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纸老虎》原文链接：http://nymag.com/news/features/asian-americans-2011-5/
译者：变色龙众译苑
有时候，无意中瞥到映在橱窗中的自己，我都有点震惊：乌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平坦的脸庞和有点黄绿色的皮肤。表情漠然得几乎跟冷血的爬行动物没什么两样。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张脸庞和别人的脸庞一样漂亮出众。但同时，我又觉得这张脸无比陌生。这是我的脸，我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但这张脸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定有无数的美国人也对他们的长相感到有一种疏离感，但每个人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我是韩国移民的后裔，但我却不会说我父母的母语（即韩语）。我也从来没有用诸如“大哥”和“大姐”等恰当的敬语来称唿我的长辈们。我没跟韩国女性约过会，甚至连个韩国朋友都没有。虽然我的身份是移民，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像一个移民那样努力地奋斗。
我是亚裔美国人，用带点嘲弄意味的说法就是香蕉或者奶油蛋糕（外黄内白）。虽然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出身就会决定他的一切，但我相信对各个种族的成见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靠它来区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不同面孔。尽管在很多方面，我已经没了什么亚洲人的特点，但我确实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
我有时怀疑我的长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相当有代表性，就像一个长着大众脸的隐形人，一个站在人群里很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而实际上却鄙视并剥削的形象。我们不只是那些“数学学得很好”和会拉小提琴的人，而且是一大群憋屈的要死，压迫的不行，被虐的快残了的那些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对社会和文化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
对于上述种种成见，我总在两种想法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仅仅因为相貌就将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对号入座成这样的半机器人，这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确实也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亚洲人。
我来概括一下我对亚洲人价值观的感觉：去他的孝道，去他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他的非常春藤盟校不进，去他的尊重权威，去他的谦逊努力，去他的和睦关系，去他的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去他的虔诚努力的中产阶级奴性。
我能理解亚洲父母用这种手段抚养整整一代孩子的原因。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工程师等等，不管是谁，只要努力学习都有可能得到这些好的工作机会。而且，追求这些好工作又有什么错？亚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的几率和他们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包括美国白人在内的美国其他种族人群都高。这些只是亚裔取得成功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这远比很多人记忆中的成功故事要短得多。在约1400万的亚裔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美国出生。我哥哥出生于1970年，在那个时候，美国只有不到39000名韩国后裔，而如今，韩国后裔达到了100万人。
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总被用做美国梦的例证，用来证明那些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依靠自己也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提到亚洲人时，总是伴随着潜在的种族恐慌，特别是在中国成了美国的工业基地和债主的时候。但是，如果那些制造出快速时尚服饰和iPad的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让我们感到惧怕的话，如果众多的优秀亚裔学生让美国父母为他们那宽松的教育方式感到焦急的话，那对于处处听从父母安排的亚裔学生，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些亚裔学生真就那么令人惧怕吗？
今年早些时候，蔡美儿所着《虎妈的战歌》一书的出版激起了各种带有种族成见的歇斯底里之词。但是，在众多对该书的评论之中，没有任何一条认真地讨论过“亚裔美国人能否真的曾经主导过这个国家”的问题。假设亚裔学生在中学和大学的成绩和表现确实更好，那么亚裔美国人是否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同样的主导地位？我怀疑结果并非如此，而其原因也不难发现。我时常感到，如果我们真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敬畏惧怕的集体，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亚裔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过于谨慎的文化的产物，很轻易被那些更加自信的人所左右。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一群隐形人么？
“虎子”一代的崛起
