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韩寒：“我要写《失败之书》”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对韩寒来说，30岁就是这样的坎儿。在2011年前，他安于“韩少”这样的称谓，允许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真诚但是失之偏颇地发言，乐于享受以凭借年轻带来的种种不成熟和锐利，以这种干净的率性，呼应这个社会浅显的痛楚和快乐，坦然接受社会慷慨的馈赠。然而，30岁来了，生活从此不一样。
这一年，韩寒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女儿的父亲;年末“韩三篇“出笼，招致”敌我阵营“的重新分裂和聚合，韩寒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够用了;更为喧闹的是龙年春晚一样的“代笔门事件”，这一出自以为正剧的闹剧里，韩寒嘲笑自己“猪一样的表现” ……
面对复杂，如何保守内心的纯粹?面对目标，哪些要坚守，哪些又必须打破、甚至颠覆?面对声誉和支持，如何警惕他们变成自我的枷锁?对这一切的思考，成为时间献给韩寒的一份厚礼。
出道十多年来，韩寒一路顺风顺水，但他说只有这一次，才开始真正地回到内心，思考自己。韩寒开始了自我摧毁，同时以更强大的力量自我重建。质疑，失望，误读，在一场荒谬、方寸错乱的搏杀中，失去一些东西在所难免，但如果这种失去能换回对自我本质的重新确认和笃信，那一切都值了。
韩寒蜷缩在副驾座上，一身黑色的服装。到了约定的地方，他开了车门下来，按照惯例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又迅速缩回副驾座位上，一言不发。
他刚接受完一个采访拍摄，还没吃晚饭。时间是晚上10点。在开车寻找食物的一路上，车里很安静的。
抵达上海的这天，韩寒刚在博客上发了不再回应的声明，而在此前的几天，他每天接受5个视频网站的采访一一2010年他曾宣称，只接受少量采访。这几天接受的采访，几乎等于他此前的所有。
“你别看了。”同行的朋友责怪他这几天花了大部分时间在上网。
“好的。”他这么回答，然后又是刷新微博的声音。
最后选择的一家自助取餐的速食店，在取餐的过程中，他的朋友低声对我说：他很难过，但他不承认自己难过。韩寒承认，自己最大的缺点是好面子。这种好面子，有点孩子气，也有点像传统文人那种清高。
下午一个媒体的拍摄，意外烧到了他的头发，让他显得有些狼狈。他毫不在意，边狼吞虎咽着看上去并不那么美味的食物，边回顾这半个月来，自己被网络上那些质疑、谣言和否定牵扯的过程。
他还是努力用一种置之度外的口吻谈论着他的反击和愤怒：“幸好我的事实是铁板一块的，不然这么多阴谋论，换作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倒掉。”“你知道我不善言辞，但这几天却要让自己上视频节目，一次次重复讲一样的话一一现在回想，多傻啊。”
讲到最后一句，他嘴角弯起一个弧度，可能是要做出此前习惯的，对自己幽默的轻嘲。不过此时的他，却疲倦得拉不开该有的笑，终于成了叹气一样的表情。
又默默吃了几口饭，韩寒突然放下筷子，像面向广场正式宣布一样：“我决定了，即使烂，我还是打算烂在中国了。”“我就把打官司当做探讨中国质疑权的一次亲身参与，中国需要这利建设性的参与。”最难过的那几天，韩寒会突然问朋友：“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要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回答：“不行，那是在逃避。我得弄清楚自己和这个社会……”“抱歉，我这几天就在自我鼓励和自我否定中循环。”韩寒说。
对很多人来说，前段时间韩寒的表现，“失常得不像韩寒”。到底是什么困住了韩寒?“我开始想，这个社会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我?”这几个月来，他已经间了自己许多次了。而现在他明白，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了“韩寒必须回答的问题”。
摧毁和建设
1月18日傍晚6点，北京。韩寒如期去赴一个晚宴，快要抵达目的地时，电话响了，是初中同学：听说你有个团队来帮你写东西，我最近有的项目特别难搞定，能借你的团队用一下吗?韩寒愣了一下，习惯性地哈哈大笑：“你还信这个?”
