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1980年，一对时尚青年男女在一艘小船上，听着音乐，享受二人世界。摄影·汤德胜
这是一个过渡和转型的年代，随着10年政治浩劫和经济封闭的结束，人们开始追逐开放和自由。物质上有了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文化上有了港台剧、海外剧，我们的精神偶像从此也不再仅是高高在上的模范和样板神像，而是“郭靖”、“黄蓉”，是费翔、杰克逊，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人们享受着久违的放纵和自由。
1986年，深圳外来打工妹宿舍外。 摄影·朱宪民
深圳，我将青春付给了你
即使再冷，也只能用凉水洗澡，男工们的一大乐趣就是听女工每天在冲凉房里发出的尖叫声，这是最初的打工生活。1979年，有了经济特区，也有了第一批背井离乡南下的打工者。
在蛇口工业区的摩天大楼的包围中，方成指着一栋4层楼的老楼房说，27年前这里是他打工的厂房，在旧楼的背后转两个弯，就是他的宿舍，近2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8张上下铺的单人铁床，粗糙的水泥墙壁上，贴着邓丽君、成龙的画像海报。
1982年5月的一个夜晚，方成给爸爸留下一张纸条：“父亲，我不在韶关工作了，我要去深圳。”3个月前，他在城里看到深圳招工的海报，80元的工资，比起当时韶关平均20多元的城镇职工工资高出不少，这让23岁的方成心动不已。
1979年，中央决定在毗邻港澳台的地方设立特区，吸引外资，并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子。因此，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幸运地成为首批经济特区，而深圳又因仅与香港一河之隔，自然成了四个特区中的老大哥，这个昔日的小渔村和众多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写。
等到父亲看到留下的纸条时，方成已经踏上南下的火车，先到广州然后再转汽车，足足开了5个多小时才赶到深圳，望着周围荒凉且裸露着黄土的山，方成的心凉了半截：这就是我要来的深圳？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深圳当时的荒凉还是超过想象。当天晚上，女工宿舍还传来阵阵哭声，第二天同方成一道来的20多人，有一半人选择了回家，但方成却决定留下—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里，到处都能感受到干劲和激情，每个工厂和工地都灯火通明，到处都是火热的景象。
但留下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厂里的条件极其简陋，每天他都要提着水桶，到水房提水冲凉，每天都有上百人的“长龙”在排队。晚上睡觉时，方成都要把木拖鞋放到枕头边，只要老鼠爬到蚊帐上，他就拿起拖鞋把它打下地。
刚来的一年，打工妹们都没有热水洗澡，每到冬天，即使再冷，大家也只能用凉水洗澡，男工人们的一大乐趣就是听“音乐会”—女工每天在冲凉房里都会发出尖叫声。在当时，有一种洗发水叫“茶麸”，是用茶籽渣熬制的，结成饼状。有的打工妹来到深圳，舍不得买几毛钱一袋的洗头膏，就用从家乡带来的“茶麸”洗头，用的时候，掰下来一块，放在水里煮开就行了。
工作也不轻松，厂里的主管都是香港人，他们对管理非常认真，哪个工人上厕所的次数多了或时间长了，都要被骂，更不用说偷懒了。不过，累归累，钱却没少挣，这个电子厂实行的是多劳多得的制度，只要超额完成任务，加班工资就是平常的1.5倍，后来又涨到2倍、3倍，这种与内地迥异的方式，效果出奇地好，方成与工友们每天都在争先恐后地加班。
在工厂订单大量增加后，方成经常加班到很晚，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或者天亮都是常事。当时加班加点地干活，在深圳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让方成吃惊的是，他们下班回宿舍，经常连路都找不到，原先的耕地杂草一下子没了，另一条新路就会出现。新路边，几天之内就可以平地起高楼。这便是让内地惊讶不已的“深圳速度”。
第一个月，方成工资80元，远远超过家里工作20多年的父母，一两年后，他每月竟能赚到700元，特区的条件也在一天天改善，因为临近香港，当时特区内开设了一些小卖部，里面有卖一些香港的免税商品。他们可以限量购买公仔面、果汁、午餐肉、进口香烟等内地见不到的“港货”。他们每月能保留30%的外汇，在工厂打工满一年后，就可以购买一样免税的大件商品。
第一年回家，方成买了一台22英寸的NEC彩电，这让他很风光，要知道在当时谁家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都会让邻居羡慕不已。接着是凤凰牌自行车、松下冰箱、三角牌电饭煲，基本上一年给家里带一件电器。