几个月前，一个年轻人发给我一封电邮，他叫杰佛逊・毛，曾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现已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向我征求关于成为一名亚裔作家的建议。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我成绩优异，热爱文学并且想成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英语说得不好，我们至今仍无力买下我们在法拉盛租住的公寓。我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父母和社区感到自豪，我认为自己有艺术等方面的潜能，但有时，我感觉自己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儿子，就想成为作家这样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是不是太快了一点？也许再等一两代才比较恰当。”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我搭乘7号地铁到法拉盛的最后一站，那里所有的店面都挂着中文招牌，人行道上缓慢流动的人群带着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毛在缅街地铁站的入口处等着我，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越南菜馆。
毛，圆脸，戴一副长方形金属框眼镜。毕业后，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毛八岁的时候，全家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母亲是一名美甲师，父亲是助理理疗师。最近，毛经常搭乘从法拉盛到市区曼哈顿这段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为住在翠贝卡的一名史岱文森高中的一年级白人学生辅导功课。有时候，在这个亲切友好的年轻人面前，他感觉痛悔不已。如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年还是史岱文森高一新生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在功课上少花费一半的精力，会比现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高中，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录取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在参加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所有纽约市学生中，只有成绩排名在前3.7%的考生才能被录取。学校不会留出名额给贫困学生，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校友及特权群体加以照顾。学校的招生政策并不鼓励多元化或者是全面发展、个性这样模煳不清的观念。学校纯粹以成绩决定一切。其结果就是：亚裔人口在纽约市的比例为12.6%，而在这所高中却占到了72%。
今年，有569名亚裔学生凭借高分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除此之外，还包括179名白人，13名拉美裔，12名黑人。如此夸张的比例以及可能会对纽约不同种族智力水平的暗示，总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是，亚裔恰恰并不相信天分。他们相信，并已通过实践证明，任何人只要依靠不断的考试练习就能提高分数。在法拉盛以及贝赛，到处都可以找到“填鸭学校”或是各种小规模的补习学校，利用放学后、周末和暑假时间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学习数学不只是学习数学这么简单，”引用常春藤预备学校的一名老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举重。你在锻炼着你的数学二头肌。”毛更加直截了当的说：“学习不过是为了搞定考试。”
因此伴随着虎子们呈现上升的趋势，人们也在担心，和这些狂热的早早便抱有专业意向的亚裔孩子在一起，非亚裔孩子的教育经历会变得更加狭隘。詹尼・蔡，是同样竞争激烈的纽约公立学校亨特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曾被选为该年级主席，她清楚地记得，时常会听到有人说“学校里的亚裔太多了，他们会搞垮学校。”几年前，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中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她采访了公立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发现白人学生会以戒备的心态来看亚裔学生。（她引用了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音乐老师对亚裔学生优势的看法：“他们资质一般，但是得以录取的原因在于他们经过了辅导。”）2005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加州库珀蒂诺的一所高中的白人学生逃离的现象，事情起因于亚裔软件工程师的子女使得这所学校里的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即使平均成绩为B，也只能排在差生之列。
大学自有它的办法来校正这种失衡：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的计算，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亚裔申请者，他的SAT成绩必须比同他实力相当的白人申请者高出140分，才会获得同样的录取机会。仅仅因为自己和这些成功人士有着同样的亚裔面孔，而受到惩罚，这对于众多符合资格的亚裔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中上阶层的白人子女还可以借助比补习学校贵得多的私立精英学校和私人教师来帮助他们在教育体制中竞争。
毛的心中隐约升起不满
你可以像某些愤愤不平的亚裔美国人那样，认为问题仅仅是因为不平等产生的，并迫切要求推行不分种族的量化招生标准。1996年，加州选民表决通过了一项选民提议（/动议），要求废除公立大学中任何关于种族构成比例的规定。十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班中，亚洲学生占了46%。（如果加州的政策在常春藤联盟得到实施，）那么可以想见，联盟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很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亚裔学生数量大幅上升；而目前这个群体在联盟本科生中的占比只有17%。然而众所周知，常春藤联盟在招生时会考虑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他们的一些政策也无可厚非。毕竟，谁敢打包票说，拥有72%亚裔学生的哈佛大学，仍然能够为那些想来哈佛镀金的学子，提供含金量不变的精英桂冠。