当天晚上，是一个赞助商举办的晚宴。有个客人拿着酒杯来和他攀谈：“文章真的全部是你写的吧?”
他用手机看了下微博，当时，麦田指控他有团队代笔的帖子被转发了几百条。他决定一个人去看场《大魔术师》，平复下情绪。但是一回到酒店，还是忍不住查看了下麦田的帖子：已经被转发两三万条。韩寒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已经有人‘愿意’相信这种阴谋论了。”
在酒店里，韩寒试图敲下一段文字回应，但愤怒让他无法把句子写连贯。直到凌晨两点，这短短的博文才算完成，中间韩寒修改了五六次：“我一直在想如何自证的方式，而且，我还是希望维持足够的幽默和风度。”
不过这篇后来被韩寒自己命名为《小破文章一篇》的博文，显然在这两方面失败了。文章中，他用诅咒的方式说：如果真的存在有人为他代笔的现象，“我将不能活着看到自己女儿长大。”并且慷慨地提出：任何人如果能证明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为“韩寒团队或者为韩寒代笔写文章的人”，都可以得到两千万人民币的奖励。
“自己的性命和全部身家，这是我全部的东西了，我就想通过这样的极端告诉别人，我的立场。”韩寒说。
发完微博没多久，犹像再三，他又爬起床把博客的语气再顺了下，试图“洒脱和幽默点”，把关于女儿的文字全删除掉，因为这个诅咒虽然是诅咒自己的，但是很容易让人误会是针对女儿的。他只留下所谓的“两千万悬赏”。
有了女儿后，韩寒察觉自己变了。“其他赛车手有了孩子后开车更慢了，我则开得更快了。”“我感觉自已已经完成，从基因上、人类的生物学上的繁衍任务，反而觉得更加没有顾虑。更加逼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2011年，韩寒迎来了自己30岁的生日。30岁的韩寒，“有男人的感伤”——韩寒的朋友孙强这么和我说：他对别人更容易心软，对自己却老揪着。“他还开始散发那种老男人的气息了，却突然感叹岁月，对孩子柔情似水。”事实上，孙强在他的鼓动下，也刚要了孩子。
朋友发现 ，韩寒开始厌恶“韩少”这样的称呼，开始不满意自己说话的强调，“是否太浅白了”，并对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一个个道歉。“我察觉到年轻时候的许多无知的无畏，”韩寒解释：“我现在该对以前的过错道歉。”
韩寒甚至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去说话了”。在《我的2011》中，韩寒感慨，之前的两年，他写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评论，他的无党派、无派系的语言为他赢得了最大可能的认同和尊重，但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地迎合。”他开始警惕自己的迎合，也厌倦了重复：“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相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我如果再这徉把文章写下去，难道不是偷懒吗?既对不起支持我的人，也对不起我自己，我要这样一直写到老吗?”韩寒说。
韩寒内心对自我过去的这种否定，“其实已经埋了大半年了”，他甚至和我提及，他理解许知远说的一些东西：“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我一直在想，30岁后，我还是这个样，那才是我的可悲。”
韩寒因此做了一个决定：告别过去，即使过去的自己受许多人喜欢：“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是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也许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
当决定自己不再那么说话后，“我要说什么?怎么说呢?”韩寒似乎又成了重新学说话的小孩。
读者发现的，只是韩寒博客更新得越来越少。“我一直在酝酿，我要写什么?”这一个问题，他思考了两三个月，最后他决定从常识开始——这就是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韩三篇。在他对我的说法中：“即使写得再不成熟，起码在谈论自由、民主、平等这三个词，我最大的目标就达到了。”
最终的那三篇文章把文章，“每篇我都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几乎一气呵成。”韩寒坦言自己“抱着深深的期待”。这是试图成年的韩寒，精心谁备的第一次改变。
果然引来很巨大的反响，然而，韩寒没预想到的是，李承鹏、艾未未等朋友开始宣布对韩寒的批判，紧接着，是更多学者和作家的质疑。有人说韩寒反叛了，有人甚至说：“为什么我们曾选择出这样的韩寒?”
