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赵士林庚子上书2

学者赵士林一贯勇于对社会议题发声（资料图片）

倒行逆施 封锁真相导致疫情凶猛蔓延

作者：赵士林

中共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我们的宣传是“大宣传”，管控着国家全部舆论传媒和各类信息渠道，因此宣传系统对今次疫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一翼。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导致今次疫情凶猛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宣传系统在疫情初期对疫情信息的严密封锁，麻痹了公众对疫情的警觉和防控。目下，伴随着防控疫情工作的深入，宣传工作又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故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言。

请允许我从李文亮事件谈起。李文亮事件有两个层面的沉痛教训 。   

其一，倒行逆施封锁真相导致疫情凶猛蔓延。李文亮于12月30日披露疫情真相后，有关部门依据宣传系统信息管控的要求，不是面对疫情真相，认真处理李文亮医生在第一线第一时间提供的无比宝贵的信息，紧急采取措施，而是否认真相，整肃披露真相的人（即坊间流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李文亮先是被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接着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后又被公安以“传播谣言”训诫，最后被央视作为“造谣传谣信谣”的典型曝光。

这种倒行逆施令广大医护人员噤若寒蝉，严重地阻碍了一线专业人士对疫情真相的及时披露和防控，从而导致疫情凶猛蔓延。适如钟南山先生所指出：如果在十二月或一月及时采取防控措施，疫情会小得多。有人依此做过推算，如果在1月初采取防控措施，染病者不会超过千人，死亡者不会超过40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信息的巨大危害。   

打压舆论、封锁信息造成巨大危害，我们本来就有多次沉痛的历史教训。远的就不用说了，就拿本世纪的艾滋病蔓延、非典肆虐来说，我们就因瞒报吃过大亏，艾滋病传播真相的吹哨人高耀洁教授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蒋彦永医生反遭刁难和打压，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至于今次疫情又酿成了李文亮事件。高耀洁事件、蒋彦永事件和李文亮事件，显然都和宣传系统的错误政策具有密切关系。       

其二，剥夺言论自由已经极端的不可理喻。李文亮的遭遇使他成为讲真话曝真相被迫害的象征，但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位老老实实的“模范市民”，是“岁月静好”的追求者、是体制的拥护者，诸如坊间所传的“护旗撑警”等。他绝不是一个异见者、批评者、公知，更不是敌对势力。但就是这么一位循规蹈矩的“套中人”出于职业敏感和专业知识讲了几句真话，也立刻被无情打压，足见言论钳制已经多么极端，多么不可理喻。如此蔑视公民基本人权、毫无道理地剥夺言论自由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李文亮事件告诫我们，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是当务之急。同时应该认识到，言论自由不仅是基本人权，也是信息时代保障社会公共生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剥夺了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言论自由，令他们对疫情的预警未能及时传达给社会，未能引起各方面的警觉和防范，导致疫情不可收拾。这个教训要多深刻有多深刻。   

剥夺言论自由酿成社会恶果的事件所在多有，本应引起宣传系统的深刻反思，但匪夷所思的是，有关方面非但未能汲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反而在疫情汹汹，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之时，变本加厉地封锁网络舆论对疫情的各类报道，打压在防控疫情第一线披露真相的民间人士，这不能不令人心寒齿冷。   

特别不可取的是，与倒行逆施继续打压舆论、封锁真相的同时，宣传系统又开足马力，在国难当头，疫情仍不断夺去一个个同胞生命的严峻时刻，以《大国战疫》为标志，迫不及待地掀起了歌颂领袖英明，赞扬制度优越的宣传攻势。   

例如国家广电智库的文件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画面和领袖风范呈现出来，把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宣传报出来。……坚决做到广电总局党组反复强调的‘宣传核心，维护核心’”请问宣传部门，疫情严峻时刻，维护领袖形象重要，还是抢救百姓生命重要？不顾万民号泣、心中只有领袖，合适吗？再如2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习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头版大标题赫然入目：《总书记来过我们家：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请问面对这样的标题，疫区民众作何感想？总书记视察的地方“日子比蜜甜”，但总书记没视察的武汉疫区呢？疫情汹汹之际，是报道疫区民众的所思所想合适呢，还是报道非疫区民众晒幸福合适？这样的报道就不能缓一缓，等待疫情平息吗？

疫情犹在肆虐，封城仍未解封，亲人安危系于一线，生离死别悲痛欲绝。国难当头全民抗疫之际，宣传部门念兹在兹的仍主要是宣传领袖，突出领袖，赞扬领袖，这真的有利于领袖？而所谓“舆论导向”、“正能量”，“正面宣传声势和实效”云云，很多情况下又是一如既往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拒绝批评，歌功颂德，用“一贯正确”淹没当局天大责任，用“爱国主义”淹没公众权益诉求，用“乐观主义”淹没万千人间惨剧，用“心灵鸡汤”淹没种种人道问题。

这种宣传模式当然也是由来已久。从反右到大饥荒到文革，从艾滋到非典到今次瘟疫，不管多少灾难和错误，一句“艰难探索”就打发了。不管多少灾难和错误，“伟大光荣正确”是不变的。制造灾难，消费灾难，赞美灾难，每一次灾难都变脸为政绩，每一次丧事都办成了喜事，是贵党有关灾难宣传工作的惯用套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种宣传无异于伤口上撒盐，非但不利于执政者的形象，反而严重损害了执政者在公众中的威望。非但不利于制度形象，反而严重损害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如贵党一直要求的，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那么贵党的喉舌天天宣传贵党领袖如何英明伟大、贵党制度如何优越完美，说的温和一点，是自我表扬，说的尖锐一点，就是自吹自擂吧？国难当头之际，多少人间惨剧？多少人道灾难？尸首丛中自吹自擂，白骨堆上歌功颂德，于心何忍？愚意以为，罹难同胞尸骨未寒之际，不宜迫不及待地自我肯定，自我表扬，不能让赞歌淹没教训，不能让豪情掩盖问题，不能让胜利冲淡责任，不能让庆功遮蔽真相。  亡羊补牢，焦头烂额之际，与其赞扬制度优势，不如寻找制度漏洞。与其宣传体制强大，不如补足体制短板。认真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确责任，完善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培育官员职业道德和行政水平，应该是当务之急。

宣传部门应认识到，最应歌颂的是一线出生入死的医护人员，最应赞扬的，是慷慨解囊多方援助的爱心人士，最应同情的，是挣扎于疫情中的病患，最应哀悼的，是疫情中的罹难者，最应抚慰的，是罹难者的亲友。有人可能要问，执政者上至领袖决策部署，下至基层干部贯彻落实，也办了很多实事啊！为什么不可以歌颂？我的回答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做买卖，执政者干嘛？就是要拿着公民给的权力为公民办事嘛！特别是化解公共安全危机，更是执政者的分内之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商人做买卖都无需歌颂，为什么执政者办事就要歌颂？执政者享受着多少特权？怎么办点份内之事就要“伟大光荣正确”不绝于耳？

适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贵党的宣传工作，最需要的是诚实。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前中央委员、文化艺术专委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

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