大约当毛在史岱文森呆了一半日子时，他的心中开始隐约生起不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那一大群“没有姓名、没有个性的亚洲孩子”中的一分子，就像是“这地方的一个装饰品”。他一直心甘情愿地埋头苦读，向着当时史岱文森所有学生的目标——哈佛努力。然而升上高二没多久，他就开始怀疑，这条通往学业成功的征途，是否是惟一的、或者最好的道路。
“你总会忍不住觉得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他边吃着面前的一碗越南河粉（ phô，音“佛”，即河粉，为越南经典饮食之一），边解释道。“我们这些亚裔孩子在互相较着劲，而中西部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功课则少得多，可以参加车库乐队之类的活动，如果这些人本身相当聪明，在学校里学习也很用功的话……”
毛开始研究起史岱文森内部受种族影响的社会等级制度。史岱文森学生报今年做了一项校内调查，过半受调查者都声称他们的朋友和自己来自同一民族。他尤其关注大多数（居住在曼哈顿的）白人团体，这些人似乎可以在应付繁忙学业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大多数高中生电影的狗血情节是，漂亮的啦啦队长跟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而书呆子则被晾在一边，寂寞地独自打发时日。”他说，“但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书呆子将会统治世界，而肌肉男却只能在洗车场工作。”
“但是在史岱文森，情况完全不同：你只消看一下尖子生队伍，那些男生女生绝不仅仅是相貌出众、八面玲珑，他们获得优异的成绩，是校园剧的明星，并且在学生会选举拔得头筹。所有这些荣誉都集聚在顶端，就好像在为进入上流社会做训练。这让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很受震动。你会觉得努力学习很必要，但光这样是不够的。”
毛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认的等级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等级，可以解释通为什么别人能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那些东西——“一个高中生美少女”醒目地位列其中——而这个神秘的等级将会决定他的生活。“你会意识到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确实懂得不多，比如追求女生，或是按照特定路数行动。但这些事情对于某些人来说很自然，他们在郊区上学，父母都已融入当地文化。”我要求他举个具体的例子，于是他提起曾在圣诞节后去自己白人女友家造访的经历。“她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做菜，玩拼字游戏。”这一幕平常的美国郊区人家生活场景久久萦绕在毛的脑际：至少，就是在这里，所有“关于社会规范和礼仪”的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被代代相传。而这些东西没有哪个补习班会教给你。
在收到毛的邮件之前，我自己就曾觉得，我最多不过是被亚裔疏离感的最后余烬灼伤一点点而已。的确，如果考虑到亚洲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以及等等此类你能在纽约找到的成功亚裔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受追捧程度，似乎这种感觉注定将逐渐消失殆尽。然而这种疏离感现在却出现在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纽约人身上。或许说有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已经没有了疏离感，这确实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很大一部分亚裔身上，疏离感仍然存在并鲜活如昔。
在我们见面几周后，毛介绍我认识了他同样来自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在那里他的诗作曾获得过一项创意写作奖，赢得了18000美元的奖金。他花了一部分奖金到中国旅行，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和父母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唐人街。
“闭上你的嘴，照父母说的做”
朱还记得他在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的情景，低年级的辅导员会时不时地找他谈话。问他感觉还好吧？有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我正努力地适应这个地方，我没有特别开心，但我也没有感到沮丧郁闷。”但他的那些白人朋友也会对他说相同的话，他们会说，“丹，有时很难知道你在想什么”。
朱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是用矜持来概括他的举止性格是没错的。他说话时语调温和，脸部很少动作。他把自己的这些特质都归因于家庭的环境。他说，“在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用不着说话，你只需闭上嘴按照父母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
在史岱文森高中读书期间，他课余只和一个由亚洲人组成的圈子一起玩，这个圈子的朋友是按照乘哪条地铁线来分类的。但是当他到威廉姆斯以后，朱慢慢意识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这些新英格兰的白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微笑态度友善。“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友好的。”
他决定自己也应该多微笑。他说，“这是我必须主动学习的事情，就像当你做交易的时候，你把钱递过去——然后微笑一下。”他说自己已经有些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他说，“我试着彻底摆脱18年来中国式的教育。威廉姆斯的这四年对此有帮助，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他清楚父亲在工作中受到怎样的待遇，他父亲是一名IT经理。他说，“父亲是他办公室里最好的程序员，但因为他不能讲好英语，他就总是在晋升方面被忽视。”
虽然朱不仅英语流利，而且是威廉姆斯学院他所在班级中公认的最出色的诗人，但他仍然担心自己行为的其他方面可能招致父亲同样的待遇。他说，“我很高兴和你谈话，记住父亲的教训对将来的准备面试过程中的自我展示是有帮助的。”
