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背后的精彩故事

西行漫记作者写书为发财却没收到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报道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就功名。点击看更多军事历史内容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报道中国的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就功名。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罕斯·希伯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只有斯诺如愿以偿？

 

 

传统的解释多倾向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殷切同情，但当时具有亲共倾向的西方记者大有甚于斯诺之人，比如史沫特莱。

 

 

史氏乃美国左翼激进记者，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共领导人，但她赴延安采访的时间却屈居斯诺之后（1937年1月才应中共邀请到达延安）。显然，成就斯诺进入红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靠斯诺单枪匹马一腔热情还不够。

 

 

对于斯诺的采访动机，主流观点认为是出于新闻记者探奇的本能，以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

 

 

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多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诺仍然感到生活拮据。

 

 

斯诺当时给许多美国媒体供稿，并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

 

 

也许是因为斯诺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而当时中国正是世人瞩目的焦点，尤其是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所以此时写一本红色主题的书，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1936年，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通过关系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

 

 

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长征，并开始宣传统一战线战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正急于找一位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

 

 

那时，中国记者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英、法、德三国的治外特权已经给记者带来极坏的名声。俄国记者又容易引起各国的怀疑，只有找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与中国左翼过密切，所以斯诺是最理想的选择。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其影响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当时《红星照耀中国》是禁书，为了在国内公开出版，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的帮助下，经过修改，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关于斯诺的陕北之行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一些人认为，共产国际曾直接插手。显然，促成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研究者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

 

 

1941年，斯诺主动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期，他开始受到美国的猛烈抨击，多数美国媒体不愿发表他的作品。他只好举家搬到欧洲。

 

 

1949年后斯诺好几次想要访华，给中国领导人写过几封信，但都没收到回信。当时中国已把那些还不承认新政权的国家来的记者都赶回去了。另一方面，1952年，美国政府限制公民前往共产主义国家旅行。

 

 

1960年，美国终于批准斯诺访华。斯诺希望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版税负担自己的中国之旅，但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版税。除了图书馆有极少量的书外，当时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

 

 

1970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参观国庆阅兵，轰动一时，向中国人民暗示对美国改变姿态，同时也向美国传递出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迹象。但华盛顿没能领会这个外交信号。亨利·基辛格后来说：“信号太隐晦，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完全不得要领。”

 

 

当时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也在阅兵现场，但她也没领会到中方的暗示。一条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她困惑。

 

 

这是斯诺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他有过一些抱怨：自己提出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问题都得不到回答，人民不能开诚布公，包括朋友。

 

 

在中国，人们认为斯诺是独立、聪明的记者，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不持任何偏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这层关系恰恰是他在美国备受争议的核心。

 

 

在西方媒体从业者当中，斯诺的名声其实与他在中国的形象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斯诺直接参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如“一二·九”学生运动），有悖新闻伦理；他与中国革命领袖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令其报道失去了客观性。

 

 

 

1972年，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死于癌症。在遗嘱里，斯诺写道：“美国栽培养育了我。”遗嘱还有一句：“我爱过中国。” 其妻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

 

来源：网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