方成不满足于在流水线上当一辈子工人，有时间就会去学一些机器方面的知识，很快他就被调去机器组，由于工作努力，他很快就被提拔为技术骨干。在当时，工厂都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于是读书和学技术成了第一代打工仔和打工妹的最普遍的爱好。方成也经常到蛇口工业区的培训中心去学习当时刚兴起的电脑和机器自动化方面的知识。
1991年方成离开工厂。利用在工厂里积累下来的知识，第二年他在深圳自己做起了老板。这也是第一代深圳打工者最普遍的选择。随着深圳“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政策的颁布，以及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的激励，更多的工厂正在特区出现，“到深圳打工，窗外就是香港”也成了中国内地无数农村最时髦的口号。
金门国民党军队正准备用彩色汽球向大陆空飘宣传品。
“空飘”炮弹内装的宣传单。
台湾飘过来的明星片。
天上确实会掉馅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互相空飘“糖衣炮弹”，台湾飘来的是毛巾、肥皂、背心、尼龙丝袜、收音机和糯米饭。大陆飘去的则是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茶……
1983年夏天，林京还是一名小学生。
那时候正是暑假，林京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在村里玩耍。突然，不知是谁喊一声“天上有降落伞”，林京和小伙伴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很大的降落伞正从他们头上很矮的地方飞过，就快就撞到了自己家门前的大山。全村孩子拔腿就跑，那时候，林京连鞋子都没有穿就追降落伞去了。
跑了起码有30分钟，林京和伙伴们上山又下山，终于在山窝下的一棵大树找到了那个很大的气球，地上到处都是从气球中散落出来的收音机，饼干、糖果、药品，当然还有一大堆的宣传单。由于力气小，收音机他没有抢到，林京就抱了一大捆漂亮的宣传单回家。路上也有孩子在吃捡来的饼干，但大人们说饼干不能吃，有毒，所以他们就把饼干丢到路边去了。回家路上就遇到公安局和部队的人正往山里赶，遇到他们还说晚上要把捡回来的东西上缴。林京只有几百张彩色的宣传单，都是蒋经国的图像、一些不认识的女人头像，几年后他长大了，才知道那些打扮时髦的漂亮女孩宣传单中，有一个是邓丽君。
从公安局的叔叔那里，林京知道了那个从天而降的东西是空飘气球，不是降落伞。当时，主要是通过火药来控制气球爆炸的时间，然后气球里面的东西会随风飘洒到周围的地方，所以在气球降落的周围也还有不少火药碎片。
“空飘”只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用气球向大陆宣传攻心战的一种方式，一般在春季，东风起时。当时大陆和台湾双方每天都在“开炮”，不过这炮弹不是真的，一般是打些宣传品过去。大约双方的传单都说对方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等着解放之类的宣传攻心词。台湾来的“糖衣炮弹”，主要是日用品，如毛巾、肥皂、背心、尼龙丝袜，甚至还有收音机和糯米饭。大陆的“糖衣炮弹”，往往是土特产品，如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茶等。
当时，如果发现了“空飘”，必须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不得破坏现场，更不能私下传飘来的宣传品。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林京并不知道这些，看到身穿制服的公安来家里收缴物品时，他吓得浑身发抖。
不过最让林京难忘的，是村里隔壁的那个小男孩。有一次，这名男孩发现了“空飘”，并没有及时上报，而是急不可待地攀上挂着“空飘”的一株大松树，他抓住“空飘”往下拉，这时，一阵风刮过来，那“空飘”居然盈盈地往上升。如果此时男孩能放开双手就没事了，但他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好不容易来了个独吞的机会，他想到这气球带着不少能让他全家欢喜的东西，因此将整个身子挂了上去，企图凭身体的重量拉下它。
可惜气球渐渐离开地面，山风越来越大，气球带着男孩越飞越高，林京和地面上的乡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没有办法解救。第二天，人们在另一个公社的山头上发现了他，已穿过了几个公社几百公里的地盘。男孩早已僵硬，他身旁不远处是一只巨大的张开着的软软伏地的气球。
林京长大后，已经很少看到台湾飘来的气球，倒是时不时能听到台湾传过来的邓丽君的歌声。再后来，两岸达成台胞赴大陆探亲的协议，“空飘”也就消失了。
