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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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相蓝欣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相蓝欣是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而后留学美国。他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目前担任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终身教授。在采访中，相蓝欣回应了基辛格博士“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预言，分析了中国目前流行的“战狼文化”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提醒国人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我去国37年，至今既无洋名，也无外国国籍。除了做学术、搞教学，就是为促进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尽力”，相蓝欣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但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相蓝欣说：“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
相蓝欣，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目前担任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终身教授。
“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 马国川：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思考。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里预言，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相蓝欣：我在美国曾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多次与基辛格探讨过中美关系各个层次的问题。基辛格是大战略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的变迁和发展趋势有独到的见解。他这次提出的观点，我基本是同意的。简言之，他最担心的不是机制化的现存国际秩序，而是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缺乏信任的趋势难以逆转。
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他最早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秩序》，写的是1815年的维也纳公会建立的新的和平机制。虽然主导新国际秩序的不是世界第一强国，而是奥匈帝国，但是这个秩序维持了长达百年。关键因素是该体制设计巧妙，建立在大国均势的基础上，因此大国之间可以相对信任，都有维护这个体系的愿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主导基辛格一辈子的大思路。
基辛格为中美和解和合作奔走了半个多世纪。从朝鲜战争以后，大国之间也基本无战事。此次抗疫战争中出现了人性的严重扭曲，非理性的大国外交成为新常态。大国之间的“甩锅战”在疫情尚未结束就已经开始。凡尔赛式的“战争责任”话题削弱了抗疫主题，甚至连“赔款”的谬言都上了外交层面。作为大史学家和历史见证人，基辛格不能不痛心疾首。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
马国川：确实，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有一些对中国进行“追责”、甚至要求“赔偿”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相蓝欣：从国际法角度看，追责一个主权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国际法上，主权国家有豁免权。中国体制的不透明造成对早期吹哨者的压制，的确耽误了抗疫进程。但是，中国在封城之后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抗疫战斗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外国领导人寻找替罪羊也是政客的惯用伎俩。我们应当相信国际大多数民众的判断力，不必卷入这个问题的辩论。
中国应当趁全球抗疫仍然处于高峰时，抓紧总结经验。如果能率先出一份比较实事求是的、证据丰富的白皮书，既可以向别国直接提供抗疫经验，也对争取疫情之后的国际话语权极为有利。
马国川：和“追责”相联系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甚至一度成为外交界的焦点话题。
相蓝欣：关于病毒源头问题，中国不必过于敏感，因为只有科学界说了算，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没有公信力。无论阴谋论有多少，都没有国际公信力。在病毒哪里来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格外谨慎，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至于外交官，应该懂得在国际舞台如何与普通民众沟通，应该明白国际话语权不是靠“以谤止谤”能够争取到的，如果在推特上大打口水战，就有失职业水准了。
马国川：其实，外交官动辄使用强硬语言，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自己“爱国”。您如何看这种“战狼”式外交？
相蓝欣：中国的外交官多出身外语，所以有“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这样的异象。翻译办洋务肯定要出问题的。即使在满清政府摇摇欲坠的阶段，也没有让”通事”主导总理衙门的决策。翻译的素质高低在于语言知识和即时反应，做大国外交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思想和走一步看三步的策略头脑。外交界的战狼文化纠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真正难纠正的是对外宣传领域的“战狼文化”。
“战狼文化”的源头 马国川：自从1989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比较平和。据您观察，为什么会出现“战狼文化”，它起源自什么时候？
相蓝欣：主导战狼文化的基础是“中国模式优越论”。这个理论不是中国原创的，而是从国外的“洋战狼”那里抄袭而来，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英国新左派记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
。此人在十年前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是国人头脑自我膨胀的主要源头。那个时候中国尚处于“韬光养晦”阶段，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快于西方，国人的自信心开始膨胀。
马国川：雅克是自称学者的媒体人，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懂中国，《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版也畅销一时。
相蓝欣：这本书还受到高层重视，但它的立论基本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中国统治论”，其实也是抄袭他人的，是英美长期流行的“大国兴衰论”和“霸权更替说”的翻版。
从表面上看，雅克的一些论调与最早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相似。比如，利玛窦赞赏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称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利玛窦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从登陆中国的那天起，就发奋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而雅克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传统谈不上了解，他立足善恶二元论，把中国作为与西方对立的样本突出出来。