在曾经的朋友一个个跳出来反驳他的时候，韩寒感到惶惑，却也有说不出的开心。“虽然不少人都否定我，但是，他们许多人的文章质量很高。”“我的作用也就起到了。”韩寒并没有充当意见领袖的“雄心”。“我其实愿意这样的结果。”也因此，韩寒开始酝酿写第四篇：关于选举。他最终希望的是：趁这个机会，就这徉把很多不能说的词说下去。
在那几天里，韩寒每天不断上网搜索各种文章，甚至开始为自己寻找合适的书目来重新思考、理解这三个词——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觉得读书成了件迫切的事情。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对他的质疑还一直在放大，直到他接到这个电话，询问他是否有团队代笔，韩寒这才真切地感觉到：那代表，曾给韩寒这样位置的许多人，已经质疑韩寒存在的合理性了。
“我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闷和焦虑。我觉得好好地正在谈民主谈目由，很多的文章质量都很高，突然地，因为对我的质疑要被打断了。”韩寒后来这么和我说。然而，当看到几个小时之间，麦田对他的猜想转载超过三万时，韩寒觉得有点莫名的悲凉：“那意味着有些人愿意相信这祥的说法”。
“我虽然宣称杀戮群众，但其实，我是试图拉着大家一起，杀戮以前的自己，突破此前常识性的情绪宣泄，更进一步去思考改变，但大多人根本不理解。”韩寒甚至想起自己在高中出版《三重门》的时候，一向人缘不错的他以为，许多同学会和他同样开心，然而，渐渐地，韩寒发觉，所有人总是若有若无地以尊敬、羡慕、挑剔等方式，用各种理由正在和他疏远。韩寒问过其中的一个同学，为什么这样?对方回：因为你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了。
率性与粗俗
“你是浅薄、粗鲁的人吗?”
“我是个率性的人。”韩寒回：“率性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我会愿意说出我心里所有的小九九，我很真诚，但或许这样不够高雅。”“比如，情急之下悬赏两千万的做法，就确实很土，很傻。”后来韩寒这么判断自己当天的表现。
虽然是凌晨5点才最终入睡，1月19日早上8点，韩寒就醒来了。一整个晚上，半梦半醒。他打开电脑，首先查看的，就是自己博客的评论。他记得有一条评沦说：难道韩寒在炫富?韩寒再次感觉到，百口莫辩：“我其实只是愿意用全部家当来证明白己的清白，但他们却愿意这么理解。”“其实是有些人开始在内心不认同我了。”韩寒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就看他们愿意看到哪一面了。”
韩寒曾有一辆超级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就兴奋的机械迷，当即马上开出去兜风。只是开了一圈回来，韩寒就和朋友说：实在不好意思开。“真奇怪，有不莫名其妙白勺负罪感。”
这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在他住在高级酒店的时候也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被安排住在一栋一百多层的豪华酒店里，看着楼下就充满了负罪感。在县城参加拉力赛时，韩寒站在窗边，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说不出的自责：“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
韩寒确实是个“土人”。他买的房子就在城乡结合部，而且楼层不能太高，“太高的楼会让我觉得飘，写不出东西。”他交往的圈子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把《独唱团》的编辑部放在城乡结合部的亭南镇，租的楼层是第二层——韩寒觉得这刚刚好。
韩寒一周里，有一到两次，开车从上海市中心上高速公路回郊区的乡村。韩寒觉得在老家和乡亲们拉家常，比文人聚会或者读书更有意思，“更有养分”。事实上，韩寒写博客的许多题材，正来自于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比如关于他对拆迁的关注，来自于自己的爷爷奶奶和邻居们的亲身经历：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到镇上弄一套小公寓。哪怕这间公寓只有80平米，他们都会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他们因此放弃了有价值的土地，却只从政府那儿接受了很少的赔偿，从此他们被连根拔起了——这种切肤之痛，最终通过他的语言方式，表述成一针见血但却嬉笑怒骂的批评。
