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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没有工龄,但知青有。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叫萧芸的知青,冒着风险,替我们作了呼吁。我没有只言片语的贡献,却坐享其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这位大姐的名字,以及记住与此相关的人和事。谢谢你们!
----题记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
此信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
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8000万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
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为“知青福音书”。
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她的人生历程颇富传奇色彩。
知青时代的萧芸
她嫁给了大队支书的弟弟
1949年9月4日,萧芸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父亲是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常德农校任校长,母亲则是长沙周南女校的才女,解放后在湘潭教书。
1957年,萧芸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送去劳教。1965年7月,萧芸报名上山下乡,与89名知青来到湖南湘潭县姜畲镇,组建了湘潭姜畲知青茶场。
1968年12月31日,知青茶场解散,萧芸去了一个别人都不愿去的偏僻山村----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落户。
萧芸认识了一个叫李开彦的人。他是大队支书的弟弟,比萧芸大两岁,南昌航校毕业后分配在株洲320厂。
支书家里想为他找个对象,他们相中了萧芸。
萧芸对他的条件还比较满意,同时她也想找个能够保护自己的人。
可是谈了三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有一次,公社开批斗会,凡是五类分子、右派子女等等都被通知参会。
支书母亲闻知,悄悄地对萧芸说:“你今天在家种菜,我去开会。”
老婆婆果然到会,并坐在五类分子中的第一排。
公社书记见是支书母亲,吃惊地问:“你怎么坐在这里?”
婆婆说:“我来替媳妇挨斗。”
书记说:“你媳妇是谁?”
婆婆说:“是萧芸。她犯了什么罪?我替她挨斗,要打要杀,随便来。”
书记连忙上前,将她扶起,并连声道歉。公社干部几乎人人都认识她。
她是“红色堡垒户”,干部下乡,常在她家搭伙吃饭,公社书记批评发通知的干部,说他黑白不分,怎么抓到书记家里去了?遂叫他将支书母亲送回村里。萧芸真的由此躲过一劫。
萧芸去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第三次见面时,她与李开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没有人再来骚扰她。
1977年,萧芸在农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成了一位母亲。原打算就在农村这么度过一辈子,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将这一平静打破了。
插队时期的萧芸
回城,冒险写下“知青福音书”
1979年7月中旬,已在乡中学当民办教师的萧芸碰到了大队管收发的人,那人说大队部有她的一封信。在此之前,她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解决她的回城问题,但都石沉大海。这回,萧芸同样没抱什么希望。
然而,她拆开信一看,信却是湘潭县公安局寄来的。
里面附着一张表,同意萧芸和女儿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等得心都快碎了的萧芸,在这突至的惊喜面前落下了眼泪。
结束了14年半的知青生活,萧芸被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
那时,纷纷回城的知青所遇到的生活困难多得不可想象。大部分人虽然有了一份工作,但在工资级别、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得从头开始。
特别是那些下乡插队十多年的知青,有的像萧芸一样在农村成了家,如今拖儿带女,身无长技,干的是最差的工种,拿到手的工资也最低。
这些大龄知青因下乡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青春的浪漫,现在连工龄还得从零计算。
难道知青在农村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轻易地被一笔勾销了吗?难道他们那一段献出了人生最美好年华的“蹉跎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吗?
湖南省湘潭县的部分知青在萧芸家里议论纷纷,后来知青们对她说:“萧芸,你有见识,文笔也好,你代表我们写一封信,要求把我们下乡的农龄改为工龄。写好信后,我们都签上名,如果闯了祸,你坐了牢,你的孩子由我们大伙照看。”
萧芸何尝不希望这样,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她,但现在要她执笔写这封信,她不能不有所顾虑。后来她还是同意了。
1982年国庆节的傍晚,她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终于写好了这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知青福音书”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原文: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1982.10.7
信的落款本是“湖南省湘潭株洲部分老知青”,但当萧芸拿出写好的信请大家签名时,有人却露出了迟疑之态。萧芸看着绕了一圈一个名字也没签上的信,一下子傻了眼。
当时人们担心因此而惹祸上身。但信既已写好,有好些句子大家都能熟背下来,如果有人去报告,她照样推脱不了“罪责”。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萧芸干脆就由自己冒一回险,她把信的落款改为“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加上“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写好这封信后,萧芸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请三天假回了一趟老家,帮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二是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又添了几斤毛线,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三是找丈夫坦言,如果出事了,让他马上提出离婚,以免受到株连。萧芸已经为这封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信虽然已经写好,但寄给谁呢?萧芸想到了从湘江机器厂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的潘运告,他是萧芸当时认识的最大的一个官。
此后,这封信便开始了它独特的旅程。潘运告接到信后,认为信中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带有普遍意义,遂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并建议以本社收集的一种社情民意的名义提交湖南省委。出版社党委在此信上附了呈辞,加盖了鲜红的印章,此信遂被转到湖南省委办公厅。
当时正好湖南省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京请胡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飞呈胡的案头,成了胡耀邦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
“嗯。”萧芸点头。
“写的都是啥内容?”
“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
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对知青待遇作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青的工龄问题。”
听到这里,萧芸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肯定。
随着上山下乡那一段历史远去,很多生动的知青故事逐渐被遗忘!但对每一位知青来说,这是我们最鲜明的人生体验,我们要铭记、写下、传播我们的知青故事!
感谢萧芸这样有勇有谋又有心的优秀知青,感谢她为8000万知青队友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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