1988年，广东，一位母亲骑自行车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摄影·王文澜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计划生育，对现在的80后、90后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些让人模糊的计生标语，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桩桩惊心的记忆以及渗入骨髓的那种恐惧感。
我的家乡在豫东比较偏远的农村，就像全国各地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因为偏远而漏掉这个乡村。1984年，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候，走到哪里都是红彤彤的计生标语：“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少不更事的我，自然不懂什么是结扎、上环、流产，但却多次见识计生干部到村民家牵牛、揭瓦、拆房、打人。父母亲经常会在家里说老家的刘村李老幺房子被拆、牲口被牵、人被强制结扎了，西村张家的媳妇受不了计生干部的侮辱喝农药带着肚子里4个多月的孩子一起共赴黄泉了，王村的王哥媳妇怀孕7个月的小孩被引产了……哥哥也会经常用计生干部来吓我：再不听话，让计生干部来抓你！这样的恐吓果然是令行禁止。多次做噩梦，计生干部都是梦中的主角。
不过，就是在这么严厉的政策下，陈叔居然也成功地生养下四个子女：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陈叔比我父亲小十多岁，他们的关系不错，几十年的交情，一直维持到现在。他本来跟我父亲一起工作，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吃皇粮的，被人羡慕。然而，计划生育却让他栽了跟头。
陈叔是农村出来的，对生一个儿子的渴望，随着一个个女儿的降生变得越来越强烈。“黄哥黄嫂，看你家人多齐！要儿有儿，要女有女，老了有人养。过多少年你家坟头都有人给你们烧纸上供。”陈叔经常对比他大十多岁的父亲发出由衷的羡慕。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却让陈叔的生活每况愈下：二女儿降生，城镇户口没了；三女儿降生，家里被罚没得一贫如洗。
我们老家属于半沙漠地带，附近地区的村子，历来有流浪乞讨的风俗，快入冬就外出乞讨，来年春天返乡。听说陈婶怀上他们家老三的时候，一家人就是在流浪乞讨的队伍中躲躲藏藏的，但后来还是被抓住送回家乡要强制堕胎，只是由于陈婶即将临产，没有堕胎，两口子却被计生干部好一顿毒打。三女儿出生后，陈婶被前来罚款未遂的干部拖出来淋雨：“想生几个就生几个，你们是猪不是人！”北方春天的雨水，冰冷冰冷，陈婶的身体从此就垮了。
等到陈婶偷偷怀上幺子的时候，他们的房子早已经被拆，牲口、猪羊也被牵走了，一家人住在院子里搭的窝棚中。不知道他们夫妻用什么办法，躲过了计生干部一轮又一轮的检查，迎来了第四个孩子的降生。这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给夫妻俩带来了天大的狂喜。
不过，伴随幺子的降生，最不幸的事情也来了：陈婶患上了严重的产后风，陈叔一家已经赤贫赤贫、债台高筑，进不起医院，眼睁睁看着多年共患难的妻子奄奄一息，没几天就撒手人寰……陈叔只能既当爹又当娘地养活三个年幼的女儿和刚降生人世的儿子。
刚认识陈叔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样貌堂堂，在他们那个年代里，可是属于超级正点的英俊青年。但是，当陈叔第一次抱着幼子到我们家做客时，刚刚40出头的他，又黑又瘦，头发花白，皱纹也爬上了脸，活生生一个老头。陈叔总是长嘘短叹，父母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周围的人们生活基本都在改善，唯独他们家，一直都在挣扎维持。每年清明和过年，陈叔带着孩子去给陈婶上坟，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陈叔教子有方，四个儿女还算听话，人品也都还不错。如今陈叔的儿女都已经成家有了小孩，老去的陈叔跟着幺子，过着平静的依然清贫的老年农民的日子。
现在陈叔的四个子女，没一个人愿意生两胎。
香港录像片涌入的年代，在成都西安路一间茶铺，花5角钱就能看录像喝茶。
录像厅里的江湖
舶来品武侠、言情小说的流行，让国人从此有了不同于以往四大名著、革命小说的阅读快感，我们的精神偶像从此也不再仅是高高在上的模范和样板神像，而多了郭靖、黄蓉；而录像厅里的港台三级片，则是一代人性启蒙的开始。