韩寒喜欢拉力赛的一个原因在于：“因为拉力赛都是在沙石路上举行，一般都是贫穷的小地方。”“有点像记者做田野调查一样。”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
韩寒的身体里，藏着的还是小镇青年的赤子之心。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徐浪，韩寒的教练和好友，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拉力赛车手，在设法把一辆赛车从沙漠中拖出来时，被拖钩击中面部，不幸身亡。而就在这时，他家中的妻子尚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韩寒悲痛欲绝，虽然这和他的写作生活无甚关系，但自那次事故后，他就更关注不平之事。他跟我说过，“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长命百岁。于是我想要生活得更充实，我要当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要想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就不能坐着干等”。
这种孩子一般天真的第一反应，或许就是韩寒博客文章容易打动人的原因，但也因此，显得“粗浅，没有深度”。
看到对他炫富的指责，韩寒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了——把自己和最在乎的人划开了。这一天韩寒是在焦虑中度过的。他搞不清楚：“一个作家要怎么自证文章是自己写的”，搞不清楚“要如何让读者信任并且明白我真正的意思”。心中那种无力感正化做愤怒，越来越难以自制。
就在韩寒焦虑时，开始有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回应麦田，作为一个“拥有理性的质疑精神”的麦田，当天写下了道歉声明。“他的质疑精神挺好的，是我没处理好如何回复。”韩寒后来这么和我表述当时的心情。然而，也是在那天下午，方舟子开始了对韩寒的“研究”。
看到因为有许多人为他说话，麦田也因此道歉，韩寒开心了一个下午。所以方舟子的出场，“我当时并不是很排斥，其实我很喜欢理科生那种研究精神，刚告别麦田，又迎来方舟子，我当时的心情已经比较超脱，觉得挺好玩儿的，所以我决定和他开玩笑”韩寒说。
他开始恢复起自己好玩的性格，仿麦田的《人造韩寒》，回复了篇《人造方舟子》。在回复方舟子诸多理科生思维推理出来的疑问后，他还模仿理科生的逻辑链条，用来调侃方舟子。事实上，即使后来被大家垢病的讽刺方舟子秃头这个事情，“其实我真是没有什么恶意，说他的质疑精神方面很用心，用心到头发都掉了。”
区别于前一篇澄清博客的反复修改，《人造方舟子》一个小时不到就写完了，写完后的韩寒，还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讲述自己如何幽默地调侃——韩寒满意自己能从此前不好的情绪中超脱出来的。
然而，韩寒没想到的是，网上却因为这篇博客里关于“秃头”这个点，开始掀起了韩寒没有风度和粗俗的批评。还有网友翻出此前韩寒接受采访媒体时，说到的对女人的看法，以此来证明韩寒是个“没有教养”、“粗俗”的人。
“粗俗”成了，以前被称为率性的韩寒，第一个正式成立的“罪名”。“或许，总有一天，大家又会发现，粗俗原来也是率性。”韩寒说：“所以，我还是继续‘粗俗’下去吧。”
“如何坦荡地笑”
韩寒确实在心里曾产生过对方舟子的“恨意”，特别初五、初六的时候。
这两天，父亲韩仁均没有按照此前的习惯，来陪韩寒的女儿玩儿，而是一个人，窝在金山区的乡下老家。韩寒有点担心。正月初四那天，对他质疑的最新进展是：帮韩寒代笔写文章的，就是他的父亲韩仁均。
犹豫了许久，韩寒终究没有打电话询问。这对父子，内心亲近，但说起话来总是别扭。“男人一亲密就肉麻。”这是韩寒的看法。韩寒脑子里头藏着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