马国川：雅克对中国、对中国模式的吹捧，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体制的攻击之上的。
相蓝欣：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打造了一个以善恶、黑白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新理论。这种具有浓烈神学色彩的理论排斥任何与之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毁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雅克的论述并未走出这个逻辑框架。
中国传统不排斥其他文化传统和体制，而是强调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扬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长期和平共存，宗教战争几乎闻所未闻。对于今天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来说，最需要树立的是有容乃大的国际形象。但是，国内的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从雅克的“中国统治论”中却看到了立身扬名的新途径。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战狼姿态抗击西方，以中国体制优越论“抑西扬中”，才能更好的捍卫国家利益。殊不知其思维方式既全然偏离现实轨道，也背离了中国传统。
马国川：雅克提出了一个“文明型国家说”，把当代主权国家分为所谓“文明型”和“民族国家型”两种。他说，文明型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型的根本不同。
相蓝欣：“文明型国家说”是凭空臆造，在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雅克说，中国是惟一现存的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就应当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想要截然区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都是两者的结合。而且该论调曲解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固然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赞同任何文化高下论。
近十年来，有关部门一直积极鼓励对外强硬的战狼文化，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战狼宣传家”。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优越论的基础正是“文明型国家”的谬论。既然公开鼓吹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的国家，西方只能算民族国家。人类文明的繁荣，得益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如果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文明”，那么从逻辑上讲，外邦就成了蛮夷，文明对话岂非画蛇添足？
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马国川：雅克还鼓吹“中国模式”，并试图给这一模式下定义。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风行一时。
相蓝欣：这在方法论上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符合传统、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或“猫论”——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将中国人引入西式本体论思维。
中国传统没有本体论，笛卡尔“这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究不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人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么做。而雅克以“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为诱饵，实际上是将有关中国的讨论引向西式本体论的死胡同。一旦中国人进入本体论思维，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样的命题，也就踏上了歧途。因为一旦“模式”被定义，就不可能不自我维护，并催生自我推销的冲动。
马国川：不容忽视的是，雅克的“理论”在中国受到了追捧，也被多家机构和大学奉为上宾。
相蓝欣：对国人来讲，雅克的“新意”在于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出“中国统治”的声音，令国人快意一时，但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敌对起来的分析方法。雅克从极左派的角度出发，固化了“中国挑战世界秩序”的命题，后患无穷。
西方对中国的棒杀是有传统的。即使在中国强大的今天，棒杀依然流行。美国新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威胁论”。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捧杀更难对付。棒杀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放在台面上的，事实胜于雄辩。但捧杀不同，被捧的人容易忘乎所以，甚至产生幻觉。时下，中国有一些人热衷于“重新解读”中华文化，或者炮制所谓“中国模式”。这些都是玩弄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游戏，在中国竟然颇有市场，足见捧杀的威力。
马国川：看来，不但有外国的“洋战狼”，也有本土的战狼。
相蓝欣：中外战狼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有术无学”。所谓“有术”就是投机专营，会看风向，两眼只唯上，对外攻击他国文化，对内用极端民族主义忽悠草根民众。但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板斧，毫无新意，在国际界混不下去，国内学术界主流也对他们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人无学术根底，无学术道德，更无学术背景。
例如，中国官方误认为雅克的国际影响很大，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写了一本畅销书的边缘化人物，在政界学界并无立锥之地。国内报刊公然称雅克为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恐怕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还有一位长期做日内瓦联合国同传译员的人士，最早抄袭雅克文明型理论，把中国的优势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后用无人可以证明的列国游记加以佐证。这样一个在国外仅有高教体制不承认的学校（俗称野鸡学校）里兼职履历的人，居然也能成为国内名校的著名教授！
马国川：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捧杀”现象呢？
相蓝欣：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国际舆论的角度看，“捧杀”都是“高级黑”，祸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国人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须知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合法性是个动态的概念，它始终处于进行时，是个连续动作的过程，绝不是西方的任何本体论可以定义的。放在今天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由其政绩界定的，而与任何特定的模式无关。试图构建所谓“中国模式”，在国民中鼓吹中国文化特殊论、体制优越论，既违背了传统，也不符合事实。