金庸这个名字真正在大陆家喻户晓，是从1983年开始的。由香港TVB制作、翁美玲、黄日华主演的剧集《射雕英雄传》被引入大陆电视台，顿时引起轰动，武侠世界的侠义奇情、港剧流畅、快捷的叙事手段，都让人神往。《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和黄蓉，也让黄日华和翁美玲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红的电视明星，成为无数青年男女的“梦中情人”。
小时候，能跟文化生活扯上关系的，大概只有3件事：放电影、看大戏和听老人们讲古。放电影和看大戏的事情太稀罕，一年也轮不上几回。所以，日常的文化生活，主要还是听老人们讲古。虽然当中不乏关公战秦琼之类的谬误，我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第一冲击波来自于物质条件的改变。1980年代是一个物质条件颠覆文化生活的年代，从录音机到电视机再到录像机，各种新鲜的电子产品接二连三地涌现，不仅让肚子里塞满古老传奇的老人们下了岗，就连我们此前最钟爱的用自行车链条制成的火药枪等玩具也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
读小学的时候，隔壁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正热播《霍元甲》，尽管需要有人不时地爬到屋顶上去转动鱼骨天线，尽管眼睛需要与雪花坚持不懈地战斗才能分辨得清图像，我们一帮小伙伴还是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去观看，直到半年后家里陆续都有了电视机。
从此，早读课便有了新内容：模仿重现头天晚上的电视剧情，从《霍元甲》、《射雕英雄传》到《再向虎山行》，一路模仿下来，当然，主要是武打场面。你是霍元甲、我是俄国大力士、他是陈真，大家乱斗一气。或者，只要有人哼一句“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家就会将早读课变成电视主题曲的专场音乐会。在《射雕》中，早熟的男生有了第一个梦中情人——聪明调皮的黄蓉，女生则把憨厚的郭靖当成伴侣标准。
不过，相比男生们专看打打杀杀的电视剧，女生们则更偏爱录音机。当然，喜欢的也大都是当时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港台流行歌曲，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小城故事多》、《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橄榄树》之类。
在录音机、电视机之后，我们又很快接触到了另一件神奇的东西：录像机。相比电视节目的定时定点和电影影片可怜的选择空间，录像厅里丰富的节目内容、循环播放模式和相对低廉的价格简直让人着迷。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附近开出了第一家录像厅。记得录像厅开业初期，几乎天天都爆满，原本热闹的电影院门前立刻变得门可罗雀。
录像厅的面积不大，30多平米，正中是一台14或17寸的电视，里面摆着五六张条形凳，只能坐上二三十人，却经常挤进来100多人。无数人在抽烟，空气混浊，但所有人都聚精会神，无暇旁顾，一到影片高潮时，总是响起一片喝彩声。当时的票价是5角，后来录像厅多了，票价也涨到了一元。
每天，录像厅外的小白板，都会写着今天放映的影片名称，影片大都是香港的武侠片，比如《大醉侠》、《蛇形刁手》之类，虽然剧情简单，但每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多年后，由于竞争激烈，有门路的录像厅开始另辟蹊径，夜里12点之后，开始播放香港的三级片，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基本都是从录像厅开始的。
在那个禁锢初开的年代，“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刚刚建立，人们甚至能忍受因为录像长期播放而带来的雪花脸，遇到卡带，每个人都会耐心等待放映人将机器摆弄好，然后继续观看，印象中从未看到有人在录影厅里打架，即使有纠纷，也会自觉散场后到外面解决。因为图像出现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
伴随着新的文化传递介质的出现，各种新的思想观念再一次冲击着人们的心扉。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改变了过去“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的刻板印象，那些由流氓和罪犯组成的特工队，在打击德国鬼子的过程中，显示了一种西方生活方式的魅力。周润发在《上海滩》里塑造的“流氓”许文强，则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真汉子，一个在爱恨漩涡里浮沉且难以自拔的性情中人。
