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烈士陵园，唯一的一座空穴烈士墓，真人却做了“俘虏”

九死一生的对越反击战战俘
－－作者：张贵丁

 

 

照片上的这方墓碑，虽然有名有姓，但下面却是一个空墓穴，连衣冠冢都不算不上，里面只装着一个离奇而又悲壮的故事，一个亦人亦鬼的苦难魂魄。

贵丁与“墓主”何源海谈不上熟识，只是在他“牺牲”后与之相处了一个星期。事情要从35年前说起。

1981年春末，部队已从YN战场班师中原两年，我因训练时膝部受伤，在师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床位紧张，医院把我安排在临近的师招待所双人房间寄住，那时我已任副连长。

这天晚上有人敲门，开门进来两个人，一位是师政治部保卫干事，另一位是穿着军服但没佩戴帽徽领章的士兵。干事冲我点点头就走了，士兵黯然坐在对面的床上，脸色苍白而浮肿，屋外稍有动静，士兵就要哆嗦一下。这是怎么啦？

士兵埋头不说话，我也不便问。第二天招待所烧锅炉的老兵告诉我：你屋里住了个俘虏哦！一脸的神秘和轻蔑。

什么！俘虏？我马上去医生要求换房间，医生讲了一堆难处，没给换。

无奈回到房间，却见俘虏在抹泪，看见我进来就赶紧扭过去脸。想了想，俘虏也是打了仗的呀！与其闷着，不如聊聊。谁知刚聊了几句俘虏就哭了起来，哭声凄厉且极度压抑，男人能哭成那样真还没见过。

那天我们聊到深夜。俘虏名叫何源海，湖北鄂城农家子弟，战时我们同在一个团，他是3营7连的机枪手。谅山战役坤子战斗中，他所在的步兵班受命在连队右翼阻击数倍于己的越军，以伤亡近半的代价，毙敌21人，荣立集体一等功。战斗中，作为机枪手的何源海成为越军集火射击的目标，先后中弹三发，一发击中左肩，一发击中大腿，一发击中右下腹，直到一颗手榴弹落在身旁爆炸，何源海昏死过去。

击溃越军后，战友们发现捆扎在何源海伤口上的几个急救包已被鲜血浸透，周身已无生命迹象。

连队还要穿插增援，无奈之下只好把何源海等7名烈士的遗体放在一个坑凹里，背部斜靠在坑壁上，身上盖了些树枝，露出双脚，以便在部队打扫战场时容易找到烈士。

战斗结束后，连队返回战场收运烈士遗体。官兵们惊骇看到烈士们的耳朵、鼻子被越军割去，有些被挖去了眼睛。战友们悲愤收拢了面目全非的烈士，发现少了一位，经辨认应该就是何源海。对于烈士，即便找不到遗体也要在陵园里为其设置一个墓位，在墓碑上镌刻碑文，以示悼念。由此一来便形成了前边所述的“空墓穴”状况。

何源海告诉我，等他有了知觉，已经是在越南后方的医院里了。越南人赶在前头去了战场，当触碰到何源海时，发现他竟还有一丝气息，于是就送到了后方医院。何源海隐约感觉是三男一女把他抬到医院里的。

你可能会说越南人还是有人情味嘛－－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仅仅是在一年前中越还是“同志加兄弟”，即使两国开战后，中国的领袖像还贴在越南百姓家中的墙上，这杯茶水在越南一些人的心里还没凉透，并且，从人性上讲，任何民族都不乏善者。然而前一波人把伤者抬到医院去了，后一拨人却把烈士的鼻子耳朵割了，善恶对于人类，有着天壤之别。何源海掷骰子般捡回了一条命，算是极其幸运了！

在师招待所，何源海让我看了他身上的几处伤痕，那不是外科手术后留下的人为操作的几何形状，而是不规则的凹凸疤痕，色泽迥异，视之骇然。我惊异于何源海超强的生命力，3颗子弹头同时洞穿其身却没能掠走其性命，而且是在最简陋的医治下活了下来。

何源海告诉我，他在越南治伤期间，时不时会有越南百姓闯进来，“啪啪”就是几耳光，嘴里骂些听不懂的话，还把唾沫吐在脸上。伤痛和羞辱让他生不如死，总想找机会自我了断，但手脚都被用铁丝捆着，缚在床上动弹不得，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两个多月后出院，何源海被押送到一个什么地方的监狱，关在只能放一张水泥板床的囚室里，没完没了地审讯。一个士兵能问出点儿啥呢，于是就刑讯逼供，鸡蛋粗的竹子都打裂了。

何源海说越南人善用攻心战，印了很多战争废墟图片让战俘们看。“有些显然是美军越战期间轰炸的废墟，都重新长出老粗的树了，也说是我们干的。”

关押审讯一段时间后，何源海又被押送到一个位于山中的战俘营，直至一年多后被遣返回国。何源海说在战俘营倒是没遭什么大罪，甚至和越军看守厮混熟了，有时还会一起打扑克。

1980年末，已经“牺牲”近两年的何源海作为中越最后一批互换战俘被遣返回国。直到此时我方才知道，这位被追认为党员、烈士、一等功臣并被《解放军报》宣扬的机枪手还竟活在世间。凭祥郊外南山烈士陵园里，何源海的墓碑前芳草萋萋，已经过去了两个春秋。

