权利；而这也是商品房最大的附加价值，是政府逼迫人们在城市购房的主要手段。但薄熙来具有先行者的勇气，他是党内第一个以开放性政策去推行城市化的官员。

无论以公租房平抑房价，还是向大众开放户籍，都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政策；而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在重庆完善着一个商业社会所应有的规则机制，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痼疾，如劳资纠纷和商业欺诈进行了强力整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蔚然成风的工程烂尾和转包，也出现了罕有的工头不拖欠薪资现象。此外，薄熙来的维稳意识不同于传统，他不许官员以势逼人，对民间的管制也比较宽松，城市里甚至容许商贩小推车和地摊。至少在涉民事务上，重庆显得很有法制；而与此相对的是，全国此时都在整顿市容，追赶摊贩，更换统一的招牌。

薄熙来可以说是邓小平之后经济见解最成熟的政治家，他比较追求市场的自由，而这是发达经济体所必备的要素。他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内需支撑，因此在政策上要普惠底层。

不过一直有人就重庆的政策指责薄熙来，认为他执政期间大肆举债，实则是慷他人之慨；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庞大的财政透支，会留下让未来不胜负荷的债务。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攻击重庆，更像是在攻击整个中国。因为每座城市都在拼命举债和透支，都在向未来借贷。中国一直奉行“粗放的凯恩斯主义”，大多数省份早已无法填补它们的债务。就算走到美国和日本，政府所作的也是大肆发钞和举债。

而且就在薄熙来倒台的几年间，中国的货币发行猛然超越了前几十年的总和，债务累积也达到了 GDP 增速的两倍，今日这种扩张规模估计十个薄熙来都望尘莫及。反而相比之下，他的资本投放更有规划，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用债务去推高资产泡沫。他确实改变了大连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重庆的民生和环境。

儒家文化和绅士文化下的魅力领袖

在薄熙来执政的二三十年间，民间从来就不乏对他的追捧。曾有一些女人表示过，她们希望嫁给薄熙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仪表堂堂，又富有涵养，几乎是理想的男人标准。

这可以说是中共官员得到的最高赞誉，薄熙来最显眼之处就是打破了老套的官僚印象；比较那些挺着肚腹，背负双手的官员，他显得身姿挺拔，神采奕奕，所过之处让人如沐春风；同时薄熙来还展现了他中西合璧的特长，将东方儒家翩翩君子的气质，和西方文化下的绅士风度结合于一身。

他通晓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练达，也知道人们一直在幻想集权制度下的明君明主；他和毛泽东一样，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意领袖。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政治中萃取魅力型领袖的精髓，对民众展露出活跃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正如一个出色的西方政客那样，薄熙来能言善道且善于周旋；他的一大特色是能脱稿演讲，当那些书记干部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念八股文时，他却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其从容流畅的姿态让整个体制都望尘莫及；他的声线像一个电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充满情绪渲染力。

在一次大学生的交流讲座中，薄熙来以训育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轻歌曼舞。这样没出息，人活着就应该豪迈。”——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因为他本是个豪迈之人，从不畏首畏尾。在这场谈话中他像一个指点江山的领袖，他讲到农村和基层，再从而转到国情，随后又从国情提及就业和商业社会的本质，最后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结，形成一篇饱含主旋律的讲义。这时的薄熙来俨然是一位大学讲师，对学子们进行着谆谆教诲。事后大学生对他的评价是：“高屋建瓴”。



薄熙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能力，就是能在公共场合创造一种政治立场和个人魅力的融合；他可以在交流中维持谈话主题，但又不会显得僵化和陈腐。他思维敏捷且言辞幽默，无论在大连接见外国商团还是在重庆接见台海基金会，都能与众人谈笑风生。外界很喜欢这个举止得体，没有官僚做派的领导人。同时他知识面丰富，对各种文化领域都有所涉猎；他身上充满了话题性，一度是国内外媒体的宠儿，被誉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不但有中国人喜欢他，西方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客形象。台湾把他称为大陆马英九，西方把他称为中国的肯尼迪。在商务部时期，薄熙来获得了“魅力部长”的称号；《南方人物周刊》2005 年的中国魅力五十人排行中，薄位列榜首。

不过魅力这个词，和中国拘谨刻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官员们个人特质尚且不健全，更难以奢谈魅力。但封建文化又一直存在对个人魅力的推崇，因为这是领袖让自己获得拥护的重要特质，它通常出现在一个变革者或开拓家身上；实际自中国建政以来，严格意义上的魅力型领袖就只有毛泽东一人。

但在新时代崛起的薄熙来符合人们对魅力领袖的幻想，他以出众的个人天赋及自我学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魅力特质，并成功把这些特质内化于自身。同时，薄熙来成熟和务实的执政方式，也佐助了他的形象，他的每一个宣传背后都有政绩作为支撑；在中国官僚系统长期的形式主义下，这一点尤其让他深孚民望。

其实薄熙来的这种特质，更像西方政治的舶来品，但他显然是党内运用得最成功的一个。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会刻意展现真实的人性色彩，让人感受他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官的身份。而薄熙来也是如此，他不避讳自己生活化的一面，而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在 2007 年商务部的告别会上，他和家人并列向全体成员致辞；期间他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岳母，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离世，而岳母就是家中唯一的高堂。在告别会最后，他和所有人一起歌唱“团结就是力量”，此后携妻子鞠躬致谢；在临行上车前，他再度拥抱了家人。——这场告别会并不太官方化，而更像一个真实人生的环节；无论这出画面是表演还是真情流露，都让人感受至切。

