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授意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三人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调整串联成文《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经陈伯达修改、审定，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经康生授意）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全文内容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
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
从“”年代熬过来的人，一定会对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毒液四溅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记忆犹新。
那末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谁炮制？又是怎样出笼的？请看：
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5月16日，会议通过由主持制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副组长、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这个小组，后来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的实际指挥机构。
二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仅两天，即1966年5月3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召集总政宣传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党委委员朱悦鹏（记者处长）、李久胜（通联处长）谈话，交待一项重要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作为工作组成员，所以挑选你们3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到。
三
次日，即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李久胜因有其他任务，改为尚力科。尚时任《解放军报》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3位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的干部，准时赶到戒备森严的钓鱼台，径直到8楼，接待人员将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小组组长陈伯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小组顾问以及其他两个人已经就坐。
谈话开始后，陈伯达用他那极难听懂的闽南话，首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说下午3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讲正在兴起的“”，说这场革命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等。
快中午12点了，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话的内容。
谈话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陈伯达指明这篇社论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起草。
钱抵千问陈伯达，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你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点头表示同意，并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特意强调：“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灵魂，今天一定要赶写出来，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四
1966年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总书记和陈伯达、一道，召集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层以上干部开会。
会上，严肃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接着，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正式宣布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等六人。讲完后说：“老夫子（这是当时对陈伯达的戏称――笔者注），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倒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宣传思想和方面的问题。
五
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驱车赴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早已得到通知，当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直上到办公楼3楼会议室时，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
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门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
六
陈伯达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赶快回去吃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让他过目。
要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拿出能让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满意的，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谈何容易！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均感到压力很大。如果现在各自回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当机立断，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点便饭。三人边吃边研究，丢下饭碗立即动笔。
钱抵千当时有“军内才子”之称，中苏大论战时，曾参加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与陈伯达、接触较多，所以他对陈伯达、在文字上的爱好和性格特点颇为了解，便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当下，钱抵千提议由他按照记录口述，朱、尚二人各记一段进行整理，然后串起来统改。
三人奋笔疾书，字斟句酌，到夜里10点，总算将2000多字的社论草就。但颇费周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得去绞尽脑汁，搜肚刮肠。
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变经》――笔者注），要把讲话中关于政权的那一段塞进去。朱悦鹏认为，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吗？钱抵千知道底细，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的讲话。
七
当晚10点以后，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拿着社论草稿到《人民日报》社陈伯达的临时办公室，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已坐在那里等候。
陈伯达让用大号字把社论排出，然后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内容写的，所以改动不大。
陈伯达也同意将那段话插进去，并亲自动笔对社论初稿进行修改，加上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铺垫，用以吓唬人。这些新名词，后来随着社论的发表，一时间风靡全中国。
关于社论的题目，初稿原定的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精通文墨的陈伯达深知一篇社论标题之重要，对这个题目不甚满意，觉得用这个题目不醒目、不带劲、火药味不浓，在座的人抠了半天，也未想出更贴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
陈伯达凝思良久，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划来划去，拟了好几个题目，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要求：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
当夜，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将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小样，又小心翼翼的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审校了几遍，直到6月1日拂晓《人民日报》开印后才回到宿舍。
八
这篇直接影响到整个“”，对“”起着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作用的社论，当夜没有送党中央审查，第二天，即1966年6月1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一发表，举国闹腾，几乎使当时整个国家都“疯”了。它宛若一颗爆炸了的毒气弹，弥漫神州大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祸害无穷的灾难。
毫无疑问，这篇臭名昭著的社论，也是陈伯达、、与相勾结，进行阴谋庞大计划的一支序曲。
1980年11月28日，在审判、集团的主犯和骨干分子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面对法庭出示的他亲笔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初稿和清样，深知罪孽深重，不得不主动认罪，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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