如果说噩梦从此结束，那何源海就太幸运了。遣返回国对于何源海，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原以为是部队的人来接他回去，哪知却是被公安的人直接押送到了看守所，审问的比越南人还稠，总想让他坦白有没有投敌叛国和放回来当间谍什么的。最后什么都没有审出来，只好交回军方处理。

何源海说“谁都以为我死了，县里的民政局给家里发了阵亡通知书，烈属牌子挂在家门上都两年了，还在山上给我立起了个英雄纪念碑，这可让我怎么回去啊？”

何源海幼年丧父，母亲拉扯着他和心智不全的哥哥，青黄不接时要靠乞讨才活了下来。何源海流着泪说他愧对一生受苦的母亲，从烈士陡然跌份儿到战俘，会让母亲在家乡抬不起头。何源海担忧的还有生计问题，“我参军的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现在都包产到户了，回去以后铁定是不分到田的，会不会再把我关起来呀？”

何源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被俘几与叛国同罪，人们首先会想这家伙在刑讯中是不是“招了”？接下来会责问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不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什么不在苏醒后一头撞到墙上壮烈殉国！”

被铁丝捆在病床上的何源海做不到这些。他能做的就是先要流血，接着再流泪。先被敌国人扇耳光吐唾沫，再被本国人押回来接着吐唾沫，在唾沫和白眼中终其一生。

何源海的遭遇让我痛心，我跛着脚去了师政治部，找了位熟识的干事，问能不能早点办完手续让何源海回家。干事说事情麻烦得很，先是军区保卫部，再又是军保卫处，层层审查了几个月，现在才送回到师里。我们派人去联系了，可是何源海的县里和乡里都不想接收，再想想办法吧。

我又问，能不能让我把何源海带回去，就留在我们连队，到年底再按士兵复员办理。干事反问道，你见过有烈士留队当兵的？

几天以后，我做完理疗回招待所，对面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依旧是军人的“豆腐块”，但人已不见了踪影。烧锅炉的老兵告诉我，俘虏被带走了，听说是遣送回老家了。

三十多年了，何源海渺无音讯，我不敢想象这三十多年里我的战俘兄弟在白眼和唾沫中埋头“做鬼”的日子会是何等的艰难和屈辱？何源海本是功臣，货真价实的功臣，身中三弹的何源海操着机枪一直战斗到重伤昏死，毙敌21人的功劳簿上记录着这位勇士的壮举。然而再英勇的壮举都会被一个“战俘”阴影所遮蔽，先是打上一连串的问号，进而不再被人提及，最后被彻底忘却。

何源海被遣送回湖北鄂州农村后，其烈士称号、追认党员、一等功臣均被取消。曾经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英雄纪念碑上的刻字也被凿掉，像个笑柄杵在山上，渐渐被树丛杂草淹没。

至于国家发给参战烈士的抚恤金是否也被一并收回?我无从得知，也不好再问何源海。不过此事倒也无足轻重，因为它不是一个现代人所能想象的与人命相关的数字：连排军官牺牲后的一次性抚恤金为550元，士兵为450元，买一头牛的价钱。

可是身边的几位战友却还坚称没有这么多。他们说这个数字出自战后6年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而战时的1979年只有它的一半稍多，军官是380元，士兵270元，买不了一头牛，只能凑合买两条牛腿。

丧魂落魄的何源海回到家乡后，被县民政局放置在一个农场劳动，几年后农场倒闭，何源海再被转到另一个农场，飘叶般地苟活着。

失去一切的何源海只在一件事上顽强地守护着：死活都不交一等功臣勋章，任谁逼迫都不行！那是国颁发给军人的荣誉证明，省、市、县、乡都无权收走，苦闷时拿出来揣在胸口，孑孓一人走上山，在杂草丛生的无字纪念碑下流一通眼泪，心里会好受些。

终是有人不曾忘记何源海，那就是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何源海的连长陈晓成告诉我，去年他专程从四川赶到湖北，与县、乡政府部门交涉，介绍何源海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要求为其落实相关待遇。而对于沉默讷言的何源海来说，战场上的事情就连对家人也很少提起，当地人都知道乡下有一个假英雄、真战俘，却不知道这是位千真万确的功臣。县乡干部听了老连长的讲述挺感动，表示马上为何源海申报、落实出国作战人员的相关待遇，发放足额伤残补贴。但一年将尽，事情尚在“研究”中。
从凭祥扫墓归来后，我放下提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获知的号码给何源海打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缓慢而断续的语音。饱经磨难的战俘兄弟甚至连35年前在师招待所居留的经历都记不清了。

何源海是战俘，更是功臣，是英雄。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和反思这位战俘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和其付出的巨大的伤痛与牺牲，还其公道和公正。否则，一旦国家有事，民族有难，谁还肯挺身而出，流血牺牲？

 

何源海在烈士陵园自己的墓碑前，向“牺牲”了的何源海敬礼默哀

 

空旷的墓园中，一位女子在烈士墓碑前哭泣。上前询问得知，碑下安葬着女子的哥哥，35年后兄妹在此相聚。扫墓的战友们默默走上前，每人点燃一炷香插到墓碑前，并向不曾相识的烈士深深鞠躬。离开时，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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