所以当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时，民众更多对他表示宽容；人们认为他被指控贪污两千万，甚至还不如一个村长，而这更显得他是一个清官。——虽然中国官场人人都贪，但政府在道义上还是要指责；然而在贪腐后还能被包容的，却唯有薄熙来一人。他证明了个人魅力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以至于在他倒台近十年后这种影响还在持续。

唱红的时代背景和薄熙来的政治两面性

其实薄熙来所展现的魅力和他的群众路线，是一种逆潮流现象；通常来说，政治的建基立业者才会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一旦国家政权开始巩固，阶层便会分化，官民之间会转变为豺狼和羊群的统治关系。

然而薄熙来所塑造的形象一反常态，他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兼容，成为了一个政治时代的先行者。在涉民事务上，他创造了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尽管不如西方政治那般明朗，但也足以让中国人大喜过望。他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经营政治形象，以扩建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

这让薄熙来在无数共产党官员中脱颖而出，因为大部分官员无法像他那般领悟西方文化，也没有那种素质去走同样的路线。而且他不仅谙熟民情，对驾驭舆论亦炉火纯青；他从不浪费自己的每一笔政绩，总是在做出成绩后让媒体去造势和捧场。

但从本质上来说，薄熙来并非一个心系苍生的人，他在主政思路和江泽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是一个彻底的官本位者。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薄的权谋就是实用主义为先，可以在民主性和官本位中任意切换，以让自己在变幻的环境中乘势而上。

这种政治两面性体现在他唱红打黑的全部过程中，打黑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整肃社会风气，但也带有粗放和野蛮的色彩；薄熙来发挥了一个警察国家的特色，任用以王立军为首的酷吏，大肆使用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押；而这往往导致司法机关以涉黑名义去勾连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犯罪者，并让政府以行政手段去兼并被官方定义的灰色资本（这一点在后来被习近平所大力发扬）。

而与打黑相并举的唱红，曾一改薄熙来进步和开明的印象，给他带来很多诟病。人们看到他宣扬毛语录，组织唱红歌，甚至鼓励学生按上山下乡的方式去农村体察；因此认为他思想中有很强的红色流毒，是个左倾政治家，会让中国向文革复辟。

不过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复辟，因为很多政治家都喜欢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从而提升政治话语权；但唱红并不代表薄熙来左倾，正如不能因为他在大连搞开放就认为是右倾。左右不过是政治工具，实际上薄熙来唱红，包括后来习近平的红色作风，都建立于一个无形的政治背景，而这个政治背景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成形了。

——大概十几年前，共产党高层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伴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正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 2010 年前后，这种影响变得越发显著，以致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一些人提出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并呼吁政治改良，甚至在媒体中都出现了自由化的风气。

而恰恰在此时，遥远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有一位公民在遭遇社会性困境之后，又遭受到政府的苛刻对待，他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焚殒命的方式抗议；这个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同情，也点燃了他们的怒火；人民愤起游行，最后而推翻了政府，并赶走了独裁者。这次事件由突尼斯的国花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止息于突尼斯，而是在北非和中东蔓延，并最终成为了传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阿拉伯之春掀起了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就在一两年间有几十个国家出现群众运动，很多国家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政府被改组；而这个运动还在从阿拉伯向外扩散，在 2011 年初，安静的中国出现了一丝敏感的征兆，——有人在网络中号召民众效法阿拉伯民主的模式，在闹市中集会并呼吁宪政改革。

这个风声让政府异常紧张，立刻出动警察和国安在全国进行搜捕。但网络的倡议并没有发动起来，而更像一场捕风捉影的事件。不过民主化永远是中共政权上方盘绕的阴影，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政府如临大敌。且阿拉伯之春本质上是 90 年代颜色革命的延续，有东欧政变的血脉；它和 89 年的学潮具有同样的基础，——人民不满政治腐败，贫富差距，以及言论自由被剥夺。中国政府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威胁，因此十分敏感。在胡锦涛执政后期，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控，尤其是对互联网和媒体的控制。



阿拉伯的运动使中国政党内部产生了警惕，并形成了遏制民主自由化的意见；继胡锦涛之后，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要将其作为政策重心，因为他们都是这条政治脉络上的节点。

薄熙来并不是一个左倾政治家，而是一个敏锐的投机者，会根据时代气候而切换执政作风；他在大连是开放的 90 年代，而到了重庆已时过境迁。只是大众一厢情愿地把政治家设想得很迂腐，认为他们非左即右；同时出于这种单纯的解构，把薄熙来孤立于他所属的政党；实际上政治家绝不会把权谋当作信仰，薄熙来一直在左右之间摆弄着权术。只是重庆这座边缘化的直辖市，给了他更大的行政支配力；重庆的劳工阶层较多，不会像商业中心城市那样对政治运动产生抵触。同时从个性上来说，薄熙来不喜欢屈居人下，他喜欢讲政治排场，唱红和他所有的活动一样，都带有高调和铺张的特色。

但在这场运动之下，薄熙来的脑子却没有像大众那样发热，他清楚政治博弈和经济制度要并行不悖；他一方面强调红色文化，宣称马克思主义能创造生产力，一方面仍然奉行着市场化机制。这种调和的作风也受到了体制内文人的推崇，他们把薄视为政党利益的维护者，认为他既能改善经济环境，又能坚守一党制的底线。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让党的基业万古长青，西方再没有理由质疑共产主义是虚幻的乌托邦。

所以对那些唱红打黑的批评之声，薄的支持者至今都在反驳，他们声称很多党员都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唯有薄熙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