不过，“恨只是一时的情绪，毕竟我在乎的家人被伤害到了。我从来不是个会恨谁的人，事实上，等过段时间，大家都平和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和方舟子聊聊，我想理解他，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韩寒说。
在韩寒看来，父亲比自己还清高。韩仁均在金山区报当第一版的编辑，主要的工作是编辑领导的讲话，但是，身处于这样的位置，父亲终究没有申请入党，显然，这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看到麦田的第一条微博时，韩寒打过电话和父亲商量过，父亲从一开始就表态：不要回应。不回应本身就代表心无杂质，并且有足够的气度。
但韩寒坚持认为：自证是给支持者信心。韩寒内心自己明白，这个理由是为自己找的，本质的原因是，自己无法超脱到不去回击。韩寒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气。
正月二十九，小年夜，韩寒已然意识到，父亲说得有道理了。
那天，他从北京飞回上海已经是中午。早在去北京出差前，韩寒在微博上看到了自己第一本书《三重门》的编辑袁敏生病的消息，他此前曾约过几个朋友一起去探望，但终究因为自己的行程无法成行。
考虑到第二天就过年，韩寒飞机一落地就往杭州赶。开车过去加上堵车4个小时，在医院和袁敏老师聊了一个小时，开回来两个小时。回到上海，夜色已经深了。韩寒打开电脑才看到方舟子最新的博客，用韩寒的原话：“当时吃惊了一下”。
在此之前，他对方舟子好奇，且有“一定的尊敬”，方舟子的加入只是让他觉得好玩儿，“我自认为铁板一块，我也想看看打假斗士能在我这边推敲出什么。”但推敲出的东西是各种已然下判断词的“猜测”。韩寒承认自己一开始还有“失望和恐惧”。方舟子会抓住成长过程里不同时间段他改变的看法加以组合，去攻击他的人格，会放大某个口误……这种种的方法，韩寒内心明白，这些是无法用讲道理、摆事实去回应的。
韩寒担心的还有，阴谋论是最容易获得这个社会的反响和加入的。因为这本身是个没有信任感的国家。斟酌再三，他写了篇《孤芳请自赏》。韩寒寄希望，方舟子和更多的社会大众回到理性的常态。“那时候，我知道，自己要对抗的，已经不是质疑，而是情绪。”
第二天中午才起床的韩寒，并不愿意再打开电脑。今天已经是大年夜了。家里早备好买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姑叔叔、舅舅舅妈等长辈的礼物。那一天，韩寒开着车到处走亲戚，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不管有话没话，他一定要在每个长辈家里待满几个小时，如果老人愿意，还陪着大一轮牌。
按照此前和父亲商量好的计划，韩寒来回几轮，把亲戚们集中到外公外婆家，然后再一起驱车到订好的饭店吃团圆饭。
这个过程中韩寒没有看过一次手机。他当时心里想的是，起码春节这个时候，各自都有亲人要守，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新争论出来吧。
然而，年夜饭开始没多久，前《独唱团》的一个编辑打电话来了：韩寒你看下微博。韩寒犹豫再三，还是打开了网页：又是一条质疑。
按照原定的计划，吃完团圆饭，一帮朋友要齐聚在原《独唱团》的编辑部打游戏跨年。韩寒坚持按照计划走，只是打完游戏后已经凌晨三四点，韩寒回到家还是打开了电脑。他在考虑要不要回应。
“想了想还是算了，因为我想，春节的新闻少，传统的地方报纸会大量使用网络上的新闻，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应，只看报纸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会看到，大过年的让老人家不开心，这我做不到。”“一个男的，如果连家人都保护不好，都不能成为男人。”韩寒说。
大年初一，韩寒继续按照此前的安排，继续走亲戚。本来的计划，当晚是要留宿在一个亲人家的，但韩寒突然临时决定，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回自己的住处。一回家，韩寒就打开电脑，敲打起来，敲打了一会儿，却还是放下了。“还是不回复了吧。”
初二是一个亲人的生日，本来说好了赶去吃午饭，韩寒却说自己要继续睡会儿。“他难过的时候，不会和任何人说话，就会睡觉，睡着睡着，气就自己消了。真是个奇怪的人。”韩寒的家人和我说。
下午，韩寒回松江老家去拿自己《三重门》的手稿了。韩寒的父母一向珍惜他写过的任何东西。不仅《三重门》、《零下一度》，甚至中学写的作文和诗歌，都有父亲很爱惜地收藏着。