在从学校毕业后那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不灵验了，这已经成为亚裔美籍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
他告诉我说，“我认为我想做的就是可以很擅长一些事情，这样社交的缺乏就不会影响到我。”朱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聪明、勤奋、资质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 但是他不太相信自己骨子里能感觉到在威廉姆斯学院碰到的人们的那种自在。他说，“这种感觉离我有好几代远。”
上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在还是伯克利大学一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曾到IBM 公司参加过一系列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一下洪的简历，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后来他没说一句话先站起来关上办公室的门。
他对洪说，“听着，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来到这个国家就是想让你们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怎么会说英语就背井离乡来读研究生院。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岗位，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 ，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它似乎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通过调查《财富》500强企业中的亚太裔美国雇员不难发现，80%的人声称名为美国公司并未将他们视为亚洲人，而是视为独立的个体。然而，只有51%的人承认亚裔在美国公司内担任要职，也仅仅只有55%的人承认他们的公司充分利用亚裔的天赋，并且赏识他们的见识。
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所导致。比如说，没有人敢断定身材高大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更擅长做领导。然而事实是，虽然身高超过1米83的男性在美国男性人口中只占15%，但他们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却占了58%。同样地，没有人会说亚裔不适合做领导。然而，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对同一个假设员工，相较于使用亚洲名字，当他使用白人名字时，受访者总是认定他更具有领导潜质。
可能问题的根源只能归咎于亚裔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正如艾琳指出，要想成为领导，你必须要有追随者。普华永道评价员工时，首先是依据他们完成指定工作的好坏来评判的。正如她所说，“你必须要踏踏实实工作。”公司要求员工通过努力使自己脱颖而出，这样那时他们才会成为“超级实干家”。然而，做领导和做普通员工所需的技能不同。“让你获得今天地位的技能未必会帮你达到下一个层次。” 多元化顾问简•玄说。她撰写了《打破“竹天花板”》一书。要想成为一名领导，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需要思考一个机构可以如何改进，也需要编织人际网络，进行自我提升以及坚持己见。要说任何一个亚裔人士都不大可能具备创造力或冒险精神，那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但是要说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注重分数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大可能造就许多乐于挑战权威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却是一种简单/显明的文化观察（即，并非歧视）。
萨奇•高安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职员之一。然而7年前，她意识到自己晋升的速度开始放慢。“我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加班，然而更多的努力并没有使我得以提升，”她说。就在这时，她参加了由“亚太裔领导人教育”机构（以后简称LEAP）举办的研讨会。
LEAP剖析了导致亚裔美国领导稀缺的复杂社会因素，并且设计了一些培训课程，旨在取悦亚裔同时教导他们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符合美国白人的期望。LEAP不断向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改变，同时还能学会新的技能，最终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所期望的能胜任的领导。
在给微软的1500名亚裔美籍雇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LEAP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锋山先生摆明了亚裔在职场中各种各样的困境。锋山先生对这些听众说，“有时候，人们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将这些偏见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做和我们有关系的决定时，他们依据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实。”锋山先生认为，责备这些不公正的看法是远远不够的。亚裔最终必须自己担负起改变这些偏见的责任。这才是最切实际而且最公正的做法。
有志担任领导的亚裔必须意识到“价值观、行为和看法之间的关系”。锋山先生举了个例子,谈到亚裔在开会时从不畅所欲言。“那么，假设我和你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注意到你什么也不说。于是我扪心自问，‘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发言。也许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那是一个不发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许是因为你甚至对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你认为不屑于这样的话题。’因为你从不在会上发言，于是我就会想，你要么是个哑巴，对此漠不关心，要么太傲慢。但事实也许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人教导你：领导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倾听。”