原来，“流氓”也可以这样的可敬可爱！于是，年轻人中间很快掀起了一股“流氓英雄”热，墨镜的流行便是一个标志，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喇叭裤和迪斯科。年轻人从装扮到身体上对传统的背叛，甚至成为了社会判别“流氓”的外在记号。
只可惜我那时候还小，“流氓潮”没赶上，却与随后的“流浪潮”不期而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三毛作词的《橄榄树》，由齐豫唱红了大江南北，“三毛热”更是高烧不退。《橄榄树》和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平生第一次生出了淡淡的乡愁，心里却早向往着如三毛一般“万水千山走遍”。
不过，作为男生，心中装得更多的还是江湖，即便是“流浪情结”，也主要是与闯荡江湖、快意恩仇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江湖”，金庸、古龙、梁羽生如日月和北斗，卧龙生、陈青云、柳残阳、温瑞安等众多星辰拱卫在旁。当时的“江湖”，血正热，剑正亮，几乎所有的男生，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武侠小说之余，心中都装着一个“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梦想。
记得最早看的一部武侠小说是《七剑下天山》，而刊载这部小说的《武林》杂志更是我们最为日思夜盼之物，那时看《武林》是最时尚的，只因这本杂志上有着国人从未看过的小说，它们要比之前我们只能接触到的四大名著和“保尔”这类的革命小说诱人多了。因为首开连载港台武侠小说的先河，《武林》还一度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无意间竟推动了武侠小说风靡全国，此后各种武侠书层出不穷，从金庸、古龙和梁羽生到许多不知名的作家，甚至还有许多“山寨版”金庸或古龙的书，当然这时也有了此前从未见过的黄色小说。
男生们在武侠小说中寻找自己的江湖梦，女生们则在琼瑶、三毛、亦舒等阿姨们的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里进行自己的爱情启蒙课。那时候，小卖店里最好卖的东西当数电池了，大部分女生不像男生那样在上课时间也敢偷偷地看小说，只能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边看边感动得流泪。到后来，老师都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第二天上课时看到哪个女生的眼睛发红甚至是发肿，就准能从她的书包里抄出琼瑶的小说来。
当然，学校对这些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总是持反对态度，总会进行各种检查，我们也发明了很多对策，比如为了躲避检查，有的同学会把课本封面撕掉，包在这些武侠书外面，假装学习瞒天过海。
不过，我们学生当时大都没什么零花钱去买这些书，大家更多的是去租，每本1角钱，看完再和同学借来的书交换。当时，如果谁买了一本武侠书或言情小说，一定会传过几个班级，甚至可以跨年级、跨校区。
记忆中，那时候的女生除了迷恋琼瑶，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备有两个精美的笔记本：一个用来抄流行歌曲的歌词，另一个用来抄席慕容等人的诗。于是，在《恋曲1990》的旋律中，我们低声吟诵着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作别了80年代。
1981年，穿喇叭裤、自带双卡收录机的西安青年在公共场所跳迪斯科，引来人们围观。
那时人物·张明敏
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
喇叭裤、太阳镜、卷发装扮了年轻人的外表，迪斯科和燕舞则是那个年代时尚男女内在的疯狂。
文·二牛
1984年春晚，首开港台明星登陆内地舞台的先河。当时身着中山装的张明敏登上舞台，用国语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唱到了观众的心坎里，歌曲因包含特有的亲情、乡情、祖国深情而广为传唱，这个香港二线歌星的声誉在内地因此歌达到顶峰。其时，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进行到紧张的第二阶段第8轮，“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的歌词，拨动了很多国人的情愫。张明敏之后，费翔等先后登陆内地，追星热由此兴起。
在中年李刚的记忆里，1985年的夏天对他来说格外重要。这一年，他顶替退休的母亲，进了一家国有企业，从一名中学生变成了劳动者。