在松江老家，韩寒开始一张一张铺自己《三重门》的手稿，他构想的画面是，自己坐在手稿上，很坦荡地笑。他心里想着的是，手稿晒出来，一切阴谋想象该结束了。“我真厌恶自己让家人担心。”
父亲韩仁均是在韩寒的半强迫下，答应帮忙拍这张照片了。当韩寒一张张在铺手稿，父亲在旁边不发一语，父亲觉得这是次羞辱 。而韩寒终于也没能做出足够开心的笑容。“虽然坦荡，但看着让人心酸。”这是父亲后来的评价。
那天晚上，韩寒发出了这张照片，并配上博文《光明与磊落》，他再次希望，所有对他的质疑到此为止了。然而第二天醒来，他看到，对方的目标转向了自己的父亲。韩寒努力的目标是让这场质疑不会把家人卷进来，而最终，却造成了父亲迅速被自己拖累。因为添了个女儿，韩寒的父母本来每天下午都要过来帮忙带小孩。然而，那天下午，父亲没有出现。第二天，父亲终究没有来。
韩寒则一个人在房间里，不断盯着屏幕看各种网页，一句话都不说，女儿开始懂得认人，看着韩寒的照片就喊爸爸。家人会故意问她，想不想亲爸爸啊?然后抱着她来找韩寒，让她拖着韩寒陪她闹腾一阵。
韩寒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太说话。手机里几十个未接来电，他也懒得去接。这中间，路金波在一个晚上来拜访一下，说了几句打气的话，也就回去了。
直到初七下午，父亲韩仁均突然到了家里。拿着这几天他翻找出来的各种手稿和家书，问韩寒，现在好多人通过质疑我来说你，你看，我需要写篇文章交代下自己。
韩寒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过了一会儿才说：“写一下也好吧。”
韩仁均就又回了老家了。晚上韩寒收到父亲的来电，说，文章已经写好了，你看下?韩寒回：就按照你的意思发吧、
直到发完文章，韩寒才认真读完父亲写的“交代”，他看完后：“突然理解‘文革’期间，那些老作家那种恨不得剖心自证的滋味是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打个电话给父亲韩仁均。电话通了，韩寒说：“没什么，文章我细看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其实你不用写也可以的。不过既然写了就写了。”韩寒还想说点什么，但终究还是就此挂了电话。
失败之书
该走的亲戚都走完，接下来的这几天，韩寒就再也没踏出过自己居住的小区。
这个小区位于离上海市区30分钟车程的亭南镇，他像是韩寒堆砌的一座小乌托邦。在我抵达当日，韩寒就和我推荐：“精装修，冬天有暖气，而且不贵，一万五一平。”只是这个小区身处城乡结合部、没有太多商店和饭店，适合物质欲望低的仍然理想主义的隐居者。
韩寒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5年了。他也愿意自己的朋友也住那儿，先后把《独唱团》的办公室，马一木、周云哲等人，都腾挪到这块小区来。自《独唱团》编辑部解散后，他们仍围聚在韩寒周围，在组织一个叫“亭林镇独唱团”的乐队。
从初四开始，韩寒开始一张张扫描自己的手稿和家书：一边不断传上网自证，一边准备着起诉方舟子。韩寒边整理手稿，边开始冷静下来分析，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是怎么构成的：“开始可能我在那三篇文章中，比较温和的改良态度激怒了极右的力量，再加上有些人想借这个事情搭顺风车、浑水摸鱼。”韩寒说。
分析出的这两拨人，还属于他可以理解的范围，这让他平静许多，“既然要改变，我就做好准备，承受一些损失“。韩寒也开始反思自己之前对公众支持的”挥霍“，”以前，我在意的都是不喜欢自己的人，以及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原因，而对支持我的人和原因没那么珍惜。”
在韩寒和家人整理并发布手稿的同时，方舟子及其支持者任然以几乎每日更新的速度持续着对韩寒(早年)写作能力的质疑。
许多质疑，韩寒本可以找到当时的同学、朋友作证，但韩寒还是有文人的清高。直到现在，韩寒没有向任何一个朋友求助。
1月29日凌晨，韩寒多本书的出版商路金波在微博上宣布韩寒将正式起诉方舟子。路金波的口气有点急切：“1000页手稿、书信等铁证齐备。韩寒邀请方舟子到上海法庭‘当面对质’。”
“我觉得说得太早了，太慢了。”韩寒后来对我说。韩寒和路金波确实就方舟子的质疑通过两三次电话，但他并没有授权路金波去发布起诉的消息。路金波仓促披露并没有说清楚，韩寒的起诉其实是针对方舟子的行为是否恶意，而非关于韩寒自己作品的真假。路金波的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韩寒证明自己作品真伪的方向上，这一点后来被敏感的方舟子(及其支持者)攻击。