“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 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
高安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课程伊始，她做了这样一个练习：指导员让组员列出他们心中亚洲人的特点。学生们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顺，自制等。随后，指导员再要求列出他们眼中领导者所需的品质，从而让学生们注意到，两串清单几乎没有重合之处。
一开始，高安与其他参与者缺少共鸣——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给他们的亚洲人典型的价值观。“他们都念叨着什么’努力学习’，’成为医生或律师’诸如此类的话。我的爸妈可没有这样教育我。要是看到我太过拼命，他们会担心。”小时候，高安经常往返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她的父亲是三菱公司的一名经理，母亲则是一名钢琴家。高安早就在美国文化中如鱼得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镇定自若，充满自信。“但我们越是深入美国文化，从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深层的、最根本的价值观上时，我就越发现自己的成长教育具有亚洲特色。我的父母常说，‘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为何不常请他人帮忙。” 高安意识到，自己终归有些低调。她乐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却不计较获得多少称赞。她不愿意自吹自擂。
高安把对自我的新认识应用到她在IBM公司的工作中。如今，她学会了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自己。“我把我团队取得的成绩写在简历上。它们很有说服力。”她说道。
法学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便给他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来观察白人与亚洲人如何看待彼此。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做过几份书记员的工作。他也记得，在其他年轻律师中，等级关系怎样微妙地形成。他说：“在任何法律环境中，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亚洲人干苦力活特有天分。”随后他解释了中文“苦力”的意思。“这种怪异的自我选择让亚裔工人向世界上最苦的工作迁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则有自高自大的倾向。“白人有一种直觉，这点很重要——他们会给人留下印象，除非是举足轻重的工作，否则绝不染指：你就是一个发号施令者。这种自大却是亚洲人不曾学习的。我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懂得哪些规矩是可以违反的；如果违反了不该违反的规矩，那就玩完了。所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遵循一切规矩。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放低了自己的身段。真正的诀窍在于，要懂得哪些规矩不是为你而设。”
说到底，这是一种遵照着规矩来打破规矩的思路——规矩并非白纸黑字，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传承；这或许是我听过的“竹天花板”如何在实际中发挥功效的最好解释。LEAP似乎很容易让已经融入本地文化的亚洲工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与外表如何阻碍着自己更上一层楼。不过我不敢肯定，一次LEAP课程就足以让杰佛逊•毛或者丹尼尔•朱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尊重和成功。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也已在群体中根深蒂固，人们或许需要更基本的方法作为补救。
如果你错过了美国中学体育场里、更衣室内培养男性气概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如果你这辈子无法成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并在会议室和卧室称雄的强势男，那该怎么办？如果从没有人教你怎样同白人打招唿、如何让他们称心，那该怎么办？暂且抛开上述弱点不谈，如果你不再像移民那样屈尊于美国人口中的次要地位，而想在此时此刻融入美国人混杂的口味中，那该怎么办？
你该如何抛开18年的中式教育呢？
在耶鲁大学西利曼学院举办的一次茶会上，J•T•Tran对一屋子耶鲁本科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亚洲化：练习。Tran是一个把妹达人，化名亚洲花花公子（Asian Playboy）。他环游世界，开办把妹“训练营”，主要面向亚洲男学生，教授吸引异性的艺术。今天，他被亚-美学生联盟请到了耶鲁大学。
“恐惧是可以克服的。”
“恐惧是可以克服的，”对着房间里拥挤不堪的人群，Tran解释道。“许多家伙只是不懂得怎么展现自己的魅力。”Tran每周都会来到一座新城市调教一批新手，这些家伙要么长相出众，要么聪明过人，要么积极上进，但都不明白该怎么搞掂女人。他们的妈妈宁可将他们关在家里学习，也不肯放他们出去约会或者社交。现在Tran的公司ABCs of Attraction可提供补救性教育，包括三次讨论课，每次课四个小时，之后是指导下的夜间外出“实地演练”，在实地演练中，Tran、他的助手加雷斯•琼斯和高挑的金发“助阵女郎”萨拉会强迫他们接近女人。学费是1450美元。
“亚洲学生身上有一样我见得多了，我称之为亚洲扑克脸——面部表情僵化，一本正经的样子，”Tran说。“这种事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多少次？”他问大家。“你将来出去和你的白人朋友一起参加派对，他们会这样说——‘哥们，你生气了么？’”房间里顿时哄堂大笑。他解释说，这部分是心理在作祟。他回忆起一名自己曾经教过的韩裔美籍学生。该学生是一名非常敬业的中学老师，对自己教的孩子可谓无微不至。但这一切都是不动声色的。“Sarah试图帮助他，她这么鼓励着，‘来吧，笑一个，笑一个，’而他是这个样子……”说到这里，Tran模仿起那张紧绷得叫人难以忍受的脸强颜欢笑的样子。“他对笑完全没有经验，简直就做不到嘛。”不过，最终这名学生还是努力过关了，“他终于露出了笑容，那个时候，他的样子酷毙了。”