就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可歌可泣的全民抗疫壮举、抗疫成绩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但中国的外交和宣传界的言论和行为，却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一是某些战狼居然借此机会在全球兜售所谓“中国模式”，公开鼓吹中国体制优越论，宣传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如何病入膏肓，将被赶下神坛，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已被“打回原形”。这种狂妄嚣张的言论既无事实支撑，也无人道关怀，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利用社交媒体和记者招待会大打口水仗，对外界的毁谤和批评不加区分地重磅轰击，甚至用网络传闻公开兜售阴谋论；三是自我吹嘘的言行，对他国的抗疫方法不以为然。外交官在种种场合下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世界对中国感恩，造成不良影响。
“和平崛起论”难以自立 马国川：除了官方，现在许多民众也关注外交问题，并热衷于发表观点。但是也有人士认为，外交问题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相蓝欣：曾几何时，“舆论一律”风行，因为“外事无小事”，百姓对国际事件绝不可妄评，外交和军国大计就更不用说了。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急速攀升，国际政治的透明度大有不同。一时间，国际问题评论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国际评论”居然成了大众参与的一个热门运动。大众关心国际问题当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将“国际评论”的水平提高到“股评”之上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大众“国际评论”的导向来源，主要是一份花边新闻为主的《环球时报》。我曾不幸为这份报纸撑过台面，不过当时还有辩论和学术探讨，现在完全成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刊物。这种报纸对大众进行长期的民族主义引导，对其后果不能掉以轻心。
马国川：在“国际评论”升温的同时，国际关系学近年也时来运转，突然成了显学。
相蓝欣：我们得承认，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国际关系学成为“显学”，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远不如在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国际关系学极其重要。但是它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照搬西方，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马国川：在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学界有人主张中国外交应该强硬起来，也有不少人主张应该继续奉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在社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也非常激烈。您怎么看这种争论？
相蓝欣：其实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强硬与否，是讲好中国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但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
例如，有关机构极力推崇“中国震撼”说，举世惊诧。震撼什么？无非是针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游戏规则。如果说“震”是自然发生的，“撼”就是主动的颠覆行为了。中国再度崛起，靠的是全民的艰苦努力，还有数十年的外部和平环境，大可不必对当今世界体系震且撼之。即使从国家策略上讲，此类言论也十分危险，国势方兴，公开抛弃韬光养晦；军力未济，俨然以超强自居，让外界不恐慌也难。
马国川：与所谓的“中国震撼说”比起来，可能“和平崛起论”更合理些。
相蓝欣：在讨论大国竞争的问题，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当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中交流和辩论。我们关注不应当是“修昔底斯陷阱”，而是“概念陷阱”，“和平崛起论”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和平崛起论”风靡一时的时候，我应《华盛顿邮报》之邀，写过长篇评论，提出“和平崛起论”存在致命的弱点。
从学理上讲，“和平”为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后“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大国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
马国川：从策略上来说，“和平崛起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吧。
相蓝欣：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首先，既然侈谈“崛起”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
之所以说“和平崛起论”反映了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这实际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中国不能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
马国川：您怎么看目前中美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这种冲突是必然的吗？
相蓝欣：在几年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主流外交界中是站不住脚的。最近美国有人重拾“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对中式“文明高下论”的一个强烈回应。
争论不是坏事。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更涉及全球治理的理念。应当说清楚的是，中外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上的理念确实不同，但不一定要发生冲突。要讲清楚中国全球治理观，核心问题是中外对所谓世界“秩序”的理解。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目前以美国为主导）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总是归结到“大国兴衰论”，这是19世纪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开创的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实力分布基础上的权力分配，确定世界秩序是否稳定的标准是机械的，不可改变的。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二次大战后，美国人最热衷的是“霸权稳定论”，鼓吹“美国治下的和平”。“修昔底德陷阱说”是最新的版本。
马国川：中国的传统治理观是什么？
相蓝欣：如果说，西方是以实力分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所谓“秩序”（order）是与“无序”（disorder）对立，非此即彼，那么中国传统的治理观则是基于“治”“乱”相互转换的逻辑。治从水，本身是治水的概念。治水无非二法，一是不断加高堤坝，目的是遏制水势，美国冷战的核心理念便基于此；二是疏通引导。筑坝终有局限，不可能无限加高，疏通引导才是长远之计。
所以，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大国兴衰论”和“霸权稳定论”格格不入。中国一定要系统地拿出自己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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