但韩寒也没有要求路金波将这条被转发了两万多次的微博删掉。“我不会让朋友删东西，我不是这样的人。”韩寒说。
作为多年的朋友，他理解路金波，“可能是被激怒了，他了解我的创作过程，所以也感同身受地觉得委屈。”在这场争论中，支持他的朋友还有马日拉、马一木他们。马日拉有天写了篇文章，和韩寒写重了，而且马日拉发得比他早。基本上，他的朋友们迎战也是毫无章法，而且各自都几乎没有联系。
不过，他的朋友们会鼓励他，“说我一直顺利，就跟出水痘一样，早晚得经历一次挫折。”
在韩寒眼里，这些朋友都不是他的“队友”，他们只是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自由地交往，他们没有义务分享和解决他的逆境。
韩寒一直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材料能被挖掘出来，方舟子很快就会停歇的一一他有这种自信。
然而，控诉他的“材料”越来越多。而且那些很多“莫须有”的材料，都来自他以前比较喜欢的两个论坛—天涯社区和猫眼看人。在此之前，他比较喜欢这两个论坛的自由主义氛围，但“韩三篇”让他变成了一个可被众人进行投机式攻击的对象。
“我没想到自由主义者之间也会有杀戮。你温和，我们激进，那我们就会有斗争。”他知道自己的“韩三篇”曾得罪了极右分子，虽然他曾明确地表达出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因为右派太可怜了……但现在有个不好的观点，有时候你作为一个激进的右派或者温和的右派，你只要说政府做的一百件事情里有一件是对的，那你就会遭到围攻。”
这句话一语成截。
现在这两个社区里，铺天盖地的都是攻击他的文章，用支离破碎的逻辑和肮脏的字眼。韩寒每天都会翻上几十页，它们的扭曲程度不一，但推理过程都很极致。但这两个论坛同时也会有一些在线调查，只有注册一年以上的用户才有投票权。他发现，与上百条“倒韩”的帖子形成对比的是，在线调查的结果是，他的支持率远超过方舟子。
猫眼看人的老会员们发帖，揪出很多恶意ID让网友围观：“那些ID只是发过四五十个帖子来黑韩寒，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更荒诞的事情也发生了：“有的论坛里有如果有人要声援我，那么他的帖子是必须要审核的。”
此时他眼中那些“正常的”网站，投票比例都在9：1、或者8：2，但“到了凤凰网或者是左派的网站，新华网就会变成5:5或者4 : 6。甚至有的网站方舟子在一夜之间的投票会增加两百万票，最高峰的时候一秒钟3000票，瞬间就能从9比1到1比9”，他不知道谁在操纵着这一切。
自从他离开学校后，他已经适应了公众直接的褒扬抑或非议，但现在这样试图左右网络论坛舆论导向的水军，成了他无力对话的、试图杀戮他的“群众”。
比起外在的攻击，更伤害韩寒的是对自由主义盟友一种辩说不清的着急：“怎么样才能让他明白我的意思。就像我们同样要开车往一个地方，你说要加93的汽油，我说要加95的，实在没有必要为此，就在半路上相互砸车了。”
韩寒还是选择不辩解，他相信对细节的澄清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只想等风波过去后，“更清晰地说明我要做什么。而且我要做的事情确实是对的，是好的。”
这种理智的想法，会让他在某个时刻突然喜欢一下，带着女儿到小区里玩耍，然而，一回来打开网，看到各种攻击，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心烦。
在回应方舟子的系列文章中，韩寒曾经幽默地说他的朋友春树可以证明他糟糕的英语水平。但在观望了方韩大战之后，春树写下她给韩寒的话：
“‘朋友’这个词还给你，我们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朋友’。你是在我曾经给过我激励的同龄作家。不是用你的文字，而是用你的经历，比如退学、抨击中国教育体制，出书并且一举成名，之后也一直保持着某种‘叛逆’的姿态。关于‘姿态’这点可能我之前完全误读了你。这几年你占据了太多媒体资源，压榨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出版空间，‘离经叛道’这条路有多难?只有你走得行云流水，别人走得无比坎坷。”