工余的生活自然要比课余丰富。那时候，厂子的外头有座水泥小桥，傍着条河，景致不错。傍晚，总有男青工装模作样靠在桥栏上，抱着把“红棉”吉他。能不能弹响，响得好不好听无所谓，关键是姿势要美，要忧郁，要能吸引住路过的女青年。
李刚也按捺不住，掏钱买了一把，“红棉”牌。翻了几页吉他速成教材，他就扛着吉他，迫不及待地冲到桥头。但是“自卑”也马上跟来。李刚发现，自己与其他男青年还是有差距的，并不是弹奏的问题，而是行头。
当时，男青年大多留着齐脖的头发，还是那种带卷的、烫过的。身上穿的要么是花格的确良衬衫，要么是紧身T恤。再往下是包着屁股、绷着大腿，自膝盖以下逐渐张大的喇叭裤。最下边，是一般只有两种颜色可选的皮鞋（咖啡色或黑色），出奇的地方是鞋跟，高！大概能有4到6厘米，因此这些人个个亭亭玉立，也不用害怕被人笑话，反正大家都这样。
男式皮鞋，买来后一般还要加工——鞋跟的底部钉铁掌，钉上后再走路，鞋跟踏着水泥路面，会咔哒咔哒地响，然后喇叭裤的大裤脚便发挥了作用，整个脚面鞋面都给遮住了，显得如同在飘着似的。所谓凌波微步或是脚下生风，用来形容那时男青年的步态，是再合适不过了。
琢磨了一圈，李刚弄明白了，这才是立足此桥的标签。买！T恤和鞋是现成的，难搞的是大喇叭裤，虽然也能买到，不过懂时尚的人都不买或不会全靠买，因为嫌裤脚还不够大，形状还不够喇叭。他们都是找个裁缝店定做，或者让裁缝帮改裤脚。没有放不大的裤脚，只有不敢穿的喇叭裤。
接下来是卷头发。那个年代，烫头发也都是DIY。专门有种像电烙铁一样的电梳子，插上电梳齿就会发热发烫，然后自己对着镜子，就可以慢慢地做卷发了。于是，在略带焦臭的味道中，一个个波浪便出现了。比较讲究的还会找本《大众电影》，照着上面明星的样子，构思一个发型。最讲究的人，会到理发店，找师傅给烫头了。李刚备好这套行头后，一来二去跟桥头的时髦青工们打得火热，成了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算是入了“时尚界”。快乐的单身生活就此展开。
一年后，厂里的舞厅建好了，150平米的舞池，装上了彩色射灯。一到周末，李刚这一帮愣头青们，就会出现在这个舞池里。各类交谊舞是必跳的保留节目，中间一些时段，就会放上些节奏比较强劲的迪斯科舞曲，“我们相聚时候，没有烦恼忧愁，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迪斯科……”李刚记得，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常常是这首歌在舞池里流转。
迪斯科扭屁股晃腰的，很多人看不惯，年轻人心里都是想跳的，可是大多还是有点怕。女的就更怕了，一不小心就被人说成放荡。厂里舞池周围有那些大人和老人们常盯着，并自由。赶时髦的年轻人们，又开始寻找其它途径。
1987年，一则广告让人眼前一亮：一名衣着光鲜的小伙子，戴着耳机，手舞足蹈跳着强劲的节拍，嘴里唱着“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当时，百姓晚饭后的生活开始被港台剧占领。这些港台剧里，穿着套头蝙蝠衫，箍着个彩色头带的青年们，一般都扛着大大的四喇叭收录机，找个空旷的地方，播放强劲的迪斯科音乐，开始舞蹈。这股风潮也迅速席卷了内地。燕舞广告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瞄准这个市场契机，推出的。收录机也成了继电视机之后，最必备的家电。
时隔多年，已近40岁的李刚说起燕舞的这则电视广告来，依然记忆犹新，“就觉得那个燕舞小伙子舞姿特别棒，那个音乐也特别带劲。”当时不少年轻人就这么开始了自由的舞蹈，他们扛着“燕舞”或是别的什么牌子的收录机，先是走往某个角落，最后大胆地走上街头、广场，他们就这样开始大胆地舞动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或许就是如今“街舞”的雏形。
一箱用不完的肥皂
在1980年代的通胀中，排队抢购日用品是常见的情景。
自从我读中学以来，你可知我奶奶家有什么东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嘿，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请注意，我奶奶不是贪官，只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罢了。算了，还是告诉你答案吧—肥皂。
它们从哪里来的？—百货商店买来的。
为什么会用不完？—太多了，整整一大箱。
1980年代末，有那么一段时间，大人们嘴里总是挂着这也涨，那也涨。我奶奶一激动，就病急乱投医，抱了这么一大箱子肥皂回来了—既然物价飞涨，生活用品能囤就多囤点好了，放着慢慢用。
不过，那时洗衣服已经用洗衣粉了，肥皂只能洗手，半个月也不见少一块，耐用。久而久之再也没人惦记着这事，不就是一箱肥皂吗？
于是，我读中学时，我奶奶家的肥皂盒里是芙蓉牌肥皂；我大学毕业后，她还在用芙蓉牌肥皂；我工作N年后，回去一看，啊，这箱肥皂还没用完啊。
多年以后，在洗手时我女朋友终究还是发现了奶奶的秘密。这是什么？她捏起这个因为变色而显得深邃的光滑玩意，好奇地问，化石？