Tran接着又展示了一段亚裔美国男人的苦恼，在那些挤满克劳斯博士客厅的人里面，至少某些人的生活一定与之相关。他讲的故事是亚裔美国人在性市场的一大劣势，这劣势也正是他倾其一生要加以消除的。没错，就是与女人搭讪这回事，就是与白种女人搭讪这回事，就是吸引那些发色像正午太阳、眼眸像湛蓝大海的女人这回事，还有与她们做爱这回事。对于他网站上到处贴满了金发女郎的照片，他无意致歉。那就是他的喜好，他的主张，他卖的东西：追求你想要的任何人的勇气，以及能让你渴望的那个人也渴望你的技巧。白人小伙想干就干；他也打算做同样的事情。
不过，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他所传授的重点内容在于通过一次行为纠正课程，去教会他们当社交中的主角，而这主角是没人认为他们能做到的，由此就可以改变对亚洲男人的成见，这些成见源于他们的举止行为，而行为又源于抚养他们的家庭环境。正如他后来对我所说的，这是一项“通过把妹推动社会变迁”的计划。
Tran现身说法，他自己就曾是个典型的亚裔衰男。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社交无能，性事乏味。“如果得到B，我会遭打，”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波音和雷神公司干过航空工程师，但是公司内部政治不待见他。工作五年后，他所有白人同事都提拔到他上面去了。“我知道自己需要掌握社交力学，因为单靠努力工作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约会尝试同样是“一场惨败”。于是当时他求助于“诱惑社区”，该社区由活跃于互联网留言版如alt.seduction.fast上的一群男人组成。该组织先是称为“失败者支持组织”，后来变成了一项自我改善计划。魅力是你可以教会的吗？信心能简化为一个公式吗？它只取决于你的人生经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还是形成于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个组织的成员们开动起他们学计算机和工程的大脑，试图破解这个问题。他们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约会，并且交出来接受集体研究。他们在原始资料中搜索模式，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研究对那些体验加以过滤。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
过去的这个情人节，在纽约市ABCs of Attraction主办的周末训练营里，这个模型正被付诸实践。Tran和琼斯正在教他们的学生强势男的站姿（肩膀后仰，脖子完全抻直，腿立定比肩稍宽）。“如果你习惯了懒懒散散，那这对你来说会感觉很不自在，但这确实是对的，”琼斯说道。他们讲解了一个强势男的步态（别拖着步子；抬起的脚要完全离地；肩膀微微颤动）。他们确认了与“目标”的合适距离（稍微弯曲的一臂之长）。他们讲解了“得寸进尺把妹法”的重要性。（你必须碰触她。你决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他们讲授了潜交流的重要性：在只字未吐之前，你表达自己的方式。他们说明了语调的重要性。他们解释了何为语调。“你的声音要抑扬顿挫，才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变化。”
“小时候，从心理上说，我成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
这一切都是通过一系列练习达成的。在训练的第一天，琼斯说：“这会让人觉得完全是做作，但我需要你们最夸张地展现有生以来最傻X的笑容。”莎拉站在角落里，背对着她的学生——三个印度人（其中一个包着头巾），三个中国人，还有一个缅甸人。这些学生必须像个强势男一样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有力但又要温柔——接着将她扳过身，对着她灿烂地微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灿烂。之后拿起酒杯，作祝酒状。看着对方的眼睛并保持住；说话要大声，口齿要清晰。要毫无歉意地霸占整个空间。强势男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间位于市中心的简陋的小白屋里，Tran会在每个学生从地板上走过之前大声吼道：“人生乐事是什么？”然后，学生会用尽全身的力气，用最大声、最坚决的声音回答道：“击溃我的敌人，看到他们在我眼前消失，听到他们的女人在我床上悲叹！”
学生们在进行这样的语调训练时，会用许多不同的语气重复这样的话：“想做就做！”
“高兴地说！”琼斯大喊着。（想做就做！）伤心地说！（“想做就做！”但语调完全一样。）要悲伤地说！（“想做……就做。”）用你刚赢了500万的语气说！！（“想做就做！”）
“她努力帮助他。‘加油！微笑，微笑，他就像……”。说到这儿，Tran模仿着那幅紧张得无以复加的神色，还尽量装出快乐的样子。
拉吉是个26岁的印度处男。在进行语调训练时，他几乎无法变换自己的声音。但在星期天晚上，也就是训练营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在甘斯沃尔特旅馆注意到他走上前去与好几个女人搭讪，而且还和她们交谈了半小时。他没能做到在对话结束时索得电话或香吻，但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在我为写作本文而与之交谈的几十个亚裔美国人中，有许多是成功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或者是相貌英俊的社交领袖，还有的是铁石心肠、“厚颜无耻”、爱好冒险、会耍点街头智慧的企业家。当然，我们身边有的是这样的人——我需要将这一点指出来吗？他们在道德上并不比其他的亚洲人群更值得尊敬，但他们弄明白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詹姆斯•洪从IBM的面试官那里得到的关于“竹天花板”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为惠普工作了数年后，他决定自己创业。他在企业界最初的那些尝试都失败了，但他最后想到了一个简单但不算精良却有利可图的主意：做一个极具魅力的网站——hotornot.com。洪和他的合作创始人最终以200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将该网站出售。
在一定程度上，洪是将hotornot.com当作某种孵化器运营的，在他的员工中灌输忠诚服务于他的习惯。“我们过去习惯用伯克利的工程师——几乎都是亚洲人，他们有希望成为企业家，却被引导如何到大公司工作，”他说。“我们会训练他们如何冒险，如何自己经营企业。我记得曾经鼓励过一个员工去读《猎艳》这本书”——一本声名狼藉的把妹达人教程，“因为我觉得培养冒险精神对成为企业家有所帮助。”