作为韩寒的同代人，春树曾同样以高度叛逆的小说和生活获得市场、许多年轻人的寒说不出的难过。而且，初六开始，批评韩寒的声音开始有来自作家和出版行业的人，而且他们打着的都是“韩寒霸占着公共出版资源”的理由。
“公共资源是谁可以霸占的吗?我真不认为作家间有竞争问题，其实只要任何作家的文字能打动群众，谁都可以占有他们心中的某部分，真的是韩寒霸占还是另有原因了。”他的一个朋友说。
已经快正式上班了，采访的约请越来越是多，家人按照韩寒此前原有的习惯，全部推掉，然而一直很沉默的韩寒突然和家人说：帮我安排采访吧，越多越好，最好是视频。
韩寒其实不是个很擅长表达的人，他通常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许多别人的提问总是答非所问。而且韩寒其实还是个害羞的人，不那么熟悉的朋友，他说话总是无法放松。家人很惊讶韩寒的选择。
在韩寒看来，“我还是要解释，文字的解释不行，我都自己上视频解释，用说的，我想让读者感受到我的状态。”韩寒甚至表态，他可以和方舟子当面对谈。“我还是希望沟通。”
从初七开始，韩寒几乎都没休息。起床后就开始接受采访，采访做到深夜，一不留意，又是一个晚上过去，然后接受采访的时间又到了。而且，话还是那些话：“他还一直在解释，然后还一直努力故作幽默和潇洒。”他的一个朋友说。
事后回想，韩寒说，那几天几乎是自己看这几年来最绝望的日子了。他的绝望来于：“解释完这个，又冒出另外的莫须有的质疑，比如为什么你的文艺作品里挂号的窗口没有玻璃，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象征之类。有的人出于自我逻辑的快感，有的人建立在子虚乌有的‘证据’上。”曾有熟悉的媒体人，甚至直接用审犯人的方式发问。韩寒并没有发脾气，然而，当他尽量努力地回复后，看到网上没有因他的解释平息，反而是以此掀起又一轮质疑。
这种质疑正在俘获更多的人。韩寒这个时候发现他新的敌人，又变成了这个社会本身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怀疑感。“就如同药家鑫案，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许多人愿意相信阴谋论”，“我们生活于一个愿意相信阴谋论的社会，一个不理性的社会。”有时外在的压力到了极致，他会愤怒地说“出国去吧”，但马上又激动地自我否定：“要真走了，我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更多的人。”
到了初九，韩寒和约请的媒体宣布，不接受采访了。韩寒明白，这不是“解释能完成的问题”。
情绪不好的时候，韩寒的办法就是睡个觉。他还在试图吞下这所有自己不理解的反应。“我突然想，其实自己多么荣幸，在这几天，让自己成为了中国许多问题的承受者，如果我能一个个吞下它们，这不才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这样一想，韩寒又兴致勃勃起来了。然而他沮丧地发现：“自己还是在失望和自我打气中不断挣扎。”但韩寒已经知道，解决这些疑问的办法是，用行动去回应所有的疑问。
韩寒开始打电话给合唱团的团员，安排第一次排练，开始启动新的写作，“我每年都会写一次韩三篇，还会再谈民主，再谈革命，再谈自由，永远连续下去。”韩寒最新的计划是写一本书，名字叫《失败之书》。
“很多人以为这次我失去许多，但我获得更多的东西，比如，更清楚自我的本质追求、更理解这个社会人心的构成，更清晰这个时代我们共同的问题，更知道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失败有时候是好东西，能给予特别多，所以我想整理我一次次的失败。”韩寒打算，等这个事情再过去一段时间后，他会打电话给几个在这次风波有对他批评的朋友们，“听听他们对我的想法”，“如果有可能，我也很愿意在未来和方舟子见个面，只是我们在现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沟通。”韩寒说。
“我也要写一篇文章，说一说我所有犯的错，我以前的无知和对他人的伤害，我的膨胀和愚蠢。”韩寒说，“以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但是经过这次，也许我将越写越差，一文不值，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写作者。”（采访、撰文：蔡崇达、潘爱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