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

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

依然阴天。有雨。天又冷了起来。连夜晚都来得早些，四点多钟，如果不开灯，屋里光线就显暗。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转发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上海作的自我介绍。其中有一句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也是我所想的。大学刚毕业时，我参加一次文学会议，老作家姜弘先生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们的脑袋不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也不是长在报纸上，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它是长在自己的肩上。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才更有价值。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深表同意。之所以说这两个极派一样，乃是因为他们都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得不同。用易学长的话说：“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我每天记录一点事情，并在同时加入一点想法和情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语言。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一个人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这不是常识吗？有些人，为了这本日记，花掉那么多的精力来恨我，来骂我，把自己的快乐时间都浪费掉了。可惜。当然，恨我和骂我如果就是他们的快乐，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

今天有文章说，方方不应躲在家里道听途说写作，而应该去到现场。这叫人怎么说？我不是要不要去现场的问题，而是：我就活在现场之中！整个武汉，就是现场。我是900万受害人之一。我的邻居、同学、同事们，所有被封在武汉的人们，他们都是。当他们通过网络跟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见闻时，我怎么就不能记下？难道一定要到医生工作的医院，一定要到警察执勤之地，一定要去社区干活，才叫现场？我自己身在现场中的所知所闻，如果硬要被说成是道听途说，那也只能随你便。

算了，不扯这些。

昨晚的日记发出后，我在询问，新增的病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很快，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份新增病人在武汉市的分布表。这让我看到，其实他们的分布状况，不是集中，而是散点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出门。今天医生朋友也发信息告诉我，“病毒呈点簇状扩散”，新增病人散布于武汉的十三个行政区内。目前，全国各地都基本控制住了，剩下的只是治疗问题。唯独武汉，疫情仍然没有完全控制，还是要保持警惕。

好消息是，出院人数越来越多。我查了一下官方说法：经监测发现，出院后的新冠肺炎患者，并没有再发现传染给别人的现象。而新增的确诊病人，实际大部分来自疑似患者，这个比例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官方的信息，比医生朋友所说要乐观。床位等人的目标已经达到。以前因床位紧张，方舱医院也收入了不少略重的病人。现在方舱医院重症病人清零，全部转至定点医院。医生朋友说，实际上，现在的重症，跟以前相比，也不那么重了。

死亡率明显下跌。网上有很多人传，说因为解剖，发现是痰的问题，针对此况作治疗，所以死亡率下跌一半。医生朋友说：“死亡率下降应该是综合因素。各种医疗资源充沛，医护责任感加强，有能力和精力财力进行更精细化管理等等因素，绝不仅仅是尸体解剖后的发现所起的作用。本来重症感染后ARDS（百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就是大量渗出物进入肺泡，广泛的黏液性痰栓也司空见惯。所以很多情况下一旦气管插管后第一件事就是护士普通吸痰管吸痰或医生气管镜下吸痰，但是这种淤积在细支气管和肺泡内的黏液性分泌物根本吸不出来，这本来就是ARDS的病理表现。也正因为如此，肺的换气功能障碍，即使给予纯氧也不能纠正低氧血症。”这是原话，我只能作囫囵式理解，自然也不知对否。征得医生朋友同意，我原样搬上，也算记录在案。

同样要记录的是刘良教授团队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和研究。看到一个对刘良教授的采访视频，知道其中之艰辛，真是相当钦佩。研究的结果，想必能对现在的治疗和未来的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尤其感动于那些同意将亲人遗体提供解剖的遗属们，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无知的边界远远大于有知，而我们的认知每扩大一厘米，都需要人们百般的努力。如我这样的一介文人，所能做的，也就只是尽可能记录了。

目前武汉疑似感染人数还是不少。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在哪感染的呢？有人私信我，说有些是志愿者，还有一些社区工作人员。我想，这个大有可能。志愿者长期在武汉各处奔波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在这个非常时期，真的忙坏了。上面什么事都压下来，而下面的一众百姓，什么事又都找他们。其中相当难缠的也大有人在。同各种人等打交道，哪些人会是感染者，并不清楚。他们的防护设备也远不及医护人员那么齐全，有的甚至只戴着口罩。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说，志愿者和社区人员也是早期有感染，现在几乎没有。她还说：“养老院，看守所，精神病院，前期还蛮平稳。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全部检测，就有新增。”

 

武汉人现在似乎很平静，当然，更可能是郁闷。为防交叉感染，团购买菜也不再挤到小区门口。只是人都在家里，总归要吃。好了，他们又发明了另一种方式：每家用一个塑料桶，用绳子将桶从阳台上吊下。再由社区工作人员把菜放进桶里，自己用力将桶拉上去。有的一直拉到六楼。这是个技术活，但大家适应得还不错。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两分钟的视频，莫名地有一种心酸感。武汉人的艰难和社区工作者的辛苦，真不是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