如果“竹天花板”有被冲破的可能，那将和任何形式的行为同化没太大关系，而是因为冒险者的涌现和他们在颠覆亚裔迎合他人行为标准方面取得的成功。就像Youtube创始人史蒂夫•陈、或是吉他英雄（一款游戏）开发者凯•黄和查尔斯•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还有Zappos.c om创始人托尼•谢，他在2009年将这个网络零售鞋店卖给了亚马逊，赚了十个亿。谢是亚裔，身材矮小，少言寡语，缺乏明显的魅力。人们无法想象他能在一家美国公司获得提拔。但他已经证明了，貌不惊人的亚裔男子也可以成为令人钦佩的CEO，也可以成为最不可能的管理巨头。
谢没必要去迎合西方的行为举止标准，因为他在早年就已接受了西方的冒险价值观。长大后，他会在早上播放自己练习拉小提琴的录音（来蒙混过关），而不是真正的练习拉小提琴。他认为自己在哈佛大学经营比萨饼的经历比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知识都更重要。他的直觉会告诉他现实世界要求他做什么，他知道父母的教诲无法让他取得成功。
顺便说一下，要摆脱“竹天花板”，你不一定要成为硅谷强人。你还可以是像埃迪•黄那样的厨师，他的“包好吃”小餐馆（BaoHaus）位于下东区（译注：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犹太移民聚居地），出售美味的肉包子。黄在奥兰多长大，与绝对的虎妈和管教严格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小时候，从心理上说，我整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黑人小孩的影响，他们也知道一些关于体罚的事情。他是所在橄榄球队个子最矮的球员，但在七年级时教练给他取名叫MVP（意为“最有价值球员”）。“因为我球风凶悍，很是让对手头痛，在场上可以打防守截锋和右护锋两个位置。我会有这样的心态，‘你要认可我的能力，否则我会爆掉你。’”
“你对亚洲人会有很多看法。”
黄二十多岁的时候过得相当艰难，干什么事都老是会碰到“竹天花板”。在大学的时候，《奥兰多前哨报》编辑邀请他写一篇关于体育的报道。但是当他去编辑室时，编辑进来之后说，‘哦，不会吧。’他的意思是：‘你是亚裔，不能写这篇报道。’” 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课上，他写了一个关于售卖热狗、痴迷于自己的小阴茎的亚裔美国小贩的剧本，“编剧课老师是这么说的，‘我喜欢这个。你身上有伍迪•艾伦的影子。但是，你能让它带有犹太人特征吗？’” 随后，他从卡多佐法学院毕业，找了一份企业工作，在那里很多其他助手都会经常说，“你对亚洲人有很多看法。”
最终，黄决定开一家餐馆。售卖食物正是他父母希望他不要选择的谋生之路，在他退出律师这一行之后，他父母接连几个月没和他说话。但是，在黄的本能中，他就知道，在那个他父母希望他进入的职业世界，他是怎么都玩不转的。“我开始意识到，食品行业是亚裔在美国受尊敬的为数不多的行业之一，”他说道。“像戴维•常或者我这样的小伙儿，我们不在乎。在美国，年轻一代都是吃中国快餐长大的。他们尊重我们提供的食物。他们可能不会尊重任何别的东西，但是他们尊重我们提供的食物。”
黄没有尽力让自己为外界所接受，而是选择回到原来熟悉的地方。“我所学到的就是，美国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如果你能让你的文化商品化，那么你就是有价值的，”他说。“我不觉得会有人同意我所说的，或者支持我所做的，因为他们真正地想去喜爱亚洲人。他们他妈的喜欢我做的猪肉包子，而我没有把它搞砸。”
杰弗逊•毛长年累月地在公共图书馆读那些极少被常人所知的英文小说，他发现了文学中超验的奇特力量，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让自己超越世俗世界的等级制度。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寻求改变传统职业道路的许可，他要努力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不确定他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我所给的回答是特别矛盾的。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我也知道，那时的雄心壮志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和毛不一样，我当时并不是贫穷的第一代移民。我完成学业的时候对亚洲文化（在我家乡，很难看到）和白人礼仪及习俗一无所知。但是，跟毛一样，我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那时由于自我认同感而拒绝这两种文化。尽职尽责的教育需要通过不懈的练习而获得文凭/一纸证书，这在我看来是下流可耻的。而美国白人通过操纵民众乐观度而使自己确保优势地位，也是同样的道理。
相反，我开始想尽办法生活在两个极端之外。我想要知道詹姆斯•鲍德温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一种比王朝更持久的力量。” 任何比此更短见的看法都似乎是令人可耻的妥协。我将会成为一位精神贵族，因为自己在商业世界里各种中庸的任务前的无能而感到骄傲。谁能不去寻求物质满足。谁是自己的准则。
当然，这样是疯狂的。在新泽西郊区出生的亚洲移民后代，在罗格斯大学接受教育，是不可能自行其是的。唯一接近的办法就是拒绝被雇佣，因为这样就不会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使唤，并且这样也能节约开支，因为你不可能支付得起在新泽西市里凋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楼中工作，所以你偏心区分的意识就将会保留在贫穷之中，并将自己与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纪律剥离，因为这些正是那种将你与平庸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惯。那种平庸的生活会让你觉得比死亡更糟。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十分自豪地变化着自己的美国式生活（例如，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很有可能他们在很久之前就离我远去。学术似乎就是另一种死亡方式——但是再次，我的成绩记录非常糟糕。我来自一个中庸的文化环境。而对有些人来说，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只有超验或者坠入万丈深渊。
我那时候就坠入了万丈深渊。