哈，只是一坨用了十五年的肥皂而已。
那时人物·迟志强
亲个嘴=耍流氓
1983年7月，80高龄的邓小平在北戴河避暑，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前去汇报全国各地日益增多的恶性犯罪事件。邓小平听完后十分严肃地说：“对于当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从重从快。”于是，从8月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开始了。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被单位保安、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却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1982年，当红歌星迟志强认识了一些高干子弟，与他们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还与2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1983年“严打”开始后，迟志强被南京市公安局以“流氓罪”拘捕,一时全国哗然。入狱后的迟志强先后出版《铁窗泪》、《十不该》、《钞票》等悔恨歌曲，以这种形象再次走红中国。
案例1
19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强奸未遂”。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结果被枪毙。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为“现行流氓罪”而被送往新疆。
案例2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在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中警察揪住他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的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的罪名前面加上了“反革命”三个字。
案例3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而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共安全专家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该小偷因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案例4
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案例5
1983年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女孩在自家院子里洗澡，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随即定为流氓罪被枪毙。
案例6
1983年“严打”期间，朱德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朱德的孙子是按照《刑法》第160条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的孩子一块儿被开除军籍并被枪毙。
1959年照相馆里的三姐妹，发式旗袍都有清丽之色。
1962年国庆，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摄影·张祖道
2009年，90后出生的模特和网店店主小洁。（本人提供）
60年·外在美难掩春色
文·一贰
我从大学开始留头发，是想梳两条像我妈年轻时一样溜光水滑的辫子。实际上这样的时候很少，反倒她拖着辫子欢笑的样子，是我以为的人生最快乐时光。后来我藏起了她一张照片，像是要替她收藏起青春。
妈有台凤凰牌缝纫机，那是她的宝，全家所有的衣服都由她俩一起出品。全国人民沉浸在深蓝军绿的时候，我还小，我都记得我妈用它轧出来的衣服，各种颜色，碎花，青果领等等。
人说服装作为时代侧写，是社会进程无言的见证，而妈是我记忆里最早的模特，她不着声色地缝制着每个年代的流行，并偷偷进行着个人创新。有了我之后，我颠颠地傍着，一起参与进这个可以感受身心自由的经历里。
她老了，我生了个女儿，是90后。她可丝毫不留恋过去，长发随时剪短、烫花、拉直，衣服更不用说了，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一去不返了，多元和独特是她的基调，在她眼里压根没有“过时的衣服”一说，只要你会搭配，时尚简直唾手可得。