所有这些都被好好保存了起来。没有人，没有任何理由意识到我的存在。然而，我自己也觉得无权要求获得这种认同。我当时知道这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于是我只能选择更加消沉。这个世界让这样的人消沉。它曾经也让我消沉。我有十年都是没有健康保险的。我连续八年挣的钱都没有超过一万两千美金。我刚成年的时候有三年都没有碰过女人一下。我也没有创作出一篇名着来。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回想起在这个城市遭遇到的其中一次最奇怪的对话。在某次聚会上，一位女士来到我跟前对我说，她之所以找我说话是受到了我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所鼓舞。她坦白说在读到那篇文章之前，从来没有想与我交谈的冲动，而且观望过整个房间中视野范围之内的人之后，她一直深信我只是一个不值得认识的无名小卒，以及一个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小人物。
但她在这点上却犯了错误，她告诉我说：她现在很清楚的认识到我具备丰富的情感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她并没有因为那个直白冒犯的判断失误而请求我的原谅。相反，她渴望知道的是：为什么我把她透过文章所看到的那个我隐藏的那么深？她向我袒露了自己深藏内心的苦楚：她从来都不漂亮，不久前她觉得，正因为如此她才得“加倍努力地去爱这个世界”。我为什么没有像她那样做呢？
一个醉酒的白人妇女道出了这些年来多少人喝得太少而没能鼓起勇气告诉我的事情。那是很多已经发生或者未能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所在。在学习了LEAP的培训课程并参观完亚裔美国人的花花公子训练营之后，我愈发理解这位和我境遇相同的女士。如果你是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人，那么你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就是你要付出别人两倍的努力来得到他人的关注。你可以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进行喋喋不休的抱怨，也可以参加这个培训课程。如果你是亚裔，还自命清高，那么没有人会尊重你，或者对你有兴趣，或者想知道这个有着一副挑衅的虚伪外表的人是不是值得他们去认识。他们只会将你归结为一个不值得花工夫去交往的人。
在回忆了那些无法让人接受的行为之后，若我努力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改正那些缺点呢？是不是也可以练出一个傻X一样的笑容，直至自然流露？是不是也可以加倍努力地去爱这个世界？
我发现了参加培训课程的魅力所在。但这不是我的选择。努力去达到别人的期望也许是融入他们的必然代价，但我不打算那么做。
通常我会认为我的骄傲/清高只是自欺欺人、自命不凡的扯淡，和艺术家们为弥补其贫困和无能而找的托辞一样。但有时却觉得它帮我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傲慢任性，还有我人生的真正意义。所以我是这么告诉毛的：我不会去加倍的热爱这个世界，我最终在乎的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去表达我执拗的个性。比起上天赋予任何一个新兴和迷人举止的奖励来说，我还是喜欢自己身上这股坚韧和不妥协的性格，而我也将承担随之而来的代价。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尽管我在成人早期一直就从那些不足中得到了很多教训，但我并没有承认它们。我自己没有问题，是所有其他人的问题，去你们的吧。
蔡美儿在结束了漫长疲惫的巡回售书活动之后回到了耶鲁大学，途中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她一开始就引用了一些将其称之为怪物的网络评论家的言论。那个时候，她已经练就了在公众批评的舆论下仍能进行自我展示的特殊能力。她在全美学校管理者联合会的年会上宣称：“我认为中国的父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有很多的途径。”
很多她对学生们说的话，以及书中所记录的对话，确实很多都集中体现了她的为母之道。但同样有趣的是她父母当初对她的教育方法。蔡美儿本身就是中国强力式教育的产物。《虎妈的战歌》中涵盖了很多父母对她的敦敦教诲，也是任何 LEAP学生耳熟能详的，她的母亲告诉她：“要谦虚，要低调，要朴素。决不能抱怨，也决不要找借口，”她的父亲教导她：“如果学校里发生什么看似不公平的事，你就得加倍努力，变得更加优秀，以此证明自己。”
在书中，蔡美儿描写了她对在进入学院之前一直在执业的公司法的厌恶之情，她在书中写道：“在公司的整整三年中，我总觉得自己像是在演戏，穿着西装的我显得是那么的滑稽。”这种叛逆甚至在她早年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犯罪分子的权利，当教授点到我名的时候我直接无视他。当然我也不会有任何疑问，也不会去质问什么；我只是想把教授所讲的一切都记下来并背下来。”
蔡美儿指出： 你可以讨厌这本书，但它至少没有驯顺的毛病
在耶鲁的全美学校管理者联合会上，蔡将她的成长经历与成年后的不悦联系起来。她告诉学生说：“我的父母不会在餐桌上谈论政治和哲学。”甚至在她逃离公司法，进入法学院后，她说：“我有些迷失，感觉不到那种激情。”最终，她因成为多本畅销外交政策书籍的作者和获奖老师而成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和当初准备公司法一样，她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获得法律奖学金。她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她回忆起在不断寻找一个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岗位时，就是无法做好面试，无法很好的表现自己。
换句话说，《战歌》提供了所有必须的资料来驳斥其代表的文化争辩。蔡的中式教育让她经历了精英教育，但却让她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现实世界。她丝毫不隐藏这一点。她说道，她已着手撰写自传，自传是“自供罪状式的”，结果即杂乱无序而矛盾的冲动，或挑衅，或自我批评。西方读者无视这个悖论，把蔡当做是亚裔的丑角。然而，《战歌》是纯粹的美国项目—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想去做的项目。蔡美儿：“即便你讨厌本书，本书不变的一点即不顺从。”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中国谚语，“锤敲露头钉”是日本谚语；而西方相关的谚语是“嘎吱响的轮子需润滑”。蔡美儿说出了她自己的故事，并遭到世人抨击。尽管她刚受完打击，却从不屈服。
在这种骄傲的反叛中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尽管她就亚裔的美国生活所引起的论战仍有值得质疑之处，我们仍然需要更多拥有同样反叛精神的人，他们愿意置自己于聚光灯下，制造一些噪音，殴打他人，引诱女人，犯错，成为企业家，不再顽固追求证明他们价值的官方凭证，不再认为那些废纸会确保人们的幸